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院里

南院里指村子南边，倘或有进村问路的，街边歇脚的人便会朝南一指，“喏，皂角树下那片就是。”顺手望去，一棵伸枝展叶的皂角树，葱葱茏茏罩住一片屋厦。南院里周边是黄土夯的村墙，墙外一条柳枝拂面的古道。顺着两旁的麦田，可以望到遥远的天际。老人们说，这里自古就是富庶之乡。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有八九十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因了这首最古老的《击壤歌》，这一带被称为“帝师故里”。这首远古先民咏叹美好生活的歌谣，在人们的耕种收打、袅袅炊烟中，传唱千年。

大门下

往南院里走，要进一个胡同。原先胡同口有一个大门，雕梁画栋的高大门楼，厚重结实的两扇木门，像城堡一样，守着南院里的房屋家舍。走进大门，刺槐、泡桐、枣树等北方常见的树木从一个个错落、洁净的院落里探出身来，疏密有致地繁茂着胡同上空，幽深的胡同便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胡同里住着清一色杨姓人家——村里的大户家族。

入夏，胡同口的大门底下宽敞、凉快，往来行人，总爱在这里歇脚、纳凉，与看孩子的、做针线的，集聚谈笑，闲话家常。风从大门下穿堂而过，一嘟噜一嘟噜的青杏压弯枝头，搭在土坯垒的院墙上，青涩的味道随风飘散。

清清静静的柴门小院、青砖红瓦的高门大户，被曲里拐弯的胡同串起来，像一根藤上结出的瓜果，有大有小，却脉络相连，声气贯通。无论是扛锄的、教书的、做官的，论起辈来，都是一棵老树上分出去的枝枝杈杈。不管落脚在哪里，怎样的枝叶婆娑、位高权重，只要从南院里出去的，闲聊的人论起来，都是很清浅的一句：“哦，那是谁家的老几。”好像昨天还跟他在土坷垃里玩耍一样稀松、平常。

当十二岁的小表姐背着我在南院里的胡同里疯跑，父亲在省城里搞运动，母亲下放回河沿儿村小学教书。我和弟弟的城镇户口也随母亲迁回村里，分了几亩自留地。立春过后，住在南院里的大姨蒸着花馍去看我们，我和弟弟正倚在教室外面，于寒风里眼巴巴等母亲下课。大姨从布兜里掏出花馍，看到我们大口吞咽的样子，眼泪当即就下来了。母亲要教书、带孩子，还要打理几亩庄稼，一点帮手也没有，日子过得窘迫。大姨看在眼里，心疼落泪。临走时，一狠心，抱走了哭喊着的我。

瓜菜代粮的年代，添一口人，大姨一家就得从嘴里省下一口粮。每天早上掀开笼盖，表哥表姐一人一碗地瓜干，角落里总有一个蒸鸡蛋和一块白面馒头。大姨忙里忙外，下地前，叮嘱小表姐一定照护好我。小表姐正是玩儿的年龄，凑空儿就和同龄的女孩子昏天暗地丢杏核。我静静呆在大门下，瞅着墙头的青杏，想着它一天天变黄的样子。这心底里最真切的盼望，冲淡了对母亲和弟弟的思念。门“吱呀”一声响，秋儿从有杏树的紫红门里走出。看我痴望的样子，她乐了：“等杏儿黄了，我摘给你吃。”我渐渐欢喜起来，和秋儿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傍晚，大姨家的柴火炉子升起袅袅炊烟，大姨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从胡同那头一声紧一声传来，我和秋儿，在大门下玩儿的灰头土脸。小表姐忙从秋儿身边背起我，撒腿向家跑去。

秋儿家的大院是南院里为数不多的高屋敞院。七十年代的农村，当别的小孩啃着窝头，穿着哥哥、姐姐穿剩的旧衣服，在大门底下玩泥巴时，秋儿手里拿着当时很稀罕的糖果，穿着玫红色条绒外罩，在一群农村孩子中间非常惹眼。珍儿婶子瞅着花蝴蝶一样的秋儿，嘴里啧啧感叹：“娃们就要托生在这样的殷实人家，生下来就掉进福窝里。不像咱家，娃娃泥里滚水里爬，糊里糊涂就投带大。”秋儿的母亲不多言语，文静贤淑，在大门底下静静做针线活。什么衣服穿戴在她身上，都显得周正合体、清清爽爽。她的手巧，一团团豆青色的毛线，在她手下飞快舞动着，没几天就织成了有漂亮图案的花毛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给秋儿的父亲织的。一针一线，就着大门底下的光阴，把一个明媚安详的少妇，织进一段有情有爱的岁月里。秋儿的父亲在南院里名头很响，原先是南方某部队干部。一年前，转业在县里当上了一个什么头头，从此成了县城里场面上的人物。他在家族里排行老三，南院人都叫他三儿。

正月里，县城闹红火，秋儿的父亲在主席台上朝底下挥手，南院人便在人群里跃起来，抑不住兴奋地大喊：“看，三儿！那不是咱南院的三儿么！”全然不顾周围人的侧目，更不管人家什么位置和职务。这件事像一剂兴奋剂，成了南院里津津乐道的话题。大门下，当人们说起三儿如何向大家挥手时，秋儿母亲在一旁浅浅地笑着，眉里眼里溢满着幸福。

因为都和三儿沾亲带故，南院人也觉得自己跟着荣耀起来。周末，当他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来，大门底下的南院人便会“呼啦”围住他，问长问短。有托付安置工作的、有打听政策的，三儿会笑着从口袋里掏出纸烟，一人一根敬过去，蹲在大门下一一回答婶子、大爷的问题。末了，和大家唠唠嗑儿，说说家常。大家还是把他当成自家胡同里从小看大的小三子，从内心里流淌着一种亲切感，说起他小时候调皮捣蛋的糗事，笑得前仰后合。

南院人都说，秋儿母亲有福气，遇上有本事又有情义的男人，进城享福是迟早的事。

春去秋来，大门底下一群孩子呼呼啦啦长大。每到周末，秋儿的父亲从县城里回来，秋儿母亲便不再在大门底下坐着，早早回家张罗饭菜。大门底下的南院人相顾会意，不去打搅他们。一群猴孩子却不管这事，偷偷溜进紫红门里，找秋儿玩儿。秋儿坐在树下，父亲正给她洗脸，拿一块花毛巾，仔细擦拭她脸上的水珠。小伙伴们沾秋儿的光，一人分到两块糖。那真是从没尝过的味道，软甜、丝滑，含在嘴里，后味又有些苦香。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叫巧克力的糖果。

绿树成荫的院落里，一辆自行车静静停放在屋前。窗口里，低缓、温婉的言语声，随着饭菜的香味不时飘来。一群不知人世冷暖的孩子，在果树间追逐打闹。

树叶枯黄间，秋儿的母亲又给她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坐在大门底下，她不再有空儿做针线活儿，怀里抱着一个，身边偎着两个，一个哭，两个闹，忙得不得清闲。脸上也不如前些年水嫩了，显得瘦弱憔悴。一人带三个孩子，水不得来，米不得去，南院人便帮衬着这娘儿几个，你挑一担水，她送一把米，日月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秋儿的父亲却不常回家了。听说，在哪个乡搞“四清”。后来，一年半载也见不上一面。南院人在背后咕叨着：老婆在家投带三个娃娃，这三儿，忙得连家也不常回了呢？

村墙外，古道边，尘埃扬起漫天昏黄，田里一棵棵稀疏的白杨，顺从着风力齐刷刷向一边舞动。

有关秋儿父亲的消息，随着风声一阵阵传来：三儿下乡时，和一个女干部好上了。女干部又哭又闹，已甩不开手了。秋儿的母亲仿佛早有预感。当这一天真的来了，没有像泼妇一样哭闹，悄没声息办了离婚手续。当她带着三个孩子要离开南院里，回头望一眼自家大门时，往事一下子涌上心来，眼泪像风中的枣花一样扑簌簌下落。南院里的家族长者出来主事了：“离婚也不能离家！这个家是你和孩子的，别人甭想踏进院门半步！”

一句“离婚不离家”，秋儿娘儿几个又在紫红门里住了下来。秋儿却再穿不上漂亮的条绒外罩了。那件曾经给她带来荣耀的条绒外罩已套在妹妹身上，又破又旧。她常常朝大门外张望着，盼望自己的父亲像往常一年出现。

属于她的父亲和欢乐童年，就这样越走越远。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像花草缺了雨露一样，蔫了下来。秋儿仿佛一夜间长大了，身后领着妹妹，背着背篓去田里薅草，帮着母亲操持家务。

一年春节前，秋儿的父亲破天荒给孩子们捎来过年的衣服，竟还有秋儿母亲一身内衣。秋儿母亲寻思，这是浪子回头了？当她半信半疑穿上那身内衣，竟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宿。后来发现，内衣上被下了毒。

秋儿父亲用这样的方式，逼她离开。

秋儿的母亲是在一天早上离开南院的。她对几个年长的老者说：“让我走吧！离开这儿，或许和孩子们还能讨个活命。守在这儿，或许命都保不住！”

南院里的紫红大门里从此冷清下来。

不久，三儿带着新娶的媳妇回来。他们进了大门口，坐着聊天的人立即全都噤了声，默默低头做手里的活计。三儿掏出烟敬，没人接。掏出糖果，也没人应。一个小男娃刚伸出手，就被一旁的奶奶狠狠打了一把，拽起来往家走。一边走一边数落：“不学好，长大让人戳脊梁骨！”

胡同里枣花开了，枣子红了，秋儿娘儿几个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人说，秋儿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嫁给河西一位小学校长。年长的大妈偶尔提起，大门底下一片唏嘘。日子不疾不徐向前走着。

母亲带着弟弟来看我。夜晚，和大姨、表姐们一起挤在土炕上。迷迷糊糊睡着了，还能听到大姨和母亲的聊天声。天光映亮纸窗，五颜六色的窗花映出满炕温暖，喃喃的言语声好像一夜不休。已十五六岁的小表姐收住性子，开始做针线活儿。她从供销社扯了一尺红底蓝花的条绒布，又从邻居梅子家描来鞋样，为我做了一双漂亮的花布鞋。母亲见我在南院里养得这么好，心生感慨，坐在炕上抹起泪来。大姨说，别熬煎，苦日子总会过去的。

开过年，母亲为更好地照顾我，调到南院里学校教书。我被母亲接回学校。

走过大门下时，望着墙头爆开的一树杏花，想起秋儿说，等杏儿黄了，会摘给我吃，心中怅然。

风吹来，长长的胡同里花香弥漫。

水井坊

胡同中间有一口水井，上面盖有四边敞口的井坊，墙皮剥蚀，却飞檐斗拱，看得出往日的精细和考究。

南院里远远近近的人家都从这里挑水吃。勤快的南院人，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抄起扁担去挑水。水缸满了，便倒在院里的大铁盆里，中午下地回来，晒了一上午的水刚好洗脸擦身，去除疲惫。来的早了，便倚在井房四周低矮的花墙上候着，直到吱吱呀呀的辘轳声停住，前面的人挑着两桶水悠晃离去，才走上井台，将自己的水桶扣在井绳的铁搭扣上，呼喇呼喇放下井去。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远古先民自己凿井，自己种地的怡然情景，踏过千年的岁月风尘，声息绵延。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图景，如远古飘来的风，在南院里自然真切地流淌。

胡同里每家的水桶都在井壁上磕碰过，长着青苔的井壁熟悉每家水桶的颜色、形状，熟悉每个挑水人的气息。清凌甘甜的井水，与五谷相逢熬成米汤、面糊，滋养着胡同里的老老少少，滋养着祖祖辈辈的南院人。传说以前方圆村里的财主，都讲究喝南院胡同的井水，常差家里的长工套着毛驴车从这口井拉水。

方圆村里亲戚家有事，大姨晌午就在柴火炉子上支起大锅，熬一锅热腾腾的米汤。亲戚们中午吃完席儿，后半晌都要回到南院里，围坐一起喝大姨熬的米汤。院门前，放满了二八自行车、毛驴车等交通工具，热闹忙乱。到了大冬天，土炕上放一炕桌，亲戚们围桌而坐，在暖融融的气氛里，一人一碗香甜浓稠的米汤下肚，浑身舒坦、贴胃，周身的寒气驱逐而去。飘漾着五谷醇香的米汤，和着哝哝的聊天声，连起了亲戚间淳朴、悠远的情意。

喝着这口井的水，小表姐出落成十七八岁漂亮的大姑娘。大门下的南院人闲聊起来，便有热心的婶子操心她的婚姻大事。南院人有讲究，男女两家不喝一口井的水。提说的那家小伙子是外村的，听说要给南院村北姥姥家过继。大姨打听到小伙子高中毕业，想着读书人应该明事理，差不到哪里去，就应允了这门亲事。井台边，人们正议着小表姐的婚事，恰好一骑车的青年男子进村，歇脚聊天的人们便掰着指头盘根论辈，说出他是哪一枝哪一代的子嗣。末了，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小表姐提说的那个小伙子么。

逢年过节，未来的表姐夫会提着姥姥准备的花馍、点心和“四成礼”，来大姨家走亲戚。每次，小表姐总羞得躲在里屋不出来。邻居们却好，嘻嘻哈哈一个个进屋和表姐夫逗乐，有抱孩子的，还要进去讨几颗喜糖，说吃了牙不疼。

小表姐结婚时，母亲带我和弟弟去南方过年，没赶着参加。听亲戚们说，他们完全是革命化的婚礼。两人戴着大红花，去田里锄地，之后就算拜堂成亲了。大姨专门给她陪了一罐井水，期盼她在婆家的日子滋滋润润，有吃有喝。

婚后没多久，有些文化、又有抱负的表姐夫就当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

姻亲是南院人一大脉系。南院里老一辈的姑姑嫁给村北，一个村子的人都连跗接萼，攀上亲戚。如再有小一辈的联姻，关系更加枝叶缠绕，几条脉络一层层剥析，才大致理出个头绪来。

村庄就这样，像一个拉拉杂杂的大家庭。日子长了，一辈一辈人过下来，各种宗族、姻亲关系在日常里相安共处。家家户户忙于春种秋收，忙于在自己的日子里生儿育女，倒也没生出什么闲话是非。

表姐夫新上任，免不了在错综的姻亲里护了这家、伤了那家，琐碎是非，生出罅隙。

夏收时节，龙口夺食。南院人和村北人争着使用扇车，结了怨。南院人说表姐夫偏袒村北，冷冷地问：“你还想喝南院的井水么？”在南院里，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也是最伤人自尊的话，表示媳妇的娘家看轻了他，不再把他当座上宾了。

嘴里虽这么说，南院人还是本性厚道。小表姐生了第一个孩子军军，因婆家姥姥年岁已高，便放南院里养着。饭时，南院人端着碗聚在井台边，边吃边聊。军军跑出来，婶子大妈碗里盛着啥，就往他嘴里塞啥。你一勺儿她一筷子，待大姨的饭做好，军军小肚子已吃得圆溜溜。表姐夫来接娃，南院人却自顾谈笑，无人理会。台上风光的表姐夫只得悻悻而去。

南院人常说，勺子和锅沿哪有不磕碰的。小表姐和婆家人怄了气，便来南院里诉说委屈。坐在娘家院子里，眼泪一串串掉下来。大姨总会开导她：“过日子要有忍性，成了一家人，就要互相体谅，知性同足么。”小表姐喝上几碗粗茶水，听着大姨叨叨的话，气儿渐渐消了。待天黑，表姐夫来接了，便破涕为笑，抱着孩子回村北去了。

夏去秋来的季节，暑热渐去。傍晚的南院里，像往常一样升起了炊烟。南院人的粗瓷大碗里，盛着玉米糊糊等粗茶淡饭，南院人在简陋的一日三餐里延续着自己的日子。十字街口鼓楼上的广播里，忽然传来表姐夫低沉、悲痛的声音：“家家户户立即到水井坊集合。”待人们陆陆续续赶到水井坊，才知道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我们的领袖去世了。

第二天，家家户户把自家织的土布拿出来，在水井坊四周围起了灵堂，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悲恸中。学校的小学生听从老师安排，穿白衬衣参加村里组织的追悼会。大姨刚下机一匹白底红细道的粗布，为我裁剪了一件衬衫，因为上面有红道道，我坚决不穿。母亲叹口气，到镇上又为我买了一件白衬衣。追悼会那天，表姐夫在台上讲话，涕泪滂沱，泣不成声，水井坊四周哭声一片。

我流着泪，悲伤、茫然望着这一切，不知以后的日子如何继续。漫无边际的无助、空旷、不可知摄住了我的心。直到南院里的炊烟再次升起，我的心在五谷与井水沸腾的清香中、在荷锄耕地的人语依依中渐渐恢复了平静。

走进水井坊，探下头去，圆镜般的一泓井水，映着日月星辰，映着岁月流变。多年后，遇到了在同一座城市里求学、工作的秋儿。说起我们的南院里、说起南院里的乡亲，唏嘘不已。当我说起清晨在水井坊排队挑水的情景，秋儿却沉默了。好久，她才说，知道吗？水井坊差点成为她生命的终结地。那年八月十五的晚上，家家户户沉浸在团聚的喜悦里。母亲带着他们姐弟三人，向水井坊走去。母亲的两条腿已耷拉在井沿儿，最小的弟弟抱在怀里，她和妹妹一边一个拽住母亲的衣角，母亲稍一用力，娘儿四个即将成为井底的一泓涟漪。就在这时，为他们娘儿几个送月饼的菊儿婶子寻到了水井坊，一把抱住了母亲。秋儿说，人最脆弱的时候，就是那一刻。如今，弟弟妹妹都考上了大学，母亲生活得平静安逸。我忍着满溢出的泪水，紧紧握住秋儿的手——无论在哪里，只要生活在继续，就是好的。

夏季的风吹来麦子的清香，又到插镰割麦的时候了。一辆辆大型收割机开进麦田里，金黄的麦穗瞬间变成黄橙橙的麦粒。多少年过去，南院里许多茅屋土院不见了踪影，一座座高屋敞院建了起来，原先惹人眼热的紫红门大院，在南院里已低矮破旧，相形见绌。退休后的三儿回到了南院里，后娶的媳妇也跟着回来了，不知怎的，南院人总觉得他们少情寡味，日子少了一些情趣。年老的三儿有些落寞，常一个人徘徊在胡同里，踩着落叶来来回回地走。

水井坊的井水由于村旁打了几眼深井，不知哪年干涸了，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南院里排队挑水的情景、大姨支起大锅熬米汤的温馨，带着柴火燃起的淡淡炊烟味，常从旧时年月氤氲飘来。

外甥军军在村旁种植了大片花卉，确立了“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脑子活络的表姐夫专门到农大进修，学了一门园艺设计、种植的好手艺，一家人的花卉生意做得红火热闹，惹人眼热。

站在废弃的水井坊，可以望见村外摇曳的花朵，向着天边铺陈开去。

壮阔烂漫、一望无际。

皂角树

皂角树紧挨着水井坊，却被一道围墙隔着，根扎在大姨家院子里。春夏时节，踏进院门，皂角树高达十几米的主干撑起宽大的树冠，多半边院子便罩在一片浓阴里。秋天，卵状披针形的叶子间垂挂着一条条青色的皂角，几场秋风吹过，直而扁平的荚角便渐渐发紫变硬，进入成熟期。

傍晚，长着两条乌黑发亮长辫子的大姐拿一根长竹竿，将黑色的荚角一个个敲下来，泡在木盆里，洗衣服、炕单、枕套。两条辫子在身后像荡秋千，一摇一晃。一阵忙活过后，院子里的铁丝上红红绿绿挂满滴答着水的衣物，进了胡同，远远就能闻到皂角特有的清香。

大姐那时在外村上中学，不多回家。爱干净的大姐回家后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洗头。常常在早饭后，洗涮完锅碗，热一大锅水，然后倒在堂屋前泡有皂角的木盆里。砖砌的圪台上，木盆散发着热腾腾的蒸汽。大姨织的红白道粗布巾像鱼一样在木盆里游动，大姐的一头乌发散开来，饱蘸着水的粗布巾将水撩上去，浸湿了头发，瀑布一样美。

大姐长得漂亮，学习又好，南院人都觉得大姐以后应该是城里人。我也常常揣想，大姐成为城里人后的漂亮样子。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大姨有个叫凯杰的表弟，从上海回到邻村插队，戴个眼镜，白白净净，一副知识青年模样。

大姐读书的村子就在表舅插队的地方。因为年龄相仿，表舅和大姐在一起常有说不完的话。上海长大的表舅学识广博、谈吐大方得体，为大姐打开了一个新奇多彩的世界。大姐的聪颖、美丽，也使表舅感到乡村姑娘淳朴的美。表舅告诉大姨，他插队的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大姐。大姐的两根长辫子以及洋溢着皂角味的青春气息，撩拨着一群年轻后生的心。

凯杰表舅一个人回到老家，大姨常捎信让表舅来家吃点家常饭，亲戚间有个照应。每次，表舅随身的挎包里都要带来一些脏衣服。大姨仔细把衣服上的破洞一个个补好，之后，大姐坐在圪台上，用泡好的皂角水把衣服一件件洗净、晾干，装在干净布兜里。表舅来时总是蓬头垢面，回去时衣着洁净、面色红润。表舅说，他身边的年轻人，都羡慕表舅。他衣服上的皂角味，也成为他们追逐的味道。

大姐中学毕业后，与同村的静静争一个推荐上大学名额，大姐学习好，品德也好，学校老师都倾向她。大姐也以为这件事非她莫属，整天哼着歌儿，掩饰不住满心欢喜。推荐结果经村委会传出后，大大出乎人们所料：静静被推荐上了。村委会传出的准确消息是：大姐因为出身不好，被一票否决。

院里的皂角树，被亮起来的天光一次次映在麻纸糊的窗户上，又一次次被西落的太阳映红。大表姐不吃不喝，在屋里躺了三天三夜。大姨好说歹说，大姐就是蒙着被子不吭气。大姨火了，一把掀开大姐的被子，指着她骂：“落在村里就不活人了？瞧你那点出息，这么点事就打趴下了？”大姐泪流满面下了炕。之后，原先温顺、善良的大姐变得冷漠、烦躁、执拗。老槐树上的钟声敲响，她便扛起锄头去地里劳动，到饭点儿，就和大家收工回来，不多说一句话。大姨踅摸着，为大姐找一个忠厚人家的男娃，结婚后好好过日子，或许就从不愉快中走出来了。

秋风一起，满院的皂角熟了。南院里的婶子大娘们提着箩筐，拿长长的竹竿一个个敲下来，存在家里。要洗头了，敲碎一棵泡在盆里，洗过的头发柔顺光滑。腊月里，取出几棵皂角洗炕单、被头，整个家里都飘荡着皂角的清香。

大姐常坐在皂角树下，不知在想些什么。两年后，表舅考回了上海的大学，表姐便更加落寞，整天沉默不语。不知什么时候，大姐喜欢下地干活了。菊花婶子悄悄给大姨咬耳朵：大姐喜欢上邻村一个大个子后生，他们常在庄稼地一旁聊天，一聊就是一上午。大姨托人查听了一下，坚决不同意。小伙子娘死得早，鰥居的父亲耐不住寂寞，和村里好几个妇女传出闲话。大姨认为这样的家庭家风不正，能培养出什么好儿子。无奈小伙子追的紧，大姐铁了心，非他不嫁。

夏天的中午，知了在皂角树上“吱吱”叫着，大姨做好饭放在树下石桌上晾着。下地干活的人都陆续收工了，大姐还不见踪影。大姨急得不停朝大门口张望着，空荡荡阒无一人。

终于，大姐扛着锄头出现在大门口，很欢喜的样子。大姨气不打一处来：“跑哪里去了？”大姐挑一下眉毛，看似漫不经心地回答：“去燕村了。”燕村是那个小伙子的村庄。正捞面的大姨气得手在发抖，随手抓起窗台一只皂角向她掷去。大姐吓得撂下锄头跑出院门。正是大中午，每家的大门下都蹲着吃饭的人，看见大姐慌慌张张跑出来，都端着碗看个究竟。大姐看人越聚越多，胆子大起来，冲着自家门大喊：“什么年代了，还限制我的婚姻自由，我就是要嫁给燕村。”话没说完大姐又跑远了。因为大姨铁青着脸，拿一根锨把粗的棍子追出来：“我打死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

说归说，打归打，大姨还是没能拗过大姐。大姐在大姨的一声声叹息和抹泪中出嫁了。

婚后的日子却并不太平。第一个孩子不到一岁，个性太强的两个人就有了冲突。开始是语言上的，之后逐渐升级为肢体冲突。大姐抱着孩子哭着回了娘家，表哥们甚至拉回了大姐的嫁妆。表姐就这样磕磕绊绊过着，陆续生了三个女儿。几年后，表姐夫经营的企业渐渐有了起色，成了这一方有名气的乡镇企业家。随着经济的宽裕，两个人的婚姻却走到了头。大姐追求精神自由，不要一垄田一间房，像笼中的鸟儿一样飞出曾经的家。

凯杰表舅考大学回上海后，有一年回老家探亲，听说大姐在出满月，专门骑自行车多拐了几十里地，来看大姐。

大姐那时刚生了第一个女儿，坐在大姨夫编的藤椅上，抱着孩子，两根长辫子已剪去一截，成了短辫垂在胸前。她体态丰腴，更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的美。凯杰表舅用当时很稀罕的相机，为大姐和女儿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

大姐和表舅，作为同时代走过来的人，带着那个年代的纯真和憧憬，惺惺相惜。表舅赶上了那趟车，从此改写了命运。大姐的命运之舟却被搁浅了。心气高傲的大姐只能在自己的人生里孤独徘徊。也许大姐承载了表舅那个年代的某种理想和寄托，看见大姐成为一个地道的村妇，表舅只说了一句：“你应该过得比现在更好！”遗憾之余，更有一份淡淡的忧伤。

大姐远嫁他乡，落脚在一座小县城卖菜为生，倍尝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一次，县领导检查农贸市场，她看到了人群簇拥中的静静。她已荣升为县长，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优雅，举手投足间，有着一种优越和干练。一时间大姐愣住了。她又记起了那个昏天暗地的下午，皂角树在麻纸窗上映出火一样的颜色。

胡同口的大门被文物贩子整体收购。当大型装载机和吊车出现在南院里，南院里的老老少少聚在一起，流下了感伤的泪水。在大门下做活儿、聊天的美好时光，即将淹没在远去的时光深处。好在表哥修房子时，保留了那棵皂角树。大姐说，回到南院里，早已是物是人非，只有皂角树，还保留着曾经家园的味道。婆娑的枝叶，像亲人在欢迎我们。

多年来，大姨一直在炕边的被窑里留有一幅干净被褥。每逢节假日，大姨总会坐在皂角树下，手里做着活计，心思有一眼没一眼瞥着胡同口。阳光晴好的日子，驼背的大姨吃力地把被褥拿出来，晾晒在院里的铁丝上。邻居们问：“外甥女儿要回来了？”大姨笑笑，唠叨着我是爱干净的人，被褥总得随时预备着。每次回去，躺在暄腾腾、暖乎乎的被窝里，嗅着阳光的味道，在年迈大姨的呢喃声里，不自觉总会淌下泪来。当幼小的生命如一片浮萍飘摇，是南院里，宽厚地接纳我、抚养我，使我的生命里落定一层泥土的底气，沐浴着温暖的乡土亲情。温情地注视那条长长的胡同，角落里的皂角树枝叶繁茂、阴翳遍地。

薄暮时分，炊烟四起。

南院里每家院子里，亮起萤火一样的油灯。扛着锄头下地的南院人陆续归来，胡同里便人声渐闻，热闹起来。碰面聊庄稼长势的、主妇呼儿回家吃饭的，以及喝粥的声音、幼童的哭闹，像明明灭灭的麦秸火，带着特有的乡土烟火味，慢慢地、暖暖地，在暗下来的胡同里流动。

与先生漫步河边，如画景色，慰藉着每个平凡的日子。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河边草坪上浇水锄草的员工，许多便是南院里走出来的乡亲。惟愿那些在外奔波、谋生的乡亲们，披着夜色一路风尘回到村庄，会有一盏灯，在南院里温暖地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