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虫 祭 奠

李光彪

寄生虫一样在云南山箐旮旯里长大的我，童年不知捕捉过多少虫子。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曾经是我童年的玩物，猎取的肉食。正是那些亲密无间的虫子，伴我在乡村田野上那片灿烂的天空下，给予我快乐，喂养我成长，让我度过了天真无邪的童年。

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童年的我为什么那么饿？不论吃多少食物进去，肚子像只装不满的大口袋，几乎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经常为“吃”的事奔波发愁。

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童年的我为什么那么馋？不知捕捉过多少虫子，残食过自然界中多少小精灵的生命。可“吃长饭”的我，由于一年半载见不到肉，个子总是那么矮，像那些石头山上的树，长得特别慢，经常令母亲发愁。

那时的乡村，孩子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己的“发明创造”。那些常见的小动物，就是我们乡村孩子最好的玩物。我是从穿开裆裤的幼年开始认识那些虫子的。母亲下田干活回家，把曲卷折叠的衣袖、裤脚打开，有时会拿出活跳跳的一些小虫。然后用一根线拴住让我牵着玩耍。那些小虫忽而在地上爬，忽而在空中飞舞，飞不了多远，又被我扯了回来。被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一只只小虫，有时不小心被鸡叼走，我就会“哇”一声嚎啕大哭，追着鸡群驱赶老远。

每年夏天插秧季节，放水泡田时，通过牛犁耙过的水田里，有一种像蟋蟀的“小土狗”，家园被淹没，走投无路，就会浮在水面，惊慌失措爬上田埂，最后还是难逃一劫，落入我的手里。不久，秧苗逐渐返青，水稻田里蛙声如潮，有一种黑黝黝名叫“水母鸡”的小虫，也随之诞生。它们忽而在稻田里扎猛子，忽而爬上稻苗玩耍。穿梭在田埂间的我一旦发现目标，迅速脱下鞋子，挽起裤管下田，那种长着翅膀水陆两栖的“水母鸡”，就一只只被我抓捕。拿回家，我把“水母鸡”放在地上，扮演着教练的角色，用吆鸡棍指挥着它们，不停的展开接力赛跑，乐趣无穷。最后，“水母鸡”变成了我微不足道的“肉食”。

逐渐长大以后，我尾随着“娃娃头子”，身影经常在田野上游动着，一边找猪草，一边捕捉那些既可以玩，又可以当肉吃的小虫，不断历练捕食成长的本领。每年春暖花开，田野上的庄稼和杂草摇头晃脑疯长，那些寄生在绿油油的草丛中的蚂蚱，也开会似的粘在嫩生生的草尖上，窃窃私语。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手拿枝条，一边弹打露珠，一边驱赶蚂蚱，受惊的蚂蚱又飞又跳，四处逃窜，手疾眼快的我瞄准目标，悄悄潜伏着扑过去，那些名叫“老跳神”、“大绿头”、“小铁头”、“油葫芦”的蚂蚱，就一只只捉到手，放进蚂蚱笼子，拿回家，用热水一烫，摘去翅膀，下油锅煎炸，就成了我日思夜想的肉。

秋收，我常跟着母亲去看村里的妇女们开镰割谷，那些蚂蚱并不知道它们的家园就要随着稻谷的割除而消失。在“嚓嚓嚓”的割谷声中，受惊的蚂蚱“噗嗤噗嗤”不断向前忽而飞起，忽而落下，仿佛是在进行跳远比赛，不断追逐着逐渐倒下的稻谷秆向前“搬家”，一直被驱赶到田头。稻谷即将全部割完，蚂蚱很快无家可归，早已在田那头撒下天罗地网的我，将那些各种各样、七大八小的蚂蚱一网打尽，又是一次“大丰收”。拿回家，至少能添一碗菜，让全家人尝到“肉味”。

捕虫是乡村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每年夏天，有一种叫“松毛虫”的蝗虫，蚕豆般大，黄色的，有点像金龟子，更像萤火虫，白天无影无踪，夜幕降临时，就会在菜园边的柿子树和“塔枝树”上“嗡嗡”出动，果子似的爬满枝头，我们悄悄拿上家里的手电筒，像群猴子一个个往上爬。看见亮光，“松毛虫”就停止活动，静静的扒在枝叶上，随便一伸手，一次就能抓到两三只，塞进葫芦里拿回家用开水烫死，摘去翅膀、脚手，清洗之后，下油锅煎炸，同样是满口香的“肉”。

在我的眼里，蝉是最精明的虫之一。它们站在树的枝头，像那些歌喉清脆的彝家民歌手，唱响田野，唱响乡村，此起彼落的蝉鸣声似在举行一场山歌大赛。蝉的歌谣赛很长，似乎是在打擂台，很难分出胜负，几乎每年一直都要从夏天咏唱到秋天。技高一筹的我们顺着蝉的鸣唱声悄悄靠近，才发现那些蝉就像热恋中的一对对情人，如胶似漆，缠缠绵绵，神不知鬼不觉就成了我们手中的俘虏。“棒打鸳鸯”的我们把捕捉到的蝉拿回家，玩啊玩，直到听不到它们的歌声，才喂鸡，或是烧吃，各得其所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

每年雨季，盛产蘑菇、鸡枞的时候，几天阴雨连绵之后，村庄周围的大路边、田地埂上，那些“鸡枞窝”里由蛹变成蛾的“飞蚂蚁”就会破土而出，雪花一样满天飞舞。此刻，那些鸟也从天而降，如蝙蝠扑食蚊虫，此起彼落，纷纷捕食蚂蚁。那些到处刨食的鸡，也不甘示弱，蜂拥而上，不停追啄蚂蚁。我们光着脚板，朝着蚂蚁冉冉飞起的方向跑去，与鸟和鸡展开了一场觅食大战。每人占领一个洞口，蚂蚁刚爬出洞穴，扇着翅膀欲腾空高飞，就落入了我们守株待兔的掌心，随接放进瓶子。插翅难飞蚂蚁拿回家，用油煎炸，又是香喷喷的干巴味。

秋天的山野，还有很多马蜂，那种马蜂特别大，经常把巢筑在枝叶茂盛的大树上，我们叫它“葫芦包”。找“葫芦包”需要技巧，一般都在早晨太阳刚出时和黄昏太阳即将落山时，马蜂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有秩序的排成队，来来往往飞行，很容易暴露目标。眼尖的我们顺着马蜂飞落的线路不断搜寻，通过反复几次侦察，历尽艰辛才能找到马蜂的窝。谁找到“葫芦包”,都是个秘密，从不在别人面前露半点蛛丝马迹，一直暗地里盯梢着，让它养在树上，直到“七月葫芦八月烧”蜂蛹成熟的时候才下手。由于马蜂会蜇人，毒性很大，叮咬过度，会全身红肿致人散命，很多人即使看见“葫芦包”也望而生畏，生怕为口伤身。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好几次去烧“葫芦包”时，不知道马蜂巢有几个进出口，随时都有精兵强将的马蜂在站岗放哨。警惕性较高的马蜂听见我们说话，看见火光，就会朝我们几个入侵者发起攻击，穷追不舍蜇人，我们只好败下阵来，逃之夭夭，重新密谋，组织第二次进攻。吃一堑长一智的我们，早早地提前几天准备好足够的松明火把，趁着天黑，几个小伙伴全副武装，吆喝着进山，卷土重来。到达后，分工合作，有的爬树，有的点火，熊熊燃烧的火把直插“葫芦包”。片刻，倾巢出动的马蜂如飞蛾扑火全军覆灭，迅速摘下“葫芦包”，放进口袋，匆匆扑灭遗火后，我们如打了一场胜仗返回家，把蜂巢饼里那些婴儿般熟睡的蜂蛹一个个抠出来，用热水一烫，晾晒半干，要么平分秋色，要么有福同享打牙祭，总是能滋补我们的肠胃，让好久没有肉吃的我们解解馋。

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要上山砍柴、敲“树疙瘩”。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扛着斧头，背着篮筐，像群麻雀叽叽喳喳上山，穿梭在山林中，寻找那些上半身早已被砍伐好久，剩下孤零零逐渐腐朽的“树骨桩。”我们手握斧头，甩开膀子轮换着斧头不断敲砍，木渣在四处飞舞，斧头敲击“疙瘩”的声音响彻山谷。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树骨桩”被全部砍倒破开，土蚕大的柴虫就滚落在地，捡起来，装进衣袋，拿回家烧吃，也不亚于马蜂，满嘴都冒油。

走过捕虫捉虫的童年，长大成人的我如一只飞离乡村的虫子，栖居在楼房鳞次栉比、树草稀少的城市，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二十多年来，我搬过好几次家，无论住在哪里，最常见的是苍蝇蚊子，那些如我童年小伙伴一样亲密的虫子几乎很难见到。有时去菜市场买菜，想不到有人把捕捉到的蚂蚱、马蜂拿来卖，买点回家煎炒下酒，一不小心就贪杯喝醉。偶尔去餐馆，也能吃到蚂蚱、马蜂、竹虫做成的山珍野味菜肴，让我无数次品尝到了乡村的虫草的芳香。

步入中年的我茶余饭后，喜欢和妻子去龙川江畔散步，经常看见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手拿工具在草地上如饥似渴的追捕蜻蜓，却又经常摔跤，经常扑空。与这些孩子相比，我的童年是多么的幸福。返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只只“水母鸡”不停地飞向太阳一样的街灯，被撞得晕头转向摔落在地，不停地垂死挣扎，我弯下腰随手给它们翻个身，“水母鸡”又腾空飞走了。可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我又见到几只误把城市昼夜当作白天的“水母鸡”，撞死在街灯下，被行人踩踏成贴在地上的标本，一种痛失亲人的悲伤油然而生。

居住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在这个莺飞草长的季节，两鬓染霜的我写下这些记忆里有关捕虫食虫的文字，既是对那些虫子的鸣谢和感恩，也是对那些虫子的道歉与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