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土地上放牧灵魂

创作谈:在故乡的土地上放牧灵魂

陶玉明

我的乡土散文总也逃离不了乡音、乡情、乡恋构成的乡愁。从第一部作品《我的乡村》到后来的《远方的家园》，直至2019年底出版的《回首望故乡》，无一不是乡情的流淌和乡愁的倾泻。

一位80后的编辑读了我的散文后说：“最近校编你的散文作品，心尖有一种针尖轻挑般的酸楚和微痛，眼睛也是潮湿的。”无独有偶,一位90后的云大中文系的学生读了我的作品后说：“和你一起‘回首望故乡’，让我的眼睛总是噙着泪珠。”他们说的话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我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喉咙里似乎也是含着“黄莲”感觉。

但我写作的“初心”并非为了博起读者的眼泪，而是为了一种“使命”。这个“使命”谈不上崇高,也牵扯不到“家国情怀”这样宏达的社会命题,直白地讲,只是一个写作者以文字的形式感恩和回报养育他的故乡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几年就说过:“故乡是我生命的母土、灵魂的栖息地、永远的精神家园。一直以来，有一种声音在震撼着我的心灵,这是历史穿越时空在我生命和灵魂息栖的故土上发出的回音。 故乡那一片埋着我胞衣的土地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它的山给了我精神，它的河给了我力量，它的土地和人民给了我深情。这里的一缕阳光，一阵轻风，一朵白云，一片树叶都会激起我心底的浪花，让来自心灵深处的歌伴随着我的心跳呼之欲出。”

中国乡村地大物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故乡。我的故乡特指: “云贵高原西南边缘，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的江边山村”。 那里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碧绿的江水、古老的山寨、土灰色的民居，构成了故乡人栖息的家园。放眼望去，这一片家园沧桑而又悲凉，但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我习惯采用“志书”的写作方式来构架长卷散文，试图实现乡土叙事的历史性、真实性和厚重性。在《回首望故乡》 这部文本中，有“澜沧江畔，我远方的家”、“背出来的家园”、“时光深处的故乡”、“乡村少年成长记”、“守望这片乡土”、“走进新时代”共六章，每章下面，收录三至四篇散文，总计二十一篇文章，十七万字。之所以将这个文本定位为“长卷散文”而不是“散文集”，是因为每篇文章之间环环相扣，每个场景都是故乡“那块巴掌大的土地”，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人，每个故事都是在讲“回首望故乡。”文本中，故乡人在里面讲故事，我也在里面讲故事，讲的都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听起来似是喋喋不休，但因为是不同的人讲不同时代的故事，这就让一群人“回首望故乡”所讲的故事显得波澜起伏。在时间跨度上，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代初期为起点，梯次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递进，直至本世纪后的二十年延伸，把故乡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乡风民俗、社会变迁贯穿于描写人物故事的场景中，使整个文本更接近叙述乡村历史的志书。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我的文章来自我对故乡的真情实感，这一点不容置疑。否则，“志书式的写作”对乡土叙事文学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乡村》《远方的家园》《回首望故乡》在不同时期创作，却不谋而合地构成了我致力于乡土叙事的“故乡三部曲。”为了写这“三部曲”，我从二十岁写到五十多岁，倾注了我的青春，也倾注了我的心血和泪水。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流泪？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澜沧江最富饶的就是水，但地处澜沧江边的老家，水比眼泪更稀缺”。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伤怀?这是因为:“老家的这块土地无论是在中国版图上还是在云南地图里，我都无法找到她所处的准确位置，她比针尖还小。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瞭望故乡，阳光灼伤我的双眼，家乡几代人经历的苦难像针尖一样刺痛我的心。”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痛苦?这是因为: “在我所听到过的乡村地名中，老家的地名是最土气的一个,名字就叫‘用土罐背水的地方’。那土得掉渣的村名就是那遥远的时代，遥远的地方，部落民族在苦难中发出的遥远的声音”。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悲悯？这是因为“老家的那块土地山脊陡峭,道路崎岖,出门就爬大石坎，猴子过山淌眼泪，山羊下地滚撇坡”。还因为:“老家的房子不是盖出来的，是‘背出来’的，母亲只活了40岁，一辈子却背出来了三间房子。”

回忆过去并不是为了缅怀苦难,而是让人们在苦难中看到坚强,这一点是我在“回忆录式”的乡土叙事文本中刻意把握的。在老家那个“鸟不拉屎，寸草不生”的干旱酷热的澜沧江边”。我在苦难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坚强：“北方的青纱帐是高粱地,南方的青纱帐是玉米林。六月的江边山地，烟雾缭绕，群山叠翠。那翠绿的就是玉米林。阳光下，玉米如剑的绿叶在风中猎猎作响，红色的穗缨闪烁着光芒。山风吹拂,绿波漫卷,一株株玉米像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林林玉米如千军万马奔赴沙场。走进澜沧江畔的故乡，观看玉米林汇聚成的绿色风景，让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少数民族作家习惯表达的文学主题，这一主题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已经显现出了生态学的意义。在《回首望故乡》中，我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观念来自我对那片土地的深切感受：“是玉米铺绿了千山万壑的江边大地，让干旱缺水的土地涂抹上了生命的底色；是玉米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江边山人，让灰色的村庄永远飘散着人间的炊烟。随着一茬茬玉米的站立和倒下，一代又一代的江边山人在玉米生长的土地上不断生息繁衍。”

文学是人学，所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回首望故乡》中，我写父亲、母亲，写兄弟姐妹，也写村里的父老乡亲，写老人、儿童、妇女，也写村长、村民、老师和乡村社会中的饮食男女。他们都是我的故乡人，也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说话，说出内心的痛苦与欢乐、悲悯与忧愁、希望与追求，让他们说出心里话来，我的“内心”也就不疼痛了。

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是乡土叙事中要把握的核心和重点,要把每个人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写出来,就要精雕细磨每个人的语言和动作，这需要作者用心观察和用情体验。在《回首望故乡》中，我写铁匠、石匠、木匠、泥瓦匠，写乡村磨雅（医生）。描写他们的时候，尽可能让他们的语言和动作接近他们的身份和职业。比如描写铁匠,我是这样写的:“铁匠老五常年披着一件旧马褂，身材短粗、臂膀浑圆，青筋突露的双手像一把张开着的老虎钳。打铁的时候，他一只手抓着铁块，一只手抡着铁锤。一锤砸下去，势如霹雳,火花四溅”。比如,描写石匠,我又是这样写的: “艾罕大伯锻磨的时候像打枪瞄准一样，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眯闭着，手中的锤沿着磨齿的纹路轻敲细打，时不时要鼓起腮帮吹去磨齿上积起的粉尘。有时，吹出的粉尘飞进睁着的那只眼睛里，用手一擦便擦出泪来”。人物描写在乡土叙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志书式”的乡土叙事散文不可能像小说一样精细刻画人物，有的时候，用简笔画的“素描”也可以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比如写留守老人，我只用线条式的勾勒就把人物特征写出来了：“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四阿婆就背起小孙子来到村口旁，对着晚霞中的天边站成一棵孤独的麻栗树”。

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蕴藉,在乡土叙事中有着独特的情感深度和美学力量,这一点在我所创作的散文作品中得以凸显。我的每篇散文几乎都涂抹着浓浓的“乡愁”，这是我自信“土味十足”的作品可以让读者“眼睛潮湿”的原因。《回首望故乡》中，我所要表达的“乡愁”是故乡这块土地上蕴含着的乡音、乡情、乡恋和乡谊。由此而构成的乡愁，成了牵制着我创作灵感的魂线。这一根魂线，让我无法逃离“澜沧江畔，我远方的家”，让我始终坚守文学创作中那一片“远方的家园。”这也使我自知之明，我这样“坐井观天”的创作，永远成不了大家，也成不了名家。好在我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只是为了感恩与回报故乡的土地和故乡的人。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乡土叙事无法回避的主题。在不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乡村在现代文明冲突中正在发生断崖式裂变，人类的精神家园在裂变中疼痛、挣扎。在《回首望故乡》中，之所以要赘述 “乡村公地”、“乡村匠人”、“乡村摩雅”、“年味里的乡愁”这些传统的乡村元素，是想让人们知道，留住乡愁才能留住乡村的根与魂。正如老人告诫新一代的年轻人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既不读书，又不求神拜佛，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魂丢掉的”。

回首望故乡,我流泪,我伤怀,我痛苦,我悲悯,但我绝对不会让眼泪蒙住我的双眼。因为我看到了老家几代人靠背出的梯田,现在已经成了我所见过的大地上人类创造出来的最美的景观: “梯田灌水的季节，这些像月牙形镜面一样的田块，阡陌纵横、拾级而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蜿蜒在山岳河谷中的梯田与波光粼粼的澜沧江水遥相呼应。插秧的季节，梯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插秧的女人们以‘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队形在梯田上排开,这个季节，层层梯田成了书写在江边大地上最美的诗行。稻苗泛青的季节，这些梯田又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在毒辣辣的阳光下，让人做梦都想在它上面睡觉。秋天到了，稻田一片金黄。这个时候，那金黄的不仅是稻田，还有夕阳映照下的澜沧江。此时此刻，有一种想画一幅画的冲动。”

《回首望故乡》有幸列入“云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丛书”，得益于故乡这片厚土的恩惠。站在高处望故乡，我要向远方的父老乡亲致敬,向澜沧江畔千回百转的梯田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