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姓朱,有一个好听的学名,可是没有人愿意叫,见了面都叫他老三,可能是他排行老三的缘故。人家叫他老三,起初他听着还有些别扭,可后来听的时间长了,自己还觉着亲切顺耳,于是老三就成了他和外界交流的通用字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老三二十岁还不到,在家乡就已经很出名了,人们都知道,这个人能捣鼓,成天不着家,今天收点粮食,明天弄点鸡蛋,拿到集市上一出手,花花绿绿的票子就到手了。由于手里不缺钱,人又大方,看到谁家缺米少油的,他就贴补一点,大家都觉得庄上有这么一个人是大家的福分。
日子过得很快,一九六一年年底,快过年了,有好多日子大家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有人就去他家里打听,才知道他已窜到了东北最北端的漠河地界,还在那里当上了伐木工人,干了两年,由于显伐木单调枯燥,又听说新疆粮食多得吃不完,就象变戏法似的,不多久,他已在新疆的一个叫大土古里的地方安了家。好象这个地方和他有缘,这一次,他再没有动过要走的念头,看到他收了心,几个老乡便张罗着给他说了一门亲,虽说是一个哑巴女人,可人长得象仙女似的,他也就从不同意到同意,简单的仪式过后,便很高兴地搬到了一起。哑巴女人对他知冷知热的,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滋润,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哑巴女人不能生养,开始他还很在意,后来觉着两个人的世界有两个人世界的乐趣,也就打消了要孩子的念头。
在那个凭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有个好身板比什么都强,他确实是一个好劳动力,自己又不挑活,重活脏活抢着干,为此,队长经常当着全队社员的面表扬他,那时侯,生产队经常搞劳动竞赛,每次竞赛他都在前头,他获得的奖状都贴满了墙,有时还发奖品,什么毛巾、洗脸盆得了不少,最让他难忘的是他还得到过一个咏梅牌收音机。有一次,公社书记还专程来到他家看望他,并鼓励他好好干,还说要树他当全公社的典型,他当着人家的官只是笑笑,连饭都没有给人家吃一口。后来他还真的当上了典型,那不是人家公社书记所期望的典型,却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典型。农闲的时候,他偷着倒卖过猪肉、莫合烟、鸡蛋,凡是紧缺来钱的东西他都偷偷的鼓弄过,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多久,就被上面的人知道了,人家狠狠的收拾了他,他还不服气,好在公社书记念旧情,没有给他上纲上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听说内地已经开始分田单干了,凭着感觉,他觉得他这里分田单干也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内心又开始活动起来,那几年,社员有一点自留地,自留地里种了不少烟叶,收获后加工成莫合烟,都是留着自己吸,谁家也吸不完,来年又不好吸了,于是,他就动员大家把剩余的交给他,他帮着去处理,先不给钱,等处理掉了再算账。吸不掉的,放着也是放着,大家都愿意,东家一些,西家一点,积少成多,光一个村子就有不少。开始,他不敢在本地卖,他就偷偷摸摸运到大一点的城市去卖,到这些城市,他也是走进工厂和居民区去卖,卖得快得很。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他家的小院就成天挤满了人。
后来,他便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农副产品的收购和推销。所谓收购,其实就是先不给人家钱,等他把产品销售出去了再算账,由于以前都是这样,谁家也没有吃过亏,所以,大家都相信他。有一年,家家都种了不少打瓜,可巧,这一年,打瓜籽销售非常难,理所当然地,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他拍着胸膛向人保证,他联系销售渠道,绝不会少大家一分钱。于是,成麻袋成麻袋的打瓜籽便运到了他的小院里。那几天,他小院里的打瓜籽堆得就象小山似的。望着这么多打瓜籽,有些人心里就担心起来,问他有没有把握销售出去。他摇着扇子笑人家没有见过世面,被笑了的人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可不是,没有几天的功夫,一院子的打瓜籽就被他运了出去,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安心等着拿钱。可是,十天过去了,没见他回来,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见到他的人影,有人心里便犯嘀咕了,该不会出事了吧。于是,便找哑巴女人了解情况,哑巴女人心里也焦急得象在炉火上蒸烤着似的,两只手不停地比划着。大家也看不懂她比划什么,有人便提议找几个小伙子四处打听他的下落。过了好多天,才打听到他的消息,找着他一看,天哪,好端端的一个人已经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那小山似的打瓜籽已经不见了踪影,钱却没有拿到一分,他让人家给骗了。找他的人看到这种状况,也没有了任何主意,便劝他先回去再想办法,他借口再等几天,打发找他的人回去了。那些人前脚刚走,他后脚便不见了踪影。他知道,那是乡亲们一年的劳动果实,这样回去,乡亲们还不和他闹翻天吗?他哪敢回去,便整天东躲西藏的,后来便再没有了他的讯息。没有了他的讯息,大家都知道他不敢回来,有人就想卖他的房产。可一个哑巴女人又怎么办,大家想来想去,还是没有那样做,哑巴女人啥事都说不清楚,整天也是哭哭啼啼的,这事便不了了之。
渐渐地,人们不仅忘记了打瓜籽的事情,而且还忘记了他的存在,老百姓有时很开通,再怎么着,日子还得过下去。
也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也不知道他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踏上了回来的路程,在一个雪花飘落的日子里,他悄然的回来了,映在他浑浊眼睛里的整个村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点已经做了整齐的规划,村子的大路小道都铺上了柏油路面,有好多人家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房,村子中央的广场上矗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挂着一面国旗,国旗随风招展,在这久别的土地上看见鲜艳的国旗,很久没有的庄严和神圣感又涌上了他的心头,看到这一切,他欣喜中带着歉疚,他渴望着乡亲们能原谅他。
他的小院还在,只是哑巴女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想着哑巴女人的种种好处,他揪心的难受,竟号啕大哭起来。大家见到他,谁也没有提起当年打瓜籽的事情,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似的,还帮他收拾了房屋和小院。他感觉无地自容,将头埋在两腿中间泪流满面。大家安慰他,说现在政策好了,只要好好干,会好起来的。
日子照旧过下去,好在他的身体还很硬棒。据他自己说,每天早晨他都要小跑两公里以上的路程,但愿这点好习惯能给他余下的生命旅程带上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