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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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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土地情

饶云华

直到今天,已经93岁的母亲,仍在耕种着一份登记在她名下的菜地。

她常说,这是她的最后一块田地了,趁还动得,要好好地服侍。我们做儿女的也知道,只要她一息尚存,就没法阻止她走向菜地的蹒跚步履。

20多年前,我们曾尝试过让她放弃责任田。为此想尽了办法,找尽了理由,动用过亲戚,拜托过邻居,劝过,吵过,用丢人现眼之类的理由要挟过。但都不管用。逼急了,她就耍横说,这是共产党分给我的,谁也别想着拿走,除非我死!

照理,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很好说话。唯独在田地问题上,却非常地固执和不可理喻。

随她吧。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劝我们。理由是,她们这代人,劳动惯了,闲不住,怕闲出病。

随她吧。我们也无可奈何地这样劝自己。理由是,她总有抬不起锄头的那一天。

这样一晃,母亲就过了八十岁生日。后来母亲打摆子,大病了一场。出院后,先不回家,忙着下地,然后就是大发雷霆,把儿女们一通乱骂。原来是地里的杂草比苞谷苗还高了。后来我们四兄妹赶紧下地,铲了草松了苗,才算了事。只是从此以后,母亲的身体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尽管还能下地,但地越挖越浅,背篮里的东西也越背越少,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妻子不忍心,劝我代劳,至少也要帮一把。我说不。一来,工作忙。二来,的确闲软了,干不了农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母亲自找的,就随她折腾好了。

后来,母亲开始请工。还示威似地说,我做不了大工,总还可以做小工嘛。

母亲口中的大工,就是犁地碎垡;小工,即开墒打塘点种以及之后的中耕管理和采摘收贮。幸亏种的都是苞谷、豆类、瓜蔬等懒庄稼。只是母亲不懒,一年四季总在田间地头侍弄,所以庄稼出奇地好。于是,在众人的啧啧赞叹中,母亲更加得意,更加有了下地干活的借口,还有了自夸的底气。有时吃着饭,也会忍不住问孙子,这青蚕豆还行不?或者说,这嫩苞谷,没用化肥,是不是比买来的好吃……孙子当然是频频点头,说好吃,老奶亲自种的原生态,太好吃了!其实孙子回答时,她并不望孙子,而是望向我们。我和妻子赶紧堆出笑脸,说当然好吃了,没施化肥嘛!这是母亲想要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做儿孙的,没有理由不顺从。而且说实话,的确好吃。只是吃得有些心虚,总有一种愧疚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好在到了2009年,扩城强县,我们村成了城中村。征地时,工作组最怕的,就是像我母亲这样视田地如生命的老人。我们是双职工,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觉悟没得说。何况,把母亲的责任田交出去,正是我们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事。为此,我们胳膊肘往外拐,积极配合工作组,制定了好几个方案,目的,就是虎口夺食,把母亲的那一份责任田拿了。

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方案还没用完,母亲就爽快地签字画押了。母亲的原话是:地是共产党分的。现在国家建设需要,要拿回去,还给我补偿,没啥说的,这字应该签!

这是我母亲吗?是我那个在土地上锱铢必较寸土不让的母亲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把母亲看透。

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母亲近似偏执的这份土地情结,竟然可以追溯到解放前的爷爷身上。

爷爷是个木匠,而且是一个能在家俱上绘画雕花的细木匠,有做不完的家俱活。奶奶裹得一双小脚,俗称“三寸金莲”,下不了地,只能做家务,有时也到富户家帮工。他们育有三女,母亲排行老大。

爷爷的最大心愿,就是想靠自己的手艺,置一块田地,传给我母亲。因为这个缘故,母亲比两个姨妈幸运,没有经历过裹小脚的痛苦。

旧社会,大脚女人能下田。但同时,也难于婚嫁。何况,作为长女的母亲肩负着开门立户续香火的重任,只能招婿上门。对此,爷爷也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从关姓人家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父亲),还供他读书。条件是,改名换姓,成年后与我母亲圆房结婚。

但最终,爷爷还是没有攒够置办田地的钱。因为生不逢时,先是军阀混战,接着小日本入侵,偏居一隅的云南虽然是大后方,但也深受其害民不聊生。所以爷爷攒钱的速度远远低于物价飞涨的速度。但爷爷还是不屈不挠,一直攒攒攒。

1944年,大姐出生。1946年,爷爷接了邻县一个大活,工钱是“一两雕花一两银”。据说是赚得太多,被土匪盯上了,所以路上遭劫,死于非命。

爷爷死后,置田买地也就成了泡影。但母亲不甘心。先是托人为父亲找了一份省政府的差事,做文抄。自己则加入了长途贩运的行列。好在家里还有两个未出嫁的姨妈帮衬,所以母亲没有后顾之忧,心心念念想的,就是攒钱置地,当一个地主。

直到云南和平解放,父母合力,也没有攒够置地的钱。

是土地改革,才圆了母亲的土地梦。拥有土地后,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上省城找父亲回家。是时,父亲已经接受整编,另有安排。但经不住母亲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只能卷铺盖回家,和母亲一道躬耕田亩,分担快乐。

慢慢地母亲才发现,父亲并不快乐。好在父亲有文化,不久后就当上了村上的会计,后来是加工站的会计,一干就是终生。晚年的母亲常常对我们感叹,说,你爹要是像我一样地热爱田地,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了……

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父亲死于脑溢血。但与田地无关,与好吃懒动有关。

母亲,连同分到的那一份田地,后来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有过吃饱饭的日子,也有过饿肚子的日子。印象中,母亲最常念叨的一段话,就是“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之类。”事实证明,困难时期的生活就该这样打理。如若不然,父母挣再多的工分,也养不活我奶奶和五个儿女。更何况,还要供我大姐读大学,供我们四兄妹读小学以及后来的初中。

我们四兄妹几乎是挤在1960年前后出生的。我排行老三,所以没有互助组、合作社的印象。但我见过几张母亲的奖状,积极分子劳动能手之类的。据说,“老积极”这个外号,就是母亲在那个时候挣来的。

我的记忆从生产队起,在我读小学和初中期间。那时候,母亲最唠叨,经常抱怨,尤其是在我们做作业的时候。说某某铲地松苗时偷奸耍滑,玩“猫盖屎”。说某某薅秧不认真,草没拔净。说某某插秧大簇小簇的不匀均……大哥读初中,是个半劳力,也要经常参加队里的劳动,所以有资格回嘴,就说:又不是你家的田地,哪来那么多闲心操?母亲急了,教训说,哪里不是我家的了?你们一个二个的都给我记着,生产队的田地里,就有我家的那一份,是合作化时入进去的!

大哥想想也对,只好说,反正你不是队委会,就不要瞎吃萝卜淡操心了,得罪人!

1982年,土地“包产到户”,母亲终于有机会掌握了一份责任田。在她的带领下,大哥及弟妹起早贪黑,第一年就开门红,卖了母亲这一生中最多的余粮,然后建了三间大瓦房。之后,日子逐年好转,大哥娶了媳妇。小弟也娶了媳妇。小妹出嫁后,父母决定分家。

分家时,母亲主动提出跟我过。事后我才知道,跟我过有母亲的小算盘。因为我和妻子有工作,没田地。这样的话,她带过来的那份田就是她说了算。

事实也证明,母亲的田地,一直都是她说了算。耕种到今天的这块菜地,也是她说了算,否则,早被我们交回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进退两难。帮吧,有些不情愿;不帮吧,于心不忍。但我们心里明白,即便我们袖手旁观,她也能腰躬气喘颤颤巍巍地用她的那把小挖锄,这里松个塘,那里挖个坑,然后就雨水点种,或者趁我们上班时从家里提自来水浇灌。总之,她不会停歇,也不可能停歇。我甚至于还可以预见,假如有一天母亲百年归终,很有可能不在病塌,而是在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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