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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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见父亲
陈光美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在文字中写过父亲，总觉得我笔下浅显而苍白的文字无以承载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付出。每当我踏上这片黄土地和那座偏远的村庄，总会幻想着在纵横交错的田垄间，在晨星悬挂的门槛旁，在被清澈的河水映射着零星光斑的小路上，那个曾经坚实、精壮的身影，依然穿行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父亲兄弟三人，三人之间彼此相差六岁，父亲排行老二。大伯在1959年支援新疆建设后，就在新疆昌吉市定居了。三叔年轻时不务正业，用父亲当时的话说就是一个“不成器的二流货”。祖父也曾托人给他说了几门亲事，都因三叔自视清高，不满意女方而告吹，最终也没能成家。家里的事他从来不管不问，整天游手好闲。作为兄长的父亲虽说也时常跟他讲一些人生、家庭的道理，甚至以将他赶出家门为威胁，但最终也是无济于事，只好随他去了。这样一来田里家里的所有事情都落在父亲一个人肩上，自然是忙的不可开交。
父亲识字不多，但他的一生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兄弟三人，同时也最让乡邻们称道的是他与人为善、热心助人的性格和严格的家风。时至今日，每当遇见老家和父亲同辈的熟人，都还会提起父亲活着时在村里与大家为邻时的点点滴滴。
七十年代中期，我出生的苏北农村还没有全面实行分产到户，每个生产队只分成若干个村民互助小组。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整日为队里的大小事情忙碌着，每天都是很晚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在和母亲说起一天所做的事情时满满的幸福和自豪感溢于言表。母亲也不插话，只是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听着父亲的自述。等父亲说完了，母亲就会垫上一句：“看把你能的，生产队是你一个人的啊。”父亲便嘿嘿笑上两声，然后自顾低头吃饭了。
分田到户之初，作为生产队长，父亲主动放弃队里仅有的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归属权，他建议并坚持把拖拉机分给家里劳力少的家庭。而我们家则分到一头体型不大且较瘦弱的黄牛，当年秋种结束入冬后，父亲嫌黄牛耕耙水稻田没有水牛力气大，就卖了黄牛再加些钱买了一头体型健硕的大水牛。从那以后，这头健硕的水牛俨然成了我们家的“重要成员”之一，而我也因它多了一份“职业”——放牛。之后的很多年，放牛就成了我每个暑假必不可少的功课，也就在那些放牛的期间里，骑在牛背上的我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和现代文学作品，使我渐渐爱上了文学写作。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阅读的书籍对后来的我受益匪浅。
父亲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一辈子视土地如生命，他一直无法理解子女们一心想离开土地的想法。为了让我能继承他的“衣钵”，父亲在我初中刚毕业就迫不及待的让我跟着他一起下田种地。虽然打心里想逃离种地的命运，但因没有考取重点高中的缘故，家里也没钱再供我复读，也坐实了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跟着父亲早出晚归的在地里忙碌了。
初冬的早晨，飘忽的北风夹着细雨。不知道是被长时间耕地累了，还是被这凄风冷雨磨灭了原本温柔的性格，和我原本熟悉又听话的老水牛今天总是不配合，三番五次的想挣脱耕地的绳套，拽着牛绳的手指头被冻的既疼又麻。此时的心中又埋怨起父亲：我才这么小就让我一个人来耕地种麦子。委屈的眼泪被风吹干，又在手指的疼痛里再度涌出。可一想到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他都默默耕耘着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那是需要多大的坚持和韧性啊。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感受到种地的幸苦，也体会到父亲离不开土地的原因了。
在之后的一年里，我跟着父亲起早贪黑忙碌在旱地水田，已经成为一个乡邻眼里的种地行家。从旱地麦子和大豆玉米，到水田里的耙地插秧，以及撒种施肥，所有的农活已经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了。
老家那里水系较多，沟渠纵横，水稻也就成了乡亲们眼中旱涝保收的农作物，而水稻种植要比旱田复杂好多。
稻种选好后，大约在农历三月底开始整田育秧。在秧苗长到有一拃多高后，父亲便把稻田深耕一遍，然后在田里蓄满水，开始整理稻田。通过整理，稻田的地面平整泥土细软，平整是为了田里的水深浅均匀，秧苗插上后不至于有的露在水上，有的淹没在水下。泥土细软是为了秧苗的根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抓住泥土，便于扎根生长。
而插秧这种农活更是考验一个人的耐性和毅力的。因为时水田不像旱田割麦子，腰酸背痛时可以坐在地上稍作休息，插秧却是无法休息的，必须一鼓作气插到头。
对于插秧父亲似乎有一种“天赋”，在村里是有名的插秧能手。据母亲说，在生产队那会，大队组织所有生产小队开展插秧比赛，要求自己拔秧苗、自己担到田里、自己抛秧，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再开始插秧。规定好每株秧苗的间距和行距，且要求是横竖成行，秧苗无飘起（插的不牢被水波荡起来），以一亩地为标准，时间最短者胜。每年比赛的第一名毫无悬念的都被父亲获得。
插好秧苗后，需要做的事情更多更繁杂，首先是稻田灌水保苗不能脱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秧苗成活。以后则开始田间管理，施肥除草。而施肥更需要把握好时段：施肥时间早了，后期秧苗接不上肥力就会出现瘦小、枯黄，抽穗含苞时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减产。施肥时间迟了，会导致水稻后期生长过旺，成熟后的稻子易倒伏，谷粒干瘪也会减产。
每当收麦插秧这段最忙的时期，父亲也会在休息时问我：“累不累啊？”
我开始会脱口而出：“不但累，还热呢。”
这时，父亲总是停顿一下说：“你还小，大大就习惯了。”
每当这时，我能从父亲的表情上看到一丝心痛、一丝不舍，一种无法掩饰的爱子心切。
东坡先生笔下“洪泽三十里，安流去如飞”的洪泽湖就在我的老家东边，相距不过二三里。为了防治湖水上涨淹没农田，在洪泽湖与我们村子之间筑有数米高的大坝，从北到南分段称为七圩、八圩、九圩，翻过大坝就是洪泽湖的浅水区和滩涂。这里水草茂盛不仅是野鸭、 牛背鹭、苍鹭等水禽天堂，更是鱼类虾类的乐园。洪泽湖的鱼类繁多且极易捕捉。每逢农忙间隙捕鱼逮虾就成了农村家庭改善伙食的一种途径，当地人戏称之为“湖鲜”。
和父亲一样生活再湖边的农村人，对于捕鱼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且样样精通。现在我已记不清名目繁多的捕鱼工具了，只能依稀记得有鱼罩、鱼叉、鱼网、鱼拤、簖以及地笼等。而父亲最拿手也最善长的却是一种被称为“卷鱼”的捕鱼方式。
这是一种把湖里生长的水草根部用镰刀割断后围成一个大圆圈，由外向内层层翻卷，水草越来越厚，围堰的高度也在不断增高，水中的鱼儿被驱赶着往中间汇聚。随着圆圈的直径不断缩小，一些大的鱼便忍不住跃出水面或者来回穿梭了，这时候，父亲基本上可以判断今天卷鱼的“收成”了。
“老三，你去把镰刀收起来，放在远一点地方，防止被你们踩到伤了脚。”
“老二，卷鱼不能像你那样仅用双手去扳水草，那样一会就累了。要这样，手、胳膊和肩膀同时用上，肩扛很重要。”父亲边说边做示范，教我们怎样做到既省力又有效。
当水草裹成的圆的直径在3米左右时，就可以停下来，父亲便用竹筐在水里舀鱼，我们兄弟三个会乐此不疲的跟在父亲的身后递上鱼篓，让父亲把竹筐里的鱼一筐一筐地倒进鱼篓里。
父亲在舀鱼时又提醒大哥：“老大，你不要把鱼篓整个拎出水面，放在水里拖就行，这样水有浮力你会很轻快的。”
……
卷鱼看起来是一个粗活，实则不然，在水深、选址上都有特别讲究，选不好位置就有可能白忙一天，或者收获甚微。鱼出一滩，虾出一湾；涨水鱼、落水虾。父亲对多深的水有什么样的鱼，什么样水草地方有什么的鱼，他都了如指掌。
父亲之所以乐于选择卷鱼，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卷一次鱼收获很多，大鱼上街卖点零花钱，小的用盐盐上，晒干留着冬天吃，不大不小的留着可以吃上三两天，还可以送给左邻右舍年纪大的老人，余下的时间他就可以安心侍弄地里的庄稼了。
母亲是安徽凤阳县小溪河镇人，十八岁嫁给父亲，父亲比她大五岁。在农村有这样俗语：吃鱼吃肉，妇女靠后；锄田薅草，妇女前头跑。大意是家里吃饭鱼肉只能让男人先吃，妇女要等到男人们吃过才能上桌吃饭。而下田里干农活，妇女必须跑在男人前头。在我们家，父亲绝对不容许这种现象发生的，每次吃饭他都告诫我们，必须等母亲饭做好后，一起到桌子跟前坐下才能吃，而且，在盛第二碗饭的时候，他从不让母亲去，都是自己去盛饭。他知道母亲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太多了，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绝不会再拖累母亲，再给母亲增加额外劳动。再我们兄弟的记忆里。从没见过父亲和母亲有过激烈的争吵，最多就是因为某件事情相互埋怨几句，随后又会回归平静。
2000年，父亲的肺病再次复发，在县城人民医院足足住了70天。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只有我和妻子在家，还是每天上班，只有周末才能去陪陪父亲。而父亲每次见我们去都表现得异常轻松，仿佛生病住院的不是他而是别人，后来才听母亲说，这是父亲不想让我们你太担心他，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在农村老家，父辈们都是异常好酒的，尤其是在春节期间盛行一种“请年酒”的习俗。就是在农历春节期间把亲朋好友请到家里，烧上七碟八碗，备上几瓶好酒，来个开怀畅饮。年初三开始左邻右舍，前庄后邻的大家相互请，你家请过我家请，这样你来我往的要连续请上好多天，从初三到十五大多是在这“请年酒”中度过了。那时候的我一直弄不明白，这酒咋就这么有喝头呢？
父亲烧的一手好菜，是乡里小有名气的大厨，不管是红白事都会被乡邻请过去帮忙。在八十年代农村无论红白事不像现在安排在酒店里，既省事又方便。只要遇到事情都是在家门口摆上桌子，架起锅灶，请来支客帮忙安排一切事情，请来厨师做饭烧菜，左邻右舍的邻居都会不需邀请的到场帮忙，相互帮衬。而作为烧得一手好菜的父亲自然是东家忙完西家忙，一忙就是几天。时间一长他与十里八村的人都非常熟悉，每到正月，总难免不了东家邀西家请的。而他们喝酒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谈论着张家的儿子还没娶上媳妇，李家的女儿还没有找到婆家；东家病重的老人身体怎样，西家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在接下来的推杯换盏之际，就是争论着如何去为张家的儿子介绍对象，李家的女儿张罗婆家。就是如何帮助东家病重的老人，如何解决西家的燃眉之急。这种相互照顾，彼此关心的浓浓乡情在酒中愈加彰显的淋漓精致。
随着喝酒左一轮右一轮的进行，很多事情就在酒桌上拍板了。诸如明天谁家房子需要修理了，哪家的麦苗需要追肥了等。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父亲乘着“酒劲”答应借给邻村的一个李姓大伯1000块钱。原因是这个大伯家的儿子已经30出头了，媳妇也说好了，就是没有钱办喜事。父亲在酒桌上听到这个大伯的难处后，竟毫不犹豫的答应借钱了。要知道那时候的1000块钱可是不小的数目，况且家里的财政大权是掌握在母亲手里的，父亲尽然能爽快的答应借钱估计也多半是酒精的作用了。可既然答应了就不能食言，好在母亲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在父亲的一番劝说下还是把钱借给了那位大伯。
参加工作后，我也学会了喝酒，也时常喝酒，在酒桌上时而畅饮，时而浅酌。正如父亲所说，在人的一生中，总会醉过那么几次，尤其是爱喝酒的男人就更加深有感触了。逢年过节，我会特意带上两瓶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回家，陪父亲喝上几盅，由于父亲上了年纪也就自觉的控制酒量，不再像以前那样豪饮了。即使这样，父亲每逢过完年还是会依然邀请几个邻村的老弟兄到家里聚聚，自然没了当初酣畅淋漓的畅饮，而喝酒也成了他们相聚的一种理由，更多的是聊天叙旧了。
父亲在为乡邻们宴席上做菜最擅长的是红烧狮子头和醋溜鱼丸汤，据说红烧狮子头是喝酒时最佳佐菜，而醋溜鱼丸汤则是酒后解酒佳肴。这两道菜做工讲究，都需要刀功过硬。我亲眼见过父亲在做这两道菜时，双手各持一刀，或刀刃向下或刀背向下，如击鼓般上下击打着砧板上的鱼肉。节奏或快或慢，时疏时密。这时候的父亲俨然成为一个“鼓手”，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已经进入一种忘我、痴迷的状态了。
狮子头需要将肥瘦均等的猪肉剁碎，加入适量鸡蛋、山药、淀粉、食盐和揉碎的馒头末。这些配料数量要适中，加多了，吃起来口感发腻，俗称“假太多”。加少了，做出来的狮子头不够松软，如硬疙瘩。
而鱼丸的做法首先要把一斤以上的白鱼用刀剔除鱼刺鱼骨头，用刀背在砧板上反复的击打鱼肉，目的是排出鱼肉内残留的细软的鱼刺。排完刺后，把鱼肉放入盆内，加上食盐等配料后用手不停的顺时针方向搅动。父亲说这是关键，这样不停的搅动会使鱼肉更有劲道，吃起来口感柔软、嫩滑。
父亲为了防止他这两道“佳肴”失传，一直在物色“传人”。在我结婚后，他终于有了接班人——他的三儿媳，我的妻子。二十多年过去了，逢年过节或者有闲暇时间，妻子都会做上红烧狮子头和醋溜鱼丸汤，而每当这两个菜端到桌上，母亲还忍不住说起有关父亲的一些往事。
如今，父亲的墓地早已退尽本色，那些和他相依为命的土地还在，那些曾在他手里播种、生长、成熟的庄稼还在，它们仿佛是父亲的知己或者老友，日夜守候在父亲长眠的那方土地上，与父亲为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