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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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国家也许是人类最伟大的虚构，从此不同族群的人心甘情愿地聚合在相同的国情下，或者同一种族的人被无可奈何地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政体里。朱自清先生说年轻的时候想成为世界人，年老之时却想要归属祖国。世界上有194个独立国家，有能力的人可以选择加入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国籍，但祖国在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它包含了国人对主权、山河、文化和骨肉同胞的深沉情感。张维为教授在演讲时表达中国人一出国就爱国，讲述了许多生动事例。我们面对多种选择、无法判断内心纷乱的情感时，有时就仰望先贤哲人，期望他们说出解决自己迷茫和困惑的答案。据说，爱国是种本能，因为祖国是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文，犹如母亲，生无所依的人民对祖国存有类似母子般依赖的情感。人一出生就如同榕树扎根家乡，不断吸收生养之地的人文风情作为成长养分。可是如果国家仅是土地和人文，那人们为什么会关心远在千里而又互不认识、不同风俗世情的国人，甚至为他们的不幸潸然泪下，慷慨解囊？难道自己和身边亲人们就没有烦恼痛苦了，把多余的情感闲置在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身上？为什么山水相连、饮食相同的另一个国度的邻居会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因为局势变化而态度忽冷忽热？为什么横跨5个时区的人民会因为天安门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而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我以前天真地认为人与国家的关系类似丢球入筐，与生俱来的国籍，可以因为某种机缘被轻松转投他处。年岁愈长，对祖国的认识愈加复杂深刻，也许离开一段距离，作为异乡人或他者，能够更全面理性地认识我的祖国。
大巴平稳地穿过新泽西州、马德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草坪连绵铺陈，更像是望不到边的绿海，再美的风景看的时间过久也会令人心生倦意，我把头靠在玻璃车窗上，想等待睡意袭来打个盹，却迟迟未能如愿，头顶上澄澈晶蓝的天空让我想起了拥有同样颜色天空的家乡。家乡的公路两旁没有如此奢华的大绿毯，有的是块状的农田和黑荆树、黄槐、凤凰树、蓝桉等杂乱的灌木和乔木，再远处或许有黛色、青灰色、淡蓝色的连绵山脉和陡峭山壁。我以游客的身份穿行在北美东部城市，静默而仔细地打量陌生世界，心里不时涌上惊叹、赞赏、敬佩和羡慕的情绪，没有向往和留恋。有位在洛杉矶学国际贸易的游伴对我说，如果我再年轻五岁，没有小孩，我就会想方设法地留在这里。我微微笑了笑，想起纽约的士黑人司机递给我一张类似草纸的粗糙纸张，示意我擦擦脸。他的举动客气而善意，但冷淡表情和漫不经心的手势表达着微妙的不加掩饰的优越感。游伴想获得我的赞同，追问我，你呢？我只得老实说，我是云南人，家乡宝，哪里也不想去。再说我也没有留在异乡的本事。她来自浙江，听了我的回答，似乎很不满意，云南那么落后——她看到我变得冰冷的脸，急刹车似的闭紧嘴，不再与我交谈。祖国和家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如果在国内谈论云南的落后偏僻，我并不会如此敏感，这是事实，没必要争辩。可在异国他乡，这样的说词让我感到难堪。我们和他们的确存在差距，祖国和他国，家乡和他乡，但是爱，似乎和贫富强弱无关，我只是不再喜欢面对不知名字的青山和不知道背后故事的新面孔。
十七岁的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挤上臭烘烘的中巴车，颠簸摇晃一天才到达无处不飞花的昆明城，城市大到走得脚疼。街头小巷并没有我期望的尊贵气味，反而更像是放大了的小街，巷道幽深潮湿，像年老皮肤的皱褶。巷道各家门前摆放着蜂窝煤炉子，青烟如同翻倒灰色油漆桶泄露的颜料从黢黑的墙角延伸到湛蓝的天空，半空中布满蛛网般的电线，更低一点是晾晒的衣物，坐了一整天的车感觉仍在小街上晃荡。只有进入校园才感到清风从四面吹来，撩得年轻的心蠢蠢欲动。四年里我不喜欢去街上乱逛，主要因为穷，站在琳琅满目的货摊前，只能徒增尴尬和不平。我缩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找到了真正的乐趣，文学给沉闷枯燥的学生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借着这随意开启的窗户窥看外面的世界，或者更古老的生活方式，感受一大群和自己一样贫穷困顿的人物的相同情感。你怕鬼吗？你相信上帝吗？你相信命运吗？我和同学们一样有着稀奇古怪的问题不敢问老师，我们心里明白老师给出的答案并不能让我们信服。我只能睁大迷茫的双眼，伸出手臂在黑暗的内心世界里摸索着寻找光亮，这是段漫长痛苦的成长过程。
“我最后就想去北京。”爸爸坐在东方明珠塔的旋转餐厅里勉强吞下一只奥地利蜗牛肉，那是我搛给他的。77岁的老爸爸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固守着退休以前对社会的认知，我带他四处旅行时，能看到他被社会远远抛弃的深深落寞。他想抢着付账，却不会电子支付；他爬不动楼梯，却在流动电梯前不知所措；他不会使用导航，想找“诚实的面容”问路，却始终无法确认和开口。曾经引以为傲的社会、工作、生活经验在全新的时代面前泡了汤，点点滴滴，几乎成了受人嘲讽的笑料。“外公，北京不好玩，我去过。”9岁的儿子放下手机劝说固执的外公。“我又不是为了玩的。北京对我意义不同。”老爸爸委屈地瞪着我。我不为所动地切割着新西兰雪花牛排，喝口德国啤酒。爸爸的身体还行，只是在心脏血管里放了3个支架，过去十多年，突如其来的发病毫无规律，虽然每次都有惊无险，但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活、工作规律。我知道北京对每个老共产党员的意义，尤其是在解放前出生的老前辈们，正是这样，我才不能冒险带他去北京。妈妈不愿我为难，安慰爸爸说：“你都跑遍大半个中国了，不用去了。”爸爸只能冲妈妈发火：“什么大半个，就是大串联的时候从珠海跑到青岛而已。”妈妈是小山村出来的农村妇女，没读过几年书，甚至对中国的疆域和城市也没有清晰的概念，见爸爸发火急忙闭了嘴。过一会又不甘心地对我说：“你爸就这个遗憾了，去不了北京。”我吃完牛排擦擦嘴：“没有遗憾的人生不叫人生。我是不会带老爸去北京的。”爸爸发病的原因也有一丁点规律，就是到高海拔或者引起情感剧烈波动的地方去总会发作。爸爸每年回那个叫“班别”的小山村去祭祖扫墓，总会发病，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一头栽在地上，呼吸不畅。如果清晨六点，站在天安门前，仪仗队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从门洞出现，口令声响起，升旗手捧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国歌回荡，我不相信党龄58年的老爸爸不心潮澎湃，不激动万状，不出现一头栽倒的惊险场面。
微信朋友圈里盛开着日本的樱花和昆明的蓝花楹，漂荡着威尼斯小船和凤凰城的乌篷船，快递小哥打来电话催促收取千里而来的包裹。小区的小叶榕树行道两侧再次被挖开，将要铺满监控线路，增设无数只日夜不休的眼睛。打开包裹，是十册精美的法国经典绘本，儿子爱不释手，它们将会把儿子从寻找装备的电子游戏里拉到另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游戏打多了，会很无聊。”儿子抱怨说。他对我满山遍野瞎跑和被家务活占满的童年生活不感兴趣，偶尔他会问看新闻的我：“贸易战打得怎么样了？”他的内心世界让我好奇，迟钝缓慢如同乌龟、不谙世事如同白兔的孩子会想些什么，他为什么会关心贸易战？他煞有其事地说，贸易战会让你和爸爸的收入减少，还不起房子贷款。如果你们还不上，就得父债子偿，我就倒霉了。也许对贫困的恐惧会镌刻在记忆细胞或者遗传物质上，就算我们早已摆脱了贫困，对贫瘠匮乏的童年还是心有余悸。大学寒暑假不想回家，除了帮妈妈做家务，我也不想见到已经开始挣钱的高中同学，这会让我的愧疚从内心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爸爸照例会计算我一个学期的花销，预备下个学期的费用，那是无法回避而又极度难堪的亲情时光，也是降低依赖和亲密度的重要时刻。不知不觉间，我似乎染上了惧怕贫穷的毛病，病症隐秘，却从此时让我无比羡慕的儿子嘴里透露出来。如果世上真有鬼，贫穷就是个鬼。
我有两个结对扶贫户，但我不愿说“贫困户”，说“亲戚”。一个亲戚姓王，另一个姓李。两家户主都与我同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热闹非常又危机四伏的人生阶段。若是不事先了解情况，我们站在一起，生活的不平和残酷就会显而易见地从容貌上显现出来，同一地区的人依旧有可能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差距的鸿沟里埋着我们的不安，尽管不安的原因天差地别，我因为羞愧，何以我能享受更好的生活，他却只能如此艰难地过日子？他由于无故受助，眼神闪烁，有丝羞惭久久停留在黝黑的脸颊。坐在摇摇欲坠、被烟火熏得漆黑的老屋下，内心的不安让我们无法从容地直视对方。如果交换身份，我们也许都无法挣脱或者超越各自依附的环境条件和物质基础，我可能是个勤劳疲惫却依然贫困的农妇。很快，我们意识到这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谈话也变得顺畅真诚。王亲戚说，我不是懒，儿子病了三年多，我不能不救，盖房子的钱全扔医院里了，好歹捡回一条命。他从积满油垢的水壶里倒出一碗凉白开水递给我，我正口渴，接过来一看，碗底澄满咖啡色的泥沙，咽了口唾沫，把水碗放在地上，直到离开，也没喝一口。过了一年，王亲戚打电话让我去吃杀猪饭，他已搬进新居三个月了，我去看过，和他开玩笑：“你这房比我住的豪华，独家小院，你来扶我得了。”他兴奋地搓着手，搓出两条黑泥，憨厚地笑着摇头。他指给我看厨房、卧室、工具房，分在下院的猪圈、牛圈、羊圈，几头小猪挨挨挤挤地睡在干草上，有头牛从圈栏里伸出头来宠辱不惊地望着我。我问：“厕所呢？”王亲戚嘿嘿笑，厕所还没盖好，你要方便就到房背后的树林里去。我敛了笑，下次来还没厕所，我可再不来了。王亲戚说，我姑娘也埋怨我呢，搭了个简易的还不满意，我就拆了准备盖个大点的。我出门前还向他叨叨，厕所一定要盖的，房子大只能说你不穷了，有厕所才能说你文明了。王亲戚一路嗯嗯送出，到门口硬塞过来两个晶亮的雪梨。
第三次去医院探望李亲戚，他的气色似乎比两个月前更差。他媳妇红着眼圈说他不肯来透析，总是拖着。四十出头的年纪，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还有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哪能说撒手不管就不管。如果不是大病袭来，他不可能成为我的“亲戚”。没生病前，他是村里做生意的好手，早早的就计划着翻新房子，盖起了偏厦，正房要大干一场呢。现在他只能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前两次检查就同意说要透析，后来又改成吃药维持。我劝他，他就说从村里到州医院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媳妇来照顾他，家里老人和孩子就没人管，他想等着腹析，不做血透。他执拗得很，没人劝得动。他对我说，如果不是有政策，他就在家里等死，不浪费钱了。现在医保能报销90%，孩子学杂费也能减免，他拖个病身子，村里还在想办法。每次去看他，我说得很少，这样的命运让人无法安慰，临走总把他媳妇儿叫到一边，递些钱给她，免得让他看到。那么雄心勃勃的中年汉子冷不丁被命运之剑穿透，让人忍不住对“未知”充满敬畏。
圆月蹬着村委会的阳台边爬上了高空，明晃晃的居高临下，往村里洒下宁静之光。村委会领导班子围坐在小方桌前商议举办中草药种植培训班的事宜，门外有两个抽水烟筒的村民蹲在墙角蹭会。我被腾腾烟雾呛得难受，走出会议室，到厨房的火塘边烤火。村子位于高寒边远的山区，早晚温差大，白天还烈日炎炎，太阳一落山，山风刮过，热气就全散了。月亮比在城里看见的要大，而且通透，但寒意也更重。如果一辈子居住在村里，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含着老人熬煮的麦芽糖，也能度过一生，不能说困苦的生活里没有甜蜜幸福。可那只是文艺青年的想象，村里人渴望过上城里人一样方便舒适的生活。从城市到村里就像坐上了时光穿梭机，快节奏的生活变成大把闲置时光，在寂静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感受到肉身的日渐沉重和灵魂的无处安放，人变得空落落的，慌乱，卑怯。也许因为时间多得难以打发，村里过节总是很繁琐，花大半年的时间准备一套民族服装，个把月的满山寻找，选定一棵“神树”，宴席的内容更是传统而丰富，平日散落一地的情感就被长长的宴席串接起来，被浓浓的粮食酒化开，歌喉一亮，笑声就填补了多少日子的空白。
坐在瑞丽口岸天涯海角的石头旁休息，从铁栅栏外伸过来几只缅甸小孩的手，儿子茫然无措，善良地把手里的菠萝递给他们。他们扬着手说着听不懂的话，不一会栅栏外就聚起十多个乞讨的缅甸小孩，黑黑的皮肤，脸上涂抹着淡绿色的薄荷粉。我们只能离开，儿子不停地追问这些小孩怎么了？我无法解释贫困像鬼魅一样附着在人身上的样子，他们既让人同情怜惜，又让人觉得厌恶嫌弃。在儿子这一代中国城市小孩身上，贫困更像是外婆夜晚讲的鬼故事，让他们害怕又让他们咯咯发笑。脱离贫困后会当然地接近文明吗？我怀着疑问，无法获得肯定的答案。大巴驶离瑞丽，儿子仍扭头去看身后，我相信可怜的缅甸乞讨儿童比在杭州宋城遇到的法国小姑娘给他留下更深刻的记忆。有的苦难记忆很好，镌刻在基因里慢慢传下去，能让人类在未来新世界肆意妄为时，在潜意识里打个莫名的寒战，远离噩梦。
城市过节很简单，买来现成的食材，在电饭煲、烤箱里热一热就好，插上蜡烛，放上鲜花，人团团一坐就齐活了。可就是缺少什么味儿，吃在嘴里不似从前的滋味。于是端午节回老家，到河边摘了新鲜的竹叶，妈妈配好不同的甜料、肉馅，一只只翠绿的粽子包裹成尖尖的三角形、立体方正的龙舟形，或者方不方圆不圆的混沌形，放进蒸笼里蒸到香气满院。孩子们像群南归的燕子叽喳欢叫，想要亲手挂上买来祛邪的艾蒿、香草。老家院子还是最温馨的地方，虽然和小时候相比，新修了几次，又盖了下院新房给弟弟一家居住，但每个角落都留有难忘的记忆。以纪念一位远古诗人为节日的浪漫时刻让我浮想联翩，我向侄儿和儿子抛出这个不同国家的人处在崛起时期共同困惑的问题：“如果让你们以后选择一个国家定居入籍，你们会选择哪个国家？”
我问儿子：“你想去哪个国家？”
儿子看看哥哥，不满地嘀咕：“外国又没有小锅米线，没有臭豆腐，不包粽子吃，还没有孙悟空、猪八戒、唐僧，也没有赵云、诸葛亮和屈原。”
我追问他：“那你到底选哪个国家？”
“我还是留在中国吧。”儿子瞅着哥哥。
哥哥犹豫了一下，说：“那我也留在中国。”
“为什么要改？”
“外国又没有弟弟。”侄儿含混地说：“姑妈你呢？”
我没有选择的机会，如果有，我微微笑了笑，孩子们不会懂得我这颗逐渐老去的心。如果你的梦境里有老子、孔子、庄子和苏轼来过，便是到哪里都是中国。无数的明君忠臣、枭雄英杰、圣贤志士、文豪隐者、革命先驱，无数的诗词歌赋、野史稗记像黄河、长江一样汹涌磅礴奔流在血液里，那便是异乡人“虚构”的精神家园。也许，我会带老爸爸去北京看天安门，那儿是中国的心脏，爸爸会在那儿找到他整个的人生意义。
责任编辑：张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