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
从沟底往上走,是一个长长的带拐弯的陡坡。
不知哪年,坡边栽了两行白杨。这树苗极易成活,沾着沟南的黄土就舒展根须,吸足了地气往上长。沟南人春种秋收、来来往往不经意间,杨树苗已窜过沟沿,长成枝干挺拔、叶大荫浓的两行风景。春夏时节,布谷、喜鹊、麻雀等鸟儿在枝桠间做窝、繁衍。树下走过,才听见头顶叫声悠扬,倏忽一下鸟儿已翩然飞落另一棵树叉。远处的崇山巍峨挺立,因主峰之巅建有七级浮屠,沟南一带人们便称为塔儿山。一股山泉水自半山腰淙淙而下,常年在沟南村旁流淌,杨树周边洇出一片湿润。田里劳作了一晌的沟南人,收工时走上这段坡路,满身疲惫便会在阴凉里消解。
戴着草帽、身着鲜艳衬衣的姑娘们,总爱坐在树下水沟边歇息。放学的孩子们也放下割猪草的背篓,脱掉鞋子、猫着腰在溪水里捉虾、捉蝌蚪,欢笑嬉戏。从小在沟南水土里摸爬,孩子们黝黑、皮实、健壮,像田里正拔节的禾苗;姑娘们常年劳作,风吹日晒,却面色红润、姣好,气息鲜活。她们你言我语,热心讨论着家长里短、衣着穿戴,有的抬起胳膊擦一把额前的汗水,爽爽朗朗笑着,成为惹人心热的光鲜一景。每天在白杨坡几个来回,沟南人与土地建立了天然亲情。他们熟知沟里每块庄稼地的长势,熟知玉米、绿豆每种作物的习性,三天两头薅草、施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侍弄。崇山上日升月落,他们顺应时令,守望田园,在古朴的庭院里延续着祖祖辈辈安然纯朴的宁静日月,安享着清风拂面、飞鸟相还的沟南风光。
上了长着白杨的陡坡,就是沟南小学。
这里原是村里的文庙,又称夫子庙,砖木结构,后殿供奉孔子像。老辈人说,文庙始建于清朝道光初年,有了这座庙,村里便文脉通畅,出过好几个在外当官、做事的人物。以前每逢村里有人考学、出门办事,都要在文庙举行祭祀仪式,虔诚地祈求一路顺畅。
原先,沟南没有小学,上学的娃娃要到沟对面的王云去,后来,村里“破四旧”,将文庙里的泥菩萨搬掉,改为沟南小学。沟南娃从此结束了去外村上学的历史。
张先生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走进沟南的。接到县教育局的调令,他就背着铺盖卷儿,冒着漫天飞雪从县城一路步行,爬上长长的陡坡,住进文庙里。第二天,当时还很年轻的村长奎子便在高高的楼门上吆喝:“各家上学的娃娃,明天到文庙里集合,不用出村喽——”
张先生的老家在南山里,距沟南有十余公里,但他很少回家,把文庙里旮里旮旯都清理得干净清爽。文庙里的老榆树上,从此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冬天的沟南,天还漆黑一片,长长的胡同深处便移动着星星点点的灯火。接着,由远而近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夹杂着稚嫩的咳嗽声。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鼻涕娃,提着马灯,背着母亲缝制的粗布书包,脚穿老棉鞋扑扑踏踏向文庙里走去。
教室里的讲台上,张先生已点着一盏罩子灯,坐在椅子上备课。同学们来齐后,他便开始领读:“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浓重的地方口音,传递着文明开蒙的曙光。
由于起得太早,大部分学生没吃早饭,趁张先生不注意,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火炉边暖腰里烤黄的干馍,不时偷偷啃一口。教室里除了朗朗书声,就是“嘎嘣嘎嘣”的声音。讲台上的张先生威严地扫一眼,“嘎嘣”声戛然而止。目光甫一收回,声音又此起彼伏。下课后,张先生站在讲台上,语气温和地说,上课时啃干馍,是对古代圣贤的不尊重,还影响别人听课,是不允许的。他就那样清淡地一说,许多同学却瞬间羞红了脸。从此,课堂上再没有“嘎嘣嘎嘣”的声音。
沟南有句俗语:“闺女要见婆,男娃要进学。”闺女长大嫁人,见了婆婆才会懂得人情礼法。再顽劣的男童,进了学校才会变得仁义知礼。沟南人惊喜地发现,自从张先生来到沟南,村里的娃娃见了长辈恭敬问好,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文明像春天的阳光,遍洒在沟南的街巷里。无论多么低矮、破旧的庭院,只要有背着书包的上学娃,就洋溢着一丝生气。
张先生渐渐融入了沟南的生活。放学后,他会在沟南的巷子里转转,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在哪个院子,并被热情地邀请进去,用粗瓷大碗喝大叶茶,聊聊家常和庄稼收成。沟南人把他当成村里的一员,路上碰见,相熟的、不相熟的都亲热地打招呼。
张先生的一日三餐由村里统一安排派饭。一块榆木制的小木牌,正面用毛笔写了“派饭”二字,在同学们中间轮流转。牌子传到谁手里,谁家就该管先生饭了。往往还有几天,有同学就早早回去告诉家里:“快轮到咱家管饭了!”做母亲的便会紧接着追问一句:“哪天?”然后,推掉所有的活计,像过节一样算着这天到来。
家境好的人家,会上集割一斤肉,包饺子给先生吃。还会准备四个盘子:五香牛肉、炒豆腐、油炸花生米、过油肉,外加一壶温得热热的酒。放学后,张先生会随着派饭的学生走入他的庭院,坐在小方桌前,在男主人的频频劝请下,小酌几杯。间或还会说说孩子的情况,孩子此时往往臊红了脸,像猫一样躲在角落里。家境一般的人家,也会割一块豆腐,做香喷喷的臊子面招待先生。
榆木牌子终于传到磊子家的三儿手中,这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是一次待遇上的平等。他兴冲冲告诉母亲,沉浸在兴奋的期待中,上学放学都是蹦蹦跳跳。他终于能在放学路上,在同学们目光的注视下,自豪地把先生领回家了。有好几个同学,下课后已经愿意和他一起玩儿了。他感觉扬眉吐气,走路腰板也挺得直直的。
那天终于盼到了。最后一节课,三儿激动得心口砰砰直跳,他想象着放学路上走在先生身边的情景。下课铃刚响,他慌忙把课本塞进书包向张先生跑去。教室外,先生弹着满手的粉笔末,难为情地说,今天家里来人,就不去他家吃饭了。三儿傻傻地扭头望去,院子里的老榆树下,一个盘着麻花头、打扮土气的妇女,正领着一儿一女站在那里,两个孩子眼光怯怯地望向这里。
三儿回家时,母亲已在小方桌上扣了四盘菜,等着先生进门,屋里屋外飘荡着香气。想起母亲把一颗颗鸡蛋攒起来,上集叫卖才换回这些酒菜,他的泪在眼眶里打转。“给他送去吧。”母亲轻轻说,“先生是怕给咱家添麻烦。”
当他把母亲做的各种菜肴、一大盘包子放在张先生面前时,先生一家正啃着家里带来的凉馍。师母忙站起来,搓着手说,两个孩子得了一种急性传染病——猩红热,山里缺医少药,就带着孩子们来找他们的父亲了。“真是麻烦你们了!”师母对他说话时口气那样的谦恭、温和,并塞给他几个又大又甜的柿饼。他感到局促不安,又隐隐有一丝兴奋。
此后一段日子,文庙里的老榆树下,总会放着一只竹篮,后来,竹篮总是变换着。直到盘着麻花头的师母,带着病愈的两人孩子离去。
秋风落,春草长。十字街口的沟南人掰着指头算来,张先生已在文庙里住了三十年。连三儿的孙子,也背起书包进了文庙。他整整教了祖孙三代沟南人。
沟南人记得,有一段时期,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教室里一个学生都没有,先生也每天在文庙里转悠,未曾离去。几年后,高考制度恢复,文庙里又响起了清脆的铃声。朗朗书声,伴随着一个个沟南娃考入初中、高中、大学,走向外面的世界。沟南人又恢复了在文庙祭奠的传统,谁家娃考上,都要隆重地、虔诚地祭奠一番。
一个黄叶漫天的秋日,两鬓苍白的张先生从文庙里退休,回南山里和家人团聚。先生笃实敬业、向善守诚,用三十余年光阴,在文庙的油灯下书写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育人传奇。
当他走下陡长的白杨坡,回头望一眼文庙时,发现沟沿上密密麻麻站满了沟南的老老少少。
他的眼睛模糊了,没有看清都是谁。
崔海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