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崇仁

初旭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老家龙厂沟地处乌蒙山深处，每当黄昏时分，一轮殷红色的太阳，在如海的大山间载沉载浮，道道霞光将山川河谷涂染得悲壮而苍凉。

我站在城市的屋檐下，手搭凉蓬眺望着远方，看见天边燃烧的云朵下，山嵴被擦得血迹斑斑。父亲牵着牛，肩负一张铁色的铧犁从山道上缓缓走来。当父亲的头顶和太阳重叠的一刹那，雪白的头发便撞燃一束生之火，点燃我对父亲的那份挚爱与崇敬。　

九十多岁高龄岁的父亲，中等身材，方正清瘦的脸上，钢针般的络腮胡，将深深的皱纹掩映其中，像一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书写着人生春秋。他的手和心一样，被艰辛的生活磨出枚枚厚茧……时间的车轮碾过父亲的青春岁月，他走起路来，都力争走出一种挺直与昂扬，让人看不出自己年迈的软弱与无奈。

我的老家位于四川古蔺县丹桂镇金龙村（小地名龙溪沙子沟），父亲王崇（从）仁， 1929年（民国十八年）农历己巳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出生在这里。据父亲介绍，我们家也是历经多年的颠沛流离与风雨人生，一家老少先后安家于大村镇的尘滚坡、丹桂镇的宝堂寺、小沟口等地，千根柱头落地的人字窝棚，就是一家人驻足的地方，几经迁徙，最后才在一个叫龙厂沟的地方安顿下来。

祖父王犹道，字相云。二叔祖王引道（英年早逝），幺叔祖王章道，字相培。祖母雷银定，由张家改嫁而来。在王家共育有三兄妹，两个妹妹因患疾病，幼年便夭折，留下父亲孤身一人。父亲6岁时，祖母患病去逝，父亲便与祖父王犹道一起相依为命，祖父失去了妻子，再也不能失去儿子，于是不论帮人犁地、烤酒什么的，都和幺叔祖父王章道一起，把年幼的父亲带在身边，生怕有半点闪失，父亲的童年是孤独的，同时也充满父爱的。

7岁时，父亲在当地一个叫玉林湾的地方开始读私塾，学校先后设在玉林湾、新房子和锅厂头等地，老师分别是王克修，牟兴元，赵其修等。他先后读过《大学》《中庸》等老学，由于家庭穷困，父亲一边读书，一边为老师做饭，老师也为其免掉书学费，一直读到六年级上半学期，父亲才不得不离开自己喜爱的学堂。

辍学后，父亲四处帮人挑担牵马，接亲送客，参加龙溪学校到古蔺县政府拨付教学款项等，近百公里的路程，也是一天一个来回。在此期间，在玉林湾参加人字旗袍哥会，排行老幺，大哥为王必成。由此经常陪同“大哥”外出，帮人牵马、背包、打伞，参与当地祭祖、修谱、迎亲等家族事务。每到一处新码头，父亲都会按照江湖规矩拿言语：老弟本姓王，家住两河场（丹桂镇所在地），袍哥人字，失敬失敬。同时还办过花灯，耍过乌龙过江，火中取宝等，在父亲的青春岁月，也充满着一种对生活的激情，可惜，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历史不曾给父亲任何出人头地的可乘之机。　

1950年2月，生活所迫，父亲曾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救国军，当地一个叫王作宾的人任青年救国军大队长。当年农历2月间，父亲正在帮人犁地，接到情报，有解放军用马草背篓做掩护，从贵州茅台渡过赤水河，前往古蔺的水口、石宝集结。那天刚吃过午饭，那些由当地村民组成的青年救国军，就在茅溪（水口）镇的庙林街上与解放军交火。解放军枪火硬扎，在庙林的油沙岭上，只听到“咯嘣咯嘣”的枪炮声，看到漫天飞舞的竹叶，但青年救国军却无一人伤亡。后来父亲才知道，这是解放大军考虑到这些所谓青年救国军，大都是当地老百姓，更多是为生计而无奈参加而已。两军交火后，解放军总是有意将枪口抬高，朝天空放着空炮。在这场战斗中，解放军追得青年救国军满山跑，那头目只得烧纸磕头求菩萨保佑，青年救国军很快溃不成军。后来，父亲每每谈起此事，都感慨万端，常念起解放军的好来。

离开青年救国军后，父亲还是回家种自己的地，过着一种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日子。1950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经当地私塾先生王海滨介绍，父亲与生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农历己巳年八月初八日的丹桂镇壕口村女青年陶金秀结婚，成为我们八兄妹的父亲母亲。1950年10月，古蔺迎来第二次解放，通过两个多月自新化道，父亲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苦水里泡大的父亲率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着参军的人群，父亲从古蔺丹桂镇步行到泸州城区，历经十多道关口体检，均顺利过关。当时的气候十分炎热，喝的是长江里打起来，用白矾澄清的长江水，到达泸州以后，父亲开始拉肚子，身体很快被拉跨，再次体检中，未曾过关，只得一个人离开部队回到老家。据说，回家的那个晚上，父亲是摸黑回家的，看见母亲还独自抱着我的哥哥姐姐坐在屋角流泪，父亲沉默不语。自此，父亲一直在偏远的老家，把自己的命运死死地栓在土地上，实实在在地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父亲是一个实在的人，从不好高骛远，他一门心思就伺候着老家那片土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积极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改造，在生产合作社社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以致时隔多年，当地还有人尊称父亲为王社长。父亲在这个位置上，每年上级拨下来的救济粮、救济款等，父亲总是让社员在大会上去讨论，从不占半点便宜，母亲有时候埋怨父亲，父亲总是说，还有比我们困难的家庭需要救济。我们家唯一的便宜是，每次上级的发下来的报纸和文件，先放在我们家，我可以一睹为快。有次老师布置作文，我在报纸上去抄了一大段拿去“缴号”， 竟然将“新华社某月某日电”也抄上了，被老师臭骂了一顿。

随着岁月的流逝，到我们弟兄姐妹读书的日子了。上半学期读完了，父亲就早早地为我们准备新学期的书学费。家庭实在拿不出钱，父亲就起早贪黑捶棉麻藤变卖，让我们去挖药材什么的。哪怕他一两年不缝制新衣服，也不会拖欠书学费。有时母亲唠叨两句，父亲就会道：“老师吃不饱，怎能教好学生哩！”我的老家龙厂沟，是一条狭窄的大山沟，父亲在这条夹皮沟里苦苦挣扎了几十年，心却从不狭窄。记得十多年前，我高考落榜，回到家里像掉了魂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在一旁的父亲没有像其他父亲那样劝慰我，而是，一边抽烟，一边自语：“男子汉汉的，气有什么用？路不好走，还得往前走！”

父亲的话无疑是一种启示，但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走进校园，于是，“就地取材”有意识地爱上了民间文学。父亲便率先成了我的教师。每天晚上我们从田头山上回来，洗了脚，吃过饭，父子俩便在如豆的煤油灯下精诚合作开了。父亲唱山歌或摆龙门阵，我详尽地作记录。不到一年功夫，足足记录了两大本。一天，我突发奇想，要去参加文学函授，父亲就发动哥哥嫂嫂们“募捐”，让我去圆我那个文学的绿梦。

一两年过去了，经过无数次“谢谢来稿，恕不采用”之后，我的一篇短稿竟然在一家省级刊物上发表了。父亲听了，比我还高兴，逢人便说：“我儿子也写文章发表了！”惹得旁人都异样的眼光望着他。

就因为父母亲的无私支持和鼓励，我的豆腐块文章成为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敲门砖。某一个阳光灿灿的日子，我翻过门前那道沉重的山梁，踏上了工作岗位，干起了专门爬格子的营生，不仅当上了记者，还出版了《山地风流》、《遍地英雄》、《泸州百业赋》多部个人专集。我知道父亲识字不多，但我仍然坚持凡是自己发表的作品都给父亲寄上一份。那年，我还安排父亲在我写的一个数字电影《枪声》里饰演了一位老红军，并特意将剧照制作了一份挂在祖屋的老墙上。我没有能力让时光逆转，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让父亲高兴，让一位中国农民活出中国农民的尊严。看见父亲高兴，我做儿子的也就高兴。

前不久是父亲的生日，我回家为父亲庆生。在高高的蛋糕前，父亲明显比原来苍老了许多，但父亲仍然牵挂着我的工作和学习。那天，他特意找来我送给他的那些报刊和书籍，对我说，你的许多文章我读了，前面都写得很悲伤，但后面都很圆满和喜庆。父亲不是文学评论家，却读懂了自己的儿子，让我喜极而泣，这就是我平凡的父亲。

2014年（甲午）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年迈的母亲走完了她85岁人生旅程，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家守着祖屋。每次回家看望父亲，我怕老人家伤感，就背着父亲，在母亲坟头点上一支香烟，轻轻地告诉母亲，要她在天之灵，好好地保佑父亲身体健康，保佑我们全家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