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吃饭时街上的热闹吗?
想当年,每到吃饭时间,一街两行,全是吃饭人。一个人,一个碗,一双筷子,叮叮当当,噗噗噜噜,行云流水。咀嚼声响之间,有说笑,有打俏,有即兴表演……那场面足可以用“市”来描述。无论早饭午饭晚饭,只要不遇到极端天气,饭市都会如约而至。
那时候的饭点没有作息时间表来匡正。做饭的时间,晴天看太阳,阴天雨天,全靠家庭主妇们的生物钟来掌控把握。令人惊奇的是,家庭主妇们的生物钟,似乎是被一根发条所牵动,家家户户端碗吃饭的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步一致!
饭市上,端着碗最先走出家门的是男当家人。男子在外干活,挣工分,是breadmaker,第一碗饭理应归于他们。紧跟其后的是孩子------那时候,家家孩子一大群,一出来就是一长溜。最后走出门的是围裙还没来得及解、两只面手还来不及洗就端起饭碗的家庭主妇。街道似干涸的渠道,中间是水路,相对较低,两边家门前的台子是渠堰,相对高些。门前重要位置一般是男当家人占据,比如一棵大树、一个树墩、一个石磙等。重要位置当然总是求大于供,于是,一块砖头,一只鞋子等都可以垫在屁股下面,权当临时座位。有不讲究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管身后的女主人怎样嘟囔絮叨,只还一个嘿嘿傻笑,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行我素之形象。也有讲究的,出门时一手饭碗,一手马扎,到了预定位置,放下,坐上去。还有既讲究又不想麻烦的,端着碗站着解决问题。
端碗拿筷子的姿势自然各有千秋。这里,笔者不想一一赘述,笔者想要说的是街里的几位老者。他们的做派是靓丽的风景:左手四个指头擎一大海碗,小拇指勾一小瓯。瓯里有时是咸菜,有时是腌制的韭花。吃红薯饭时,筷子往嘴里填一块红薯,或者两块,往小瓯里搛一根咸菜,或用筷子尖蘸一下韭花,送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嚼有模有样地享受。那样子真是令人羡慕。大多数人没有达到享受这样“奢华配备”的级别。他们端碗的姿势不随他们的离世而消失,反而鲜活地留在记忆里。人们端碗齐聚到街上,不仅仅只为完成吃饭这项任务,还为那一份热闹-----饭市是新闻发布会、故事讲座和辩论场……新闻热点奇闻趣事天南海北,都可以在饭市上获得。对于一些现象,一些热点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不会埋藏于心,会争抢着跳蹦出来-----辩论时常发生。辩论的走向基本上有两个:一是获胜的一方,乘胜而为,大布其道;另一方,虽然理屈,仍旧咕咕哝哝,不肯认输;二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渐趋激烈,演化成争吵,动手动脚也不是多稀奇的事。这样的纠纷,过不了几天,嫌隙自然消失,吃饭时又会凑到一起,该争论还争论,该说笑还说笑。
饭市最为热闹的时期也是生产队最为鼎盛的时候。那时候,早饭午饭的饭市,队长还会见缝插针,安排布置一些活计,待吃完饭,各自拿了相应的农具,直接走向自己该去的地块。晚饭的饭市,最为悠长,都伸手不见五指了,还能看见手卷纸烟的一明一灭,还能听到黑暗之中咕咕哝哝的说话声。空了的饭碗就放在旁边,有的甚至人走碗不走,一直放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想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队解体,土地承包给了一家一户,但饭市没有随着生产队的消亡而消亡,反而顽强地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午饭和晚饭的饭市。依然是饭市,但饭市的内容已有所改变。每到饭点儿,有好之者早早一手端碗一手拎着便携式收音机走出家门。收音机在家已经打开。到门外,地上一放,新闻已近尾声,几个广告过后,《夜幕下的哈尔滨》《岳飞全传》《杨家将》……随之开播。王刚,单田芳,袁阔成……各具特色的声音响彻街道上空。这一刻,大人小孩都停止了除咀嚼之外的任何响动,聚精会神天高云淡,心随书中人物命运而悲而欢而喜而痛。吃完了一碗,因为害怕错过书中的精彩,男主人们大多把空碗往地上一礅,等着节目终了。女主人对此颇有微辞,责怪其不知孰重孰轻。男主人则置若罔闻,不予理会。会来事的女主人,一边嘟囔一边拾起饭碗,回家替男人盛饭。有一些家庭,女人比男人厉害,女主人吃完得男主人回家盛饭。还有另外的家庭,男女主人都是“发烧友”,谁也不回去。大懒使小懒,小鱼吃小虾,指使孩子回家盛饭。被指使的儿子或者女儿当然极不情愿,但“圣命不可违”。不过,虽拿了父母的碗,迟迟疑疑就是不肯挪步。饭市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一条街上四五个收音机,一齐开着,小说广播虽在同一时间,但广播着不同的内容,这时候的街上,那真是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五花八门喧闹异常。广播结束之后,还有评品还有探讨还有争论……
这些年回老家,老想着当年的饭市,吃饭的时候就又坐到了门前。可是,每次都很扫兴。到了饭点,街上几乎看不到人!怎么回事呢?原因大致有三:一,现在的饭点不统一。各家干各家的活,有早有晚。二,大多数家庭,一个人已不仅只是一个碗一双筷子,往往是几菜一汤,不方便端着走出家门。三,大多数人出外打工,老老实实在家吃饭的没有几个……
街上饭市的消失是一种进步?是奔了小康的象征?亦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但我怀念当年热闹的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