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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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书
我喜欢读课外书，自小学始。
我上学的年代，要看课外书，唯一的办法是借。
然，往前推四五十年，借书哪像现在这么容易？阅览室，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倒是听说过，但不知离我们几千几万里。
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开始；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刚好贯穿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
不知怎么地，刚上了几天学，刚写了几篇作文的我，就喜欢上了文学，就立志要当作家。要当作家，当然得看书，可书都藏在哪里？家里是指望不上的。往前推十辈八辈，祖宗里难觅一个读书人。没有读书人，何来书籍？搜遍全家旮旮旯旯，别说稍有点儿名堂的书，就是一页印有字的纸，也跟黄金一般稀有；街坊邻居也不敢指望。我们生产队整条街上真正能称得上“识字人”的，比不上大熊猫，也抵得上朱鹮。左邻右舍过年写对联，门楣上的横批大多是“耕读传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实际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家庭只有耕而没有读。你到左邻右舍借一张钢锨，或一把锄头，容易得就跟庄稼地里弯腰捡土坷垃一模样，但要想借一本书，简直是想用火星上的土壤造水泥！西街四队倒是有一家“书香门第”，只不过他家是地主，文革一开始，最先被抄。从他家搜出的书一大堆。那书堆在他家门口的街上。带头“破四旧”的造反派头头，划一根火柴，书堆瞬间变为火堆，经过一天一夜的熰燃，变成一堆没有分量的灰烬。当时的我就站在火堆旁，蹦着跳着欣赏着一本本一页页由白由黄变黑变焦变成一缕缕青烟升至飘飘渺渺的高空。那时候太小。后来想起，很觉后悔：为什么不趁人不备从中抽出几本？哪怕一本半本也好啊！学校更是不敢指望。一个村小学，根本不知道图书馆为何物。老师们手里，除了课本，就是作业本。听说过四大名著，听说过里面的故事，但从没见到过真正的书本。四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看我喜欢看书，给我推荐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红日》等现代小说。这些书听起来很诱人。但怎么才能搞到手？掏钱去买？做梦去吧。
为了借书，发生过好多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借《林海雪原》。
我有一个同学，姓黄。黄同学大我四五岁，是个“学困生”，连续五年留级。学校里，他是有名的“霸王”，不论高年级学生还是低年级学生，都怕他，见了他都躲着走。但不知怎么地，我们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我为他做作业，他为我借书看。学校里，谁谁有了一本什么书，他能立马得知，并很快弄到手，然后交给我。
那一本《林海雪原》不是从其他学生手里强取来的，是从邻村东马庄他表弟手里借来的。
一个冬天的星期六下午放学时，他兴致勃勃跑来跟我说他表弟弄到一本书。什么名字？《林海雪原》。他炫耀说《智取威虎山》就是从中选取的一段。我一听，像蜜蜂闻到了花蜜味，像饿狼闻到了羊膻味，像鲨鱼感知到了血腥味……立马催他去取。但他不想去，说太晚了，并指着昏昏暗暗的天让我看。的确，乌云压在树梢上，天阴得半下午跟黄昏一模样，尖利的东北风呜呜呜地叫——种种迹象表明，第一场冬雪即将来临。改天吧？他说。那咋行！一下雪，好几天不能出门，更不要说出村了。困在家里没书可看的景象，想想都不寒而栗。我说你要不想去取，你告诉我干什么？看他仍不大乐意的样子，我威胁说，你要不去，以后休想叫我给你做作业！这是杀手锏。他没办法，只好同意了。
我们出村向东马庄走去。东马庄离我们村五六里地。那时候的五六里，什么概念？千山万水呀！不知道老天是为了迎合书的内容，还是故意给我们制造困难，走不多远，雪就下了。开始是大雪片。雪片大如席，乌鸦变白鸡！我们把刚学过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经过改造，互相调侃。很快，雪片变成了小雪粒，雪粒细密，呈大约十五度倾角，密集地击打到脸上身上——谁都知道，这是下大雪的征兆。走到半道，地上的雪刚和脚面平，进了东马庄村，一脚下去，已是深深的脚窝了。
好不容易到了他表弟家。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他表弟说书还没有看完，不给。可看到我们俩的一身白雪，黄同学的姑姑姑父尽力劝说。他表弟是个很拧的家伙，说不给就不给。被逼急了，拿起书跑出了家门。这一跑，我想，坏了，今天拿不到书了！一时间心像掉到了雪地里。黄同学的姑父姑姑很觉尴尬，好像这“恶果”是他们造成的。这“舅子”孩子！他姑父骂一句。他爹，赶紧去把奇儿（争奇）找回来！姑姑催促着。姑父其实已经向门口走去了。他披着大氅，双手背在大氅里，嘟嘟囔囔向外走。姑父出门后，姑姑看看天，要我们俩到屋里烤着火等。我轻轻拽一下黄同学的衣袖。他会意，说，我们也出去找。我跟着黄同学走出门。表弟实际上没有走远，就躲在隔壁一所废弃的空院子里。空院子以前可能喂过牲口。里面有个大草棚。我一出门，就看到了隐隐约约的脚印。我指给黄同学看——我们就先于黄同学的姑父找到了表弟。表弟被我们拉着回了家。在他爹的威逼之下，在他妈妈轻声细语的劝说之下，在黄同学和我拿走一本还回三本的承诺之下，表弟终于松了口。我拿到了书！但只有三天的期限！我二话没说，拉着黄同学就走。姑父姑姑看着漫天飞雪，说天晚了，你们住下，第二天再走？黄同学看我，我坚决回绝。夜长了梦就多，我可不敢冒风险。
东马庄村与我们村之间，没有大路，只有曲里拐弯的田间小路。小路两边没有树木，只有或宽或窄的水壕。
雪把田野盖住了，到处是刺眼的灰茫茫的白，包括小路，包括水壕。仰脸，灰蒙蒙的空中，一粒粒黑色的小点，斜着落在脸上，丝儿丝儿的凉；往前看，灰蒙蒙的空中，黑黑的雪粒飞虫般“群魔乱舞”。在这样的雪天里行走，本来熟悉的路变得陌生，变得不可捉摸。出村不过百米，我就跌进一条水壕里。水壕结了冰，但冰很薄。幸运的的是，水壕很窄，水也不深，虽然栽倒了，但上身没有湿，棉袄里进的雪，抖一抖就掉了。下身，只湿到膝盖往上一点的位置。我从水壕里爬出来，刚想喘口气，却发现手里没了书！我一下慌了神，喊：书不见了！我的声音一定发颤，一定是“抖音”，弄的正要去搀扶我的黄同学匆忙丢下我，四下寻找起来。我也顾不得滴着水的裤子，还有湿塌塌的双腿，雪地里扑腾拨拉。找到了！黄同学喊。最最万幸的是，书落在了旁边的雪地里，并没有随我掉进水里！这是个可怕的信号。我不敢再掉以轻心了。黄同学看我浑身打颤，说，咱回我姑家换条裤子吧？我说没事，一会儿就到家了。他很不放心，一是我，二是书。看我坚决的样子，他说，不回我姑家也行，但为安全起见，你把书给他，我帮你拿。在我面前，他是老大哥。我说不，我自己拿。心里说，还不放心你呢（他的毛手毛脚是出了名的：学期初老师给他发的新书，一个月不到，一本都找不到了；给老师灌暖水瓶，水没灌进去，暖水瓶却掉地上摔了个七零八碎……）。稍加思索，我有了办法：把书揣到棉袄里。现在说起来，都说小时候的天气冷，其实不是天气冷，而是穿的薄。我记得很清楚，那么冷的天，那么大的雪，上身，我就只穿了一件小棉袄，里面没有衬衣，外面没有外套。天寒天暖，就那么一件小棉袄。一冬天没有换洗过——棉袄已不是棉袄，而是硬邦邦的木板了。为了御寒，哥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根腰带——一段比皮带薄、和皮带一般宽、两端带两个弯头的铁皮带——我把它据为己有。铁皮带扣在身上，暖气散失减少了很多。虽然我的棉裤是湿的，腿冰凉冰凉，但我的棉袄里是热的。书揣进棉袄，直接摩擦着肚皮，安全感油然而生。起初，书本很凉，不大一会儿，就被我的肚皮给暖热了。从东马庄走回家，我又跌了几跤，甚至又掉进一条水壕里。虽然因为不停地走动，因为小男孩儿身上的活力，裤子里面没有结冰，但到了家，两条腿已麻麻木木几乎失去知觉，可是，我的《林海雪原》却暖暖甜甜与我的肚皮保持着同样的温度！
这样借来的书，看一遍等于十遍。直到现在，脑子里《林海雪原》里的人物还很鲜活。
假若没了书，盘踞在大脑深处的少剑波白茹们情何以堪？
抄 书
初中小学，看书看热闹。每每费好大劲儿借来一本（主要是小说），连三赶四（往往所给期限很短）看一遍，立马还回去。到了高中，想法多了。每借来一本书，看完了，总不想把书还回去，甚至有谎称书丢了从而把书据为己有的卑琐想法！这是不应该的！可这个不应该的想法一旦形成，怎么都挥之不去。有什么办法把借来的书变成自己的、以后什么时候想读就读想看就看？办法很快想了出来：抄。把借来的书完完整整抄下来！以现在几千万像素手机在手的眼光看，能想出抄书这个办法的，不是AI便是脑残。但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这样做了。印象中，抄过的书不下十本。记忆最深刻的有《青春之歌》、《红日》、《上海的早晨》《第二次握手》等。后来读到《送东阳马生序》：“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前几年看《恰同学少年》，得知毛泽东年轻时也抄书，心里不免得意万分：看，吾和伟人和大文豪“心相近习亦相近”哟！
当年抄书，与大文豪宋濂所处的环境相比，其艰苦程度，自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抄书，大都在夜晚进行，因为晚上安静，不受干扰。晚上做事，首要问题是照明。那时候，虽然已经用上了电，但极低的电压，表面吸附了厚厚灰尘的15瓦电灯泡，发出的光是灰黄的。再加上，四周糊了报纸——原本刷白的报纸，经年累月，也已土土黄黄——的墙壁，在灯泡映照下，房间更显昏暗。虽然昏暗，但毕竟是电灯照明。过了晚上9:00，昏黄的电灯也用不成了——9:00停电。很偶然的时候，电灯可能会亮到9：30以后。
其次是纸和钢笔水。纸从哪里来？作业本。我们上高中，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到学校农场里参加劳动（美其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论哪一学科发的作业本，学年结束，几乎百分之九十都白着。这可是珍贵的可利用资源！作业本上胡乱涂写过的纸撕下来，剩下的三本或四本订一本，一本大部头小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有了着落。那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呢？一个人的作业本能凑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再找两个或三个人，问题不就解决了？那年代，你和谁要作业本，谁都乐意奉送，因为白着也是白着，何况能多多少少发挥点儿作用？只是，要作业本的时候，你得答应书抄完后让人家“先睹为快”。镇上的代销店里有作业本卖，但一本要八分钱，本子又薄得要命。如果买本子抄一本大部头，少说也得十本八本！那是一笔不敢想象的开支。钢笔水看似很省，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本书抄下来，不得半瓶也得三分之一瓶。钢笔水没办法凑合，只能是买。钱从哪里来？卖旧课本和捡拾“破烂”。那时候“破烂”很少，要拣够买一瓶钢笔水的钱，不得一年也得俩学期。
有了纸，有了钢笔水，又拿到了书，匆匆吃完晚饭，钻到屋里就“开战”。的确跟打仗一样。9:00电一停，煤油灯立马点亮。抄完一本长篇小说，一般需要五到七天，当然，整晚上是基本不睡的！待第二天天亮，走出屋子，一口痰出去，地上立马多出一个灰灰白白的“屎壳郎”！伸伸右手，指关节喀吧喀吧响。这算什么？一个心思：快点抄，抄完把书还给人家。为抄一本书，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常有的事。熬夜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饿肚子。抄到凌晨一两点，前心贴到后心上，起身到灶房翻找能吃的东西。现成的东西，比如馒头烙饼等，那是不可能有的。有的，就是生萝卜生红薯。这还是在秋冬季。要在春季，连萝卜红薯也找不到。大多时候，到厨房里转一圈，再转一圈……每转一圈，饥饿感就增加一分，但也奇怪，转到最后百分之百确定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反而不饥不饿了！冬天有吃的东西，但冷又是一个大问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真是形象呀！的确，抄到后半夜，冰窖一样的屋里，哪儿哪儿都是冰的。大文豪宋濂在文章里没有说，他是怎么克服“手指不可屈伸”的。我的办法是：抄写一会儿，赶紧起身跺一会儿脚搓一会儿手，再不然把手伸进棉袄里，暖热了再接着抄——冷着，饿着，但快乐着，自我陶醉着。每抄完一本书，仿佛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似的，开心得一蹦老高，连忙拿到学校让同学们传看。高二学年，自习课，甚至物理化学课上，手抄本纸叶翻动的哗哗声都能盖过老师的讲课声！师范毕业后，回母校当了老师。原来的化学老师仍在学校，我们成了同事。见第一面，他绷着脸问：可有手抄本借来一阅？我答：有是有，但不是在化学课上抄的，敬请高抬贵手。说完，我们师生俩好一阵会心大笑——他曾经在课堂上没收过我的手抄本。
据说，大文豪茅盾先生，年轻时，自己写的每一本书，都能从头至尾背下来。我抄过的小说，虽然不是自己写的，但跟自己写的也差不了多少，虽背不下来，但印象极为深刻，对自己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假若，我这些存量极少、纸页已经发黄、字迹有些漫漶、压在书柜最底层的手抄本，随“书”化为青烟，我的心灵何处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