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大舅

   “酷”舅舅,初看这一标题，或许你会皱着眉头神色凝重地问我:“你大舅作古十多年了，怎么能将这一时髦的词儿冠到你大舅头上呢?莫非他僵尸未腐、借尸还魂，还从墓地爬出来不成?”我大舅“酷”不“酷”?不能凭空乱说，即使我说了也不算，不过你看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少年时的我对大舅没好印象，倒是有点恨。大舅是个农民，一到早春或孟冬，见我老实本分，他就捎个口信让我和么姨家的三老表，去替他家翻挖冬土，或是砍柴。不去吗又不行，怕影响母舅关系，去吗又翔实不情愿。在两难中，只好硬着头皮挺，手上磨出血泡，人不知过后苦。大舅也不看好我，因我也没啥本事。

   后来一些事，渐渐改变我的看法。

   劳动之余，看到舅父喜行于色，他是在帮乡亲编写对联。在我看来，这是新东西，小楷书法一流，铁画银钩，十里八乡，远近闻名。他常说：有智耍智，无智耍力。应清表兄听了就嘿嘿地笑。我默默地想，我是智者还是力者？有时，又见大舅在煤油灯下表情严肃、手握毛笔、在白纸上祭文，用长篇叙事诗的体裁，采用五言、七言句子，写别人一生的逆境顺境、克难成功、受苦享福等所作、所为、所过的。黄水、临溪、石家、王家、黎家等乡镇，都有不少人请他去作祭文。读祭文时，他拖声押气，悲痛之情，令人感动，胜过今天乐队哭灵者的演技。大舅是个农民文化人，渐渐地，我心里对他有点好感了。

比先妣年长十岁的大舅父，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解放前是私塾先生。母亲生前常常回忆说，她小时候去割草，往往走到窗外听大舅教学生念书，天长日久，目不识丁的母亲大人，就记住了《三字经》《百家姓》……。她说着说着，就滚瓜烂熟地念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母亲这些望天书，全是在大舅教私塾时悄悄学来的。村里如今七八十岁的杨礼寿、冉隆甲、何世奉等老人，当初都是大舅门下的弟子。

1950年，因为有文化，大舅在故乡供销社工作，那时工薪低，家中人口多，生活维持不了，大舅就离岗回家从农，后头大半辈子就把玩地球。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也当过农民。从某种角度说，热爱农民就是热爱父老乡亲。大舅作为一个很有文化的农民，我心中开始敬佩他老人家了。

  大舅虽系农民，却是多才多艺。打锣鼓也是他的拿手好戏。故乡有这样几条歇后语，张家塆的锣鼓一一孬孬一孬孬，李家平打锣鼓一一孬孬一孬孬……。大舅、堂四舅、堂五舅(已故)、堂幺舅(已故)，冉氏四个舅父一起打锣鼓，是一个遐迩有名的锣鼓队。在红白喜事时，他们与别队竞技，打同一个调子，就看谁打得干脆利索，不断档吊气，不拖泥带水；之外，比谁的调子打得最多。大舅他们打的锣鼓，结果技高一筹，不仅调子多，而且听起来，就像一个会演讲的人在即兴演讲，演讲得激情扬溢，逻辑严密，抑扬顿挫，层次清晰，口若悬河，滴水不漏。每每夺冠，口碑甚好。大舅每每嬉称打大锣者，他总是笑盈盈地说：聪明的鼓，明理的钹，状棒（半聪明半糊涂者）打大锣。因技不如人，闻者就一笑了之。其实，一泼锣鼓就是一个团队，分工合作，得心应手，彼此和谐非常重要。一起锣鼓打起来，打鼓的好比交响乐的指挥、电影的导演、杂志的主编，后面打钹、打大锣、打二锣子的就如演奏人、演员、编辑，都像配角。大舅就是打鼓的能手，若是拍电影，他就是最棒的导演。

在当村文书时，对多位数除法用算盘除，我也是个门外汉。大舅当过他们队里的会计。他亲手教我多位数珠算除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见一无除作九一，无除去一下还一；见二无除作九二，无除去二下还二；……一个高中生回村当文书，那时没电子计算机，更没手机计算器，随时都要用到算盘，要用到被除数是三位数以上的除法，我却不会，说来真是汗颜。若非大舅指教，我真还如李白诗所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984年我跳出农门，参加工作，也改变了他对我的认识。他逢人便抬爱说，在众多的外甥里，我是最成功的一人。

受大舅的影响，我也开始练书法。1992年“市场”刊头题字于四川日报农村版发表，乃我书法的处女作，2006年我成为重庆市书协会员。点滴成就，均缘于有个多才多艺的好大舅作引导。大舅在我眼中，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德高望重、能文能武、遵守法纪的好老师，是我崇拜的偶像。

2004年腊月，八十三高龄的大舅撒手人寰。失去这样一位舅父、老师、偶像，我还没报到恩，能不悲痛欲绝么？

敬爱的大舅已辞世12年，但他好像一直在暗中鼓舞我前进。在他诞辰95周年之际，我这笔笨拙，纵使有千言万语，也难表达深情。权且用斯短文《“酷”大舅》，以作怀念。相信他有在天之灵，理解我的真心。

你说我的大舅“酷”不“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