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光

父亲的眼光

清明节回去给父亲上坟。到了父亲长眠的地方，我和姐姐哥哥用铁锨铲起一个小土堆，拢起一个“坟头”。然后在坟头上压白纸条，把燃着的香和贡品摆在坟头，再下来燃放鞭炮。鞭炮燃放完毕，我们依次跪在父亲坟头，向着长眠在地下的父亲磕头——孤独的父亲，只有这一刻才能品尝到一点儿女的孝敬，阳间的热闹。我知道父亲孤独，冷清，可阴阳之间，横亘着一堵又高有厚的墙，谁都难以逾越。我真想多跪一会儿，跟他说说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儿女孙子——他的重孙，跟他说说妈妈，说说我们的喜怒哀乐……可是我分明看见躺在地下的父亲，眼里表现出来的是拒绝，是有点儿想要发脾气的不悦。他要的是我们有出息，下一辈健康成长，全家人幸福，而不会以自己一点点的热闹和快乐牺牲儿女们的——哪怕是——一丁点儿时间。他生前是这样，死后，我敢说，还会是如此。

父亲长眠的地方在哥哥责任田的东北角，没有隆起的坟堆——这是父亲的遗嘱之一：死后不留坟。父亲的坟在我们心中。我们兄妹几个，无论谁，到了地方，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准确位置。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后事做了详细的交代，其中就包括他的埋葬地。他不让我们把他埋到老坟里。他说老坟离家太远，来回一趟不容易。其实，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想让我们麻烦，不想让我们为了他而花钱，而去和贪婪的邻村人讨价还价，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家的老坟在邻村的地里，如果把他埋在那里，没有个十天半月，达不成协议的。就把我埋到老大的地头吧。那样的话，我能日日夜夜替他看守着庄稼。也不要拢坟，那样占了地，每年少打好多粮食——这就是父亲，该死的癌症把他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了，他还不忘替我们着想。父亲死后，我们没有把他埋进老坟，不是我们怕麻烦，而是我们不想让他去陪伴那个他根本没有谋过面的爹、对他百般虐待的娘——但愿这不是我们的残忍。

父亲已去世十多年了，但是，在我的意识里，父亲根本没有离开我们，还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他和我们见面不是在白天，而是在黑夜，在梦里。我的梦里，父亲经常半躺半坐在他的躺椅上，至于他穿什么衣服，是胖是瘦，与生前有什么不同，等等，我都感觉不到，唯一能感觉到的是他的两只眼睛。他的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仿佛生怕我们有什么闪失，生怕我们周围会出现什么不安全因素。罩在父亲的眼光里，我会觉得安逸坦然，会觉得是坐在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圆圈里。当然，这也是父亲的无奈之举，因为父亲在那边，没有能力回来，没有能力再走到我们中间，把他对阳间的洞察谆谆告诉我们，只好化作两只眼睛在黑暗处为我们保驾护航。

父亲一生是农民，做的最大的官是生产队长。在我们村的历史上，他当生产队长的时间最长——从1964到1977，整整十四年，刚好涵盖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他从31岁干到45。那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宝贵的十四年啊！因为他的眼光，我们生产队由全村最穷达到最富——由他接手时一分工二分钱到他卸任时一分工两角钱！要知道，其他生产队到80年代初生产队解体时一分工才到一角八分钱。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的记忆里他做的三件事最有眼光。一是抓副业。他很早就认识到，生产队只种粮食不搞副业，啥时候都富不了（这是他说的原话。是队委们在我家开小会时我偷听到的）。于是，他带领全队社员在村里率先搞起了副业——造纸。所谓造纸，就是到城里把印刷厂、废品回收站里的废纸收回来，重新加工，制作成包装纸再卖到城里。因为这一项副业，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大大提高；二是买回我们全村里的第一台拖拉机。买拖拉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拖拉机能耕地，能脱粒，能搞运输……而且冬闲时，把它往车库里一放，不用管它吃不用管它喝，比起牛呀马呀这些张嘴货，那可是俭省多了。三是把队里的土地分给社员——责任到户。这个责任到户，和后来的联产承包制异曲同工，但比安徽凤阳小岗村早搞好几年！要是父亲和几个队委也写了血书，也郑重起誓，说不定就没有了安徽小岗村的荣耀四射彪炳国史。父亲的这三项举措，大大改变了生产队的面貌，为社员们带来了极大的实惠。

后来，每每想起，我都为父亲的眼光与胆识叹服。要知道，父亲是个文盲，从小到大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按说，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一生下来，兵荒马乱，生计无着，不能上学是正常的事。但父亲小时候，就其家境来说，要供他上学应该是绰绰有余。可是，抱来的孩子，路边的草，奶奶不会在父亲身上多花费一丁点儿的精力与金钱。

父亲本不姓陈，而姓刘，是刘家弟兄五个中最小的一个。按常理，他应该从小就享受着父母的宠爱（天下老都向小），哥哥们的呵护。然而，老天却跟他开了个玩笑：狠心的亲爷奶偏偏把他过继给邻村的陈家！陈家——我后来的奶奶家（父亲过继过来时，爷爷已去世）只有三个女儿，过继父亲的目的是指望父亲为陈家顶门立户。可父亲成了奶奶的儿子以后，她却不珍惜，想着法儿虐待他。听隔壁的爷爷说，父亲十多岁时，奶奶就让他犁地耕田，扛麦布袋——所有的庄稼活，不论轻重，全都堆到他的肩上。但是，奶奶只让父亲干活，却不让他吃饱饭！奶奶经常把父亲支到地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她在家偷偷做好吃的，和三个姑姑分享。正在长身体的父亲，总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父亲到成年也只是个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瘦的只有皮而没有肉的身子。我记得，父亲的体重最胖时也只有110斤。我问过父亲，你爹娘，就是我亲爷奶，为啥那么狠心？父亲只笑不语。他对父母没有抱怨责怪。每年大年初三，他领着我和哥哥，后来又带上弟弟，步行四五里地到爷爷家里去拜年。爷爷给我的印象很和蔼。见着我们，他总是笑，是那种儿女绕膝颐养天年此生还有何求的满足的笑。他长长的白胡子能抵达肚脐眼，而且还很硬朗，每逢吃东西时，胡子会随着下巴的抖动一翘一翘的。他的嘴像是陷在浓密的杂草深处的一个洞穴，因为没有牙齿，显得幽深莫测。这么慈眉善目的一个老人，当初怎么舍得把一个呱呱坠地的小儿送给别人（当时的刘家并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已经走投无路非得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在妈妈那里得到了答案。爷爷奶奶是典型的农民，他们心中的小算盘打的精明：这边陈家只有闺女，没有男孩。陈家当时有七八亩水浇地，很是肥沃，还有很宽绰的一处宅院。若把小儿过继过来，将来陈家的一切不都落在了刘家的手里？于是，听说陈家想过继一个男孩时，他们就做了“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的决断。爷奶的如意算盘最终得逞了，但这样的得逞却是以牺牲父亲的童年幸福为代价！也就是说，我的亲爷奶把一个原本掉在“蜜罐里”的父亲捞起，随手一扔，丢在了咸菜缸里！后来的我，多次把父亲和几个膀大腰圆的伯伯相比，可是无论怎么看怎么比，父亲和他们都相距甚远，绝不像亲兄弟。不让吃饱还在次要，最让父亲气恼的是，奶奶不让他上学！一天都不让。

一个看不得书认不得字的人怎么会有那么超前的眼光？

父亲最后卧病在床的日子里，守在他的床边，我曾好几次问过他这个问题。听到我的问题，父亲被病魔折磨得七零八落的脸上总露出得意的表情。是的，父亲应该为他的眼光为他的洞察力感到得意感到自豪。

如今，父亲不在了，村里那一代人已所剩无几。他们大半辈子生命与之捆绑在一起的生产队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那些“光辉业绩”是大路边的几粒尘埃，一个又一个疾驰而过的车轮不知把它们震飘到了何处？虽然，作为生产队长，父亲的辉煌早已被遗忘，但父亲的眼光给我们兄妹几个带来的裨益，却会永远存在。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跨进校门，他刻骨铭心。后来当生产队长期间，不认得字，看不懂会计所记的帐，吃过无数次的亏。所以，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必须上学，我必须读书，读书上学，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的第一要务。这个意识的建立，当然是父亲的功劳。父亲把上学读书的意识像个锲子一样锲在了我的脑子里。对待上学读书，我们姊妹几个，没一个敢懈怠，没一个敢敷衍了事。我的姐姐哥哥，在学校里学习都非常好。但是，姐姐没能如愿上初中高中，甚至小学都没能上到头。为什么？因为我和弟弟妹妹。姐姐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四岁多，弟弟出生。妈妈不能干活。家里，地里，父亲一个人明显应付不过来。妈妈提出要姐姐辍学。父亲不同意，说一切他自己扛。然而，父亲一人怎么能扛得了？外面的可以，家里就不行了，洗尿布做饭等，他怎么能顾得过来？两人的意见顶了牛，谁也不服输。父亲的意思是：大人再怎么艰难，不能委屈孩子。母亲的意思是：饭吃不到嘴里，日子都过不成了，当老大的做出点牺牲，能委屈到哪里？况且是个女孩子。女孩子，上学有啥用？能做衣裳，会做饭也就行了。为此，他们热战冷战，动嘴动手都有过。看到这一切，因为不让上学曾和母亲怄气的姐姐，袒露出老大的胸怀，主动辍学，辍学回家伺候妈妈和弟弟（奶奶在我出生时已过世）-----当起了月嫂和保姆。弟弟长到三岁，太爱上学的姐姐提出复学的要求，父亲满口答应。妈妈仍是不同意。父亲使出手段，跟妈妈死缠硬磨。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有条件同意。她的条件是：姐姐上学得带着弟弟。姐姐高兴得一蹦老高，因为不管怎么说，她可以再上学了。姐姐又一次跨进了校门（只是身后拖着个尾巴。姐姐坐在座位上听课，弟弟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大家都在听课，只有老师一个人在讲，教室里秩序井然。我要尿尿。弟弟突然发声，大家一惊，哈哈大笑，整个课堂哗然一片！姐姐连忙牵了弟弟的手，跑出教室——这是常见现象），和哥哥同班学习。然而，小妹妹的出生彻底断了姐姐继续上学的念想。因为没能让姐姐上到小学毕业，父亲歉疚了一辈子！临闭眼前，父亲拉着姐姐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哥哥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有改革，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哥哥觉得遗憾，父亲也觉歉疚，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我，还有弟弟妹妹，就幸运多了。我高中毕业两年不到，高考制度就改革了，上大学可以不用靠关系，靠走后门，全凭自己的本事了。其实，说我们运气好，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父亲超前的眼光。四人帮一倒台，父亲就跟我说，把你初中高中学过的书拿出来，好好复习复习，将来上大学兴许就叫考试了？如果真叫考试了，到时候手忙脚乱，还不如现在就做好准备，免得临时抱佛脚。哪能呢。我不信。听爹的话没错。他说的不容置疑。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父亲所料。弟弟在学校虽不调皮捣蛋，但学习并不踏实，因为“读书无用”。父亲跟我说这话时，弟弟刚上高中。父亲给我分派任务，让我在弟弟妹妹放学以后监督督促他们学习，不会的地方让我给辅导。父亲让我专职做这些事，地里的活他一人承担（姐姐已出嫁；哥哥当兵了）。

因为父亲的灌输，姐姐哥哥的影响，我一踏入校门，就非常喜爱学习。小学几年里，凡是考试，成绩在班里都很拔尖。初中高中，想法多起来，不那么努力了。这当然和当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1975、76、77这几届高中毕业生，能考上大学的，那是凤毛麟角，因为这几届学生开始上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始，他们踏入学校大门；文化大革命终，他们高中毕业，或即将毕业，所以受的危害最大。要知道那正是他们汲取知识接受阳光雨露的最好时期。后来在企事业单位里，这个年龄段被称为“断层”，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数太少。我是这些少数跳出农村吃上“商品粮”的人中的一个。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到高中，把我所有学过的课本放在一起，也抵不上现在高中生一本教辅书的厚度与重量！小学初中，不是停课闹革命，便是搞批判抓阶级斗争。到了高中，实践，即生产劳动成为我们的“主业”，学习是“副业”。两年高中下来，学习的时间最多占二分之一。这样，初中高中所打下的知识根底远达不到考大学的要求。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功劳应归于父亲。我对学习从认真对待到敷衍应付从初中就开始了，高中更甚。父亲当然注意到了。他害怕我的精力转向别处，一方面给我灌输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培养我读书学习的兴趣。他当生产队长，经常到大队到公社开会，回来从不空手，总要带回一些“学习材料”。那些学习材料包括文件、宣传材料、《毛泽东选集》等。这些东西，他不说让我看，只说他得给社员们转达，要我给他读，给他解释——这是变着法子要我读书学习。他知道光这些东西吸引不住我。他还有另外一招——借书给我看！他给我借的书大多是小说。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无论古代现代，小说比教科书文件文献有趣多了。这一招果然灵验，没看几本我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从此，我的读书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金光大道》《红日》《山乡巨变》等现代小说，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当然大多数是父亲给我借的。

我的童年里，课外书对我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要借课外书，谈何容易！我们整个大队没有几个读书人，要在左邻右舍借到一本书看，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父亲为我借书，那可是不惜一切，有时候他简直就像个克格勃。村里谁家有好看的书，或者谁谁刚弄到了一本什么书，他能很快知晓，并且第一时间赶到，第一时间借到手里。书，对有些人来说，是废纸；对有些人来说，是宝贝。遇到爱书如命的主，父亲就得绞尽脑汁。他使用什么办法，我不清楚，但事实是，我手头的书总不会“断顿儿”！他每借来一本书，先要告诉我持有的期限，我就拼着命读，不分白天，不分黑夜。有一次，他去人家家里借书，因为主人的疏忽，被看门狗咬伤了。他说没事，但我们（主要是妈妈）却非常担心，催着他打了好几针“破伤风”！回想起来，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次他到邻村给我借《山乡巨变》。不知道老天是为了迎合书的内容，还是故意为父亲制造困难，从邻村回到家时，他整个一雪人！帽子上，眉毛上，大衣上……全是白的！那时候，不知道有圣诞老人这一说。要是现在，看到父亲的样子，我绝对会首先想到圣诞老人。父亲在大雪天里，骑着一匹白马，冒着严寒，千里迢迢为我送礼物来了。他的礼物就是他手里拿着的《山乡巨变》！谁让你大雪天里去借书了！妈妈一阵数落。去的时候没有下，谁知，路上下大了。父亲说。原来，父亲去公社开会，中午吃饭时候，得知邻村一个生产队长的孩子手里有一本《山乡巨变》。父亲一听，就急不可耐想要弄到。一开完会，他就催着那个队长，和他一起绕道去取书（多走至少六七里地）。出公社门的时候，雪没下，天只是阴的很重。走不多远，雪就下了，而且越下越大。到了人家家里，那个队长的孩子还没有把书看完，不想借出，可看到父亲的一身白雪，看到父亲那虔诚的态度，小孩答应把书给父亲，但只给了三天的期限！父亲满口应允，把书往棉袄里一揣，马不停蹄往家赶，根本没有听见那个队长要他留宿一晚的礼让。邻村与我们村之间，是洼地，路两边都是稻壕。父亲不知栽了几个跟头，不知掉到稻壕里多少次，终于把书拿到了家！我看的书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山乡巨变》就是其中之一。

上大学的目标以及将来长大了要当一个写作者的理想都是在父亲诱导下建立的。我每逢看完一本书，父亲就要我给全家人讲。讲的时间场合没有限制，有时是吃饭时候，有时是在夜晚躺在床上，有时是全家人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讲完后，父亲往往会连连夸奖，说我讲得好，比说书的讲的还好听：俺家老二，将来一定是读书人，端的饭碗一定与书有关！就是他的这些话，点燃了我读书上大学的欲望。那些年上大学要靠“推荐”，没有“后门”进不了大学门。我说我要上大学，周围的人都说是异想天开。唯独父亲不这样想。他一再鼓励我，说，国家建那么多大学，是为谁建的？不叫咱上叫谁上。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听了父亲的话，我认真做着复习准备。1977年10月，高考恢复考试制度的消息传来。我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以后的第一次高考。过了年，1978年年初，我接到了大学的通知。两年后，弟弟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家成了我们村的骄傲——连着出了两个大学生！

父亲的智慧，父亲的眼光，从何而来？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父亲的智慧和眼光，使我们兄妹几个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