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母亲的“接班猪”

那年，我十五岁，背着柴米到狗街小镇上住校读初中，由于村里的猪得了瘟疫，我家的猪已全部死光。可猪是我读书的“摇钱树”，买猪崽的事火烧眉毛就在眼前。

急中生智的母亲眼看邻居大婶家那窝“满双月”的猪崽快卖完了，只剩下最小的那头像我一样排行末位数的“骸肋巴”猪崽。母亲暗想，那头猪崽虽然便宜，但自己手头无钱，就厚着脸皮试探着登门找大婶商量，央求先从大婶家赊回那头猪崽饲养。大婶看着我家揭不开锅，便把那头猪崽赊给了母亲。

那头“骸肋巴”猪崽来到我家的第一天，像个刚断奶离娘的孩子，面对陌生的我，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不论我怎么哄它，它既不理睬，又不肯吃食。母亲便舀来一碗包谷面，叫我驱赶大猪，搅拌在猪食里隔槽喂养，两三天后，它才慢慢回过神来，不再担惊受怕。天长日久，它和我成了朋友，每当我去喂食时，就会哼叫着不停地把栅栏门拱得“哐啷！哐啷”响，目光有神地望着我。当我把猪食倒进槽时，只见它“扎猛子”似的把头插进猪槽，猪食汤淹没到眼睛，扇着耳朵，甩着尾巴“吭哧！吭哧”吃食。喂完食，我经常用手搔几下它的屁股，它就会乖乖睡在地上，伸开四脚和我玩耍。当我提着猪食桶准备离开猪圈时，它仍像个贪玩的孩子，死皮赖脸围着我转来转去，“哼唧！哼唧”吻我的脚。

转眼半年过去，那头被母亲作为“替补队员”的“接班猪”，不知什么原因，和我一样，总是吃得多、长的慢。猪养不发，母亲常责怪我玩心大，不好好找猪草喂它，待它不好，让它长成了“核桃猪”。母亲在骂我的同时，也骂那头猪不争气，致使赊猪的本钱迟迟赔不了大婶家，让平时说话算数、掷地有声的母亲抬不起头。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被母亲早早的催起床，帮母亲剁猪草、煮猪食。简单吃过早饭，母亲端来半盆麦面，我以为要烙粑粑给我带到学校吃。后来才明白，母亲决定当天把那头“核桃猪”卖掉，重新买好的猪崽饲养，那半盆麦面是母亲为它准备的最后一顿离别美餐。当那头蒙在鼓里的“核桃猪”把全部糠麸麦面糊吃完，肚子圆溜溜的像筒鼓，正在咂嘴吸食舔槽时，我配合母亲冲上去神不知鬼不觉抓住它，强行用绳索捆住猪的手脚，吊起来用秤迅速一称，还不到三十公斤。转眼间，母亲像拎兔子一样，把声嘶力竭嚎叫乱蹬的猪放进垫着稻草的大花竹篮里。

迎着明媚的阳光，母亲背着那头“哼哼唧唧”的“核桃猪”，我背着柴米，跟在母亲后面，踏上了通往狗街集镇的崎岖山路。我和母亲早到，便在街口那棵大榕树下，占据了一个显眼卖猪的位置。我飞快回到学校打个转身，又跑到街上和母亲一起卖猪，心里盘算着要用母亲卖猪的钱买一支水笔、几本小人书。此时，赶集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买猪的人看着一身彝族刺绣衣服、花枝招展的母亲，不停凑过来，不知是看母亲，还是看猪。可当母亲把猪从竹篮里哄出来时，买者却摇头而去。买猪的人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都嫌那头“核桃猪”架子不好，给的价比原先母亲赊的价高不了多少，这不等于白养了半年吗？母亲不想亏本卖。太阳火辣辣的烫人，猪一次次哼叫着被拖出竹篮，又一次次被放回去，躲在竹篮里喘着粗气，流着白沫口水，还拉了些尿屎，臭气熏人。守在猪旁的母亲仍在目不转睛搜寻着合适的买主，时间在讨价还价的交易声中如水流过，等我回到学校吃过晚饭，再次跑去看母亲时，猪仍没有卖掉。此时，街子已经回头，集市熙熙攘攘，母亲仍在守株待兔。眼看太阳已经落山，可那头“核桃猪”最终无人出上价，母亲只好背起它，踏着朦胧的月光返回家。

那头“核桃猪”随母亲到狗街集镇“旅游”一趟之后，依旧每天在母亲的手下“哼唧！哼唧”觅食，若无其事的吃了睡，睡了吃。我每个星期回家背柴米，都要拼命找猪草回家喂它，一见到我，它仍然哼叫着不停地拱栅栏门，和我仿佛是两个久违的小伙伴，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倍感亲切。当看到它嘴尖毛长，肯吃不肯长的样子，我恨不能用火筒插进它的屁股里，把它吹成个大气球。等米下锅的母亲更急，不知从哪儿讨来一个偏方，用草乌煮猪食喂猪，目的是把猪的筋骨撑开，让猪快长快大。结果，草乌过量，猪被撑得两三天都汤水不进，焦急万分的母亲请村里的兽医给它打了两次解毒针，猪才幸免一死，活了下来。从此，母亲不再嫌弃它，再也没打它的主意，依然像抚养我一样，喂养着那头“树疙瘩”猪。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我初中毕业考取中专。临走的前两天，喜出望外的母亲按照当时“吃半卖半”的派购政策，把那头长得滚圆滚圆的“油葫芦”猪卖给了国家，赚来的三十多块钱弥补我作路费和生活费。同时，母亲还从狗街食品组赎回“疙瘩猪”的另一半肉，有脸有面担待了五六桌客人。可吃着那头“接班猪”的肉，我却像嚼木渣似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