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家园

远方的家园

陶玉明

江边山·白花地

(一)

我的老家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南边缘，村寨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的一座山梁上。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碧绿的江水、土灰色的民居，让这个古老山寨显得更加沧桑而悲凉。

沧桑而悲凉的不仅是这块土地，还有我颠沛流离的身躯和灵魂。老家的这块土地无论是在中国版图上还是在云南地图里，我都无法找到她所处的准确位置，因为，她比针尖还小。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瞭望故乡，阳光灼伤我的双眼，家乡几代人经历的苦难像针尖一样刺痛我的心。

我从未在外人面前提到过老家的地名。因为，在我所听到过的乡村地名中，老家的地名是最土气的一个。那土得掉渣的村名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时代，部落民族在苦难中发出的声音。

老家的村名沿用的是古老的少数民族地名。那个时候，汉语还远远没有流传到这个村寨，现在用汉语翻译出来，意思大致是“用土罐背水的地方”。与水有关的村庄用土罐背水，足见水的稀缺。

浩浩荡荡的澜沧江最富饶的就是水，然而，地处澜沧江边的老家，水比眼泪更稀缺。

澜沧江在老家的群山脚下流淌，外人把老家的这些大山、小山统称为江边山。江边山空气干燥，气候炎热，河谷中热气氤氲，被太阳烘烤的土地成了黑色的焦土,那黑色的焦土成粉末状的，很像狩猎时代那种火铳枪用的“火药”。春夏两季，植物在强烈的阳光下低垂着枝叶，饥渴的蝉儿悲悯地叫唤；秋冬两季，悬崖峭壁巨石嶙峋，莽莽山野一片枯黄。在江边山一带，流传着一个叫《蝉儿》的故事。生活在那里的布朗族人讲：蝉儿鸣叫时发出酷似“咩—喃—，咩—喃—”的声音，这是有来历的。“咩”翻译成布朗族语言是母亲，“喃”是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母亲带着小儿到江边山去薅铲玉米地，烈日炎炎，饥渴难当，母亲便让儿子到江边去汲水。由于小儿贪玩，迟迟没有汲水回来，等到小儿用竹筒盛水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渴死了。小儿看着死去的母亲就撕心裂肺地叫唤：“咩—喃—，咩—喃—”，意思是“母亲呀，水，母亲呀，水”。但任凭小儿怎样叫唤，死去的母亲却再也没有醒来。后来，这个孩子变成了一只蝉儿，每到这个酷热的季节就“咩—喃—，咩—喃—”地叫个不停。这个故事除了教育孩子做事不要贪玩以外，更多的是形容江边山炎热恶劣的气候环境。

老家山多，但地无三尺平，路无三丈宽，地形地貌千姿百态，山的命名也千奇百怪。有的山以形貌命名，如仙人山、马鞍山、牛头山、磨盘山；有的山以色彩命名，如大黑山、大青山、红土山、黄土山；有的山以人物命名，如艾宝山、尼章山、布腊山、月娥山；有的山以动物命名，如马鹿山、麂子山、豹子山、猴子山、岩羊山；有的山以树木命名，如麻栗山、橄榄山、松树山、白花山、樱桃山、桦树山、芒果山；有的山以石头命名，如大石头山、小石头山、石板山、石墩山；有的山以神话传说和故事命名，如公主山、征战山、买牛山、歇马山。每一座山都有一段神话，每一块地都有一个故事。这些神话和故事滋养着故乡人的灵魂，让老家人坚信，家乡的这块土地是人神共居的家园。

老家人靠山吃山，是这些名不经传的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

山顶上有草坪，那是老家人放牛的地方。放牛场离村子近则七八里地，远则十几里。放牛的人从早上天刚蒙蒙亮，吃了一点早饭就要把牛赶出去，到晚上天黑了才能赶着牛回到家。回来早了，那牛吃不饱草食。午饭是要用篾盒盛着从家里带去的。说是午饭，其实也不过是一块苞谷面做的粑粑而已。为了节约劳动力，几家人的牛统一由一个人去看管。一般情况下，一个大人放五六头牛、一个小孩放三四头牛。山路狭窄，山地坡抖，牛多了不好看管。比起其它劳作来讲，放牛应该算是最轻松的活计，一般由老人和小孩来承担。说轻松那也是相对于乡村那些重活计而言，其实放牛并不轻松。小时候我放过牛，上山放牛的情景记忆犹新。江边山坡陡谷深，峭壁嶙峋，赶着牛上坡的时候总是感到心慌气短、四肢无力；赶着牛下坡的时候又总是感到心惊肉跳、四肢酸软。遇到自己放的牛和其它牛群斗架的时候，还要扛起一根长长的棍棒去疏散。要是放牛的时候不小心让牛踩空了脚折断了腿，或是牛群打斗的时候受了伤，那一天晚上就迟迟不敢圈着牛回到家，生怕大人责罚。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江边山的田地要靠牛犁，没有牛，那些田地只能靠人力去挖。

山梁中有树，那是老家人砍木料和砍柴的地方。老家人建房盖屋要到山林深处去砍伐木料，只有山林深处才有又直又粗、质地坚硬的原木。砍木料的地方要选择在位于村寨坐落的那座山上段的斜坡处，否则就无法将砍好的木料运回来。木料砍好了，放上两三个月，晾得半干了才用一根粗壮的藤绳拖回来。砍木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用专砍木料的锋利斧子，这种斧子只有体力强壮的男人才会使用。同一造型的木架房，房子有高有矮，柱子粗有细，椽条有弯有直，全与砍木料的人有关，看房屋的高低和周正与否便知主人的能耐。那些有强壮劳动力的人家房子盖得高大一些，孤寡人家的房屋盖得矮小一些。

我们村的柴山也就在砍木料的那座山周围。砍木料时修剪下的枝条晒干了可以当柴火。即便是要砍活树也只是砍一些不能派上用场的杂木树，好的树要留着建房备料时用，这是上山砍柴时大人特别交代下的。一年中煮饭和冬天取暖用的柴火都要在冬、腊月备下，这是乡村天气干晴的日子，也是村人农闲的季节，错过了这个季节砍的柴是烧不着火的。砍柴一般是青少年和妇女的活计，那些强壮劳动力更多的要去做重农活，是没有时间去砍柴的。房前屋后的柴码也可以衡量农家少年的勤劳与否，砍柴是孩子们放学后争先恐后要去做的事情。有了柴，布朗人家就有了温暖，就有了永不熄灭的火塘。老家人懂得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邻近村子周围的风景林和村头的水源林，再好的树也是不去砍的。他们懂得，乱砍滥伐会造成水土流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时至今日，我们村子周围的树林仍旧保持着远古年代的郁郁葱葱。

山脚下有水，那是老家人开田种地的地方。老家人的田地多数在村寨下段的坡谷中。一层层梯田、一块块山地从澜沧江边沿坡拾级而上，顺着村寨坐落的山梁蜿蜒盘旋，托起了老家人生活的希望。这些梯田经过几代人的整形改造、培土施肥，越来越规整，也越来越肥沃，到大集体时代基本上已形成规模蔚为壮观的良田，即便是到了今天，布朗山的梯田也时常作为摄影家们猎奇的风景。

遗憾的是，山脚下尽管有一些小河小溪，但远远浇灌不了老家那片干渴的土地，因此老家人种庄稼多数还是靠天吃饭。雨水好的年份，种出的粮食勉强可以熬上大半年，遇上干旱的年份，种出来的粮食只能勉强熬到三四月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一碗米饭的故事》。现在重读这篇文章，内心中仍会为一碗米饭的稀奇而感到针刺般疼痛。

一碗米饭实在是太平凡了，然而它经常勾起我对过去岁月的怀念。面对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童年时代那段苦难的时光。小时候，因为缺衣少食，营养不良，我总爱生病。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就要给我特殊的照顾：煮饭的时候特意从米缸底里舀出半碗米，用比茶罐大一点的小土锅给我煮病号饭，在那稀饭里破例地装上一点油和盐，算作是给我补充营养。而家里的其他人像往常一样吃杂粮饭。家里煮饭用的锅也是土锅，因为人多，要吃粗吃饱，所以那口锅大得有点夸张，锅口和现在用的洗脸盆一样大，可以容纳三钵头苞谷面加一个大南瓜和一些青豆以及其它蔬菜类的东西。我的父母很勤劳，大集体出去劳动收工了还要到田边地角去找一些毛薯和野菜来维持生计。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一年只分得能维持两三个月的粮食，但从来没有断过炊。南瓜青豆苞谷稀饭虽说营养一定很丰富，但我实在不敢恭维那“配料十足”的“美味佳肴”。那稀饭里经常不得装油，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煮煳了还会散发出一种怪味，盛一碗去喂狗，那狗摇摇尾巴就走了，真是想不通，在那饥饿的年代，狗也会挑食。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大饱口福地吃上一碗米饭呀！可是，米饭只有生病或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而且也只能吃个半饱，平时都是要吃杂粮饭的。我们那个地方，管杂粮饭叫“糟饭”，管米饭叫“好饭”，乡村人一辈子是吃不到几顿好饭的。

我从小就很懂事，不曾出手打过伙伴，但至今让我后悔不已的却是因为一碗米饭的原因让我打了一次自己的亲妹妹。有一次，因为父亲要出远门，母亲又特意煮了三碗米饭。饭煮熟了，母亲特意盛了一碗，对着祭祖的神龛磕了三次头，然后把那碗米饭端端正正地放在供桌上。一切祈求平安的仪式进行完毕后，母亲才把锅里的米饭分盛给每一个人。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午在我出去上学的时候，留在家里还不懂事的妹妹把供桌上的那碗米饭悄悄偷吃了。我放学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情，一气之下对着6岁的妹妹打了一记耳光。妹妹不停地哭泣，满脸满嘴都是泪珠，一再申辩是因为自己太饿了才去偷吃供桌上的那碗米饭的。我说饿也不能吃供神的饭，让妹妹对着祭祖的供桌重新磕了三个响头，这件事才算了决。以后每每看到父亲、母亲在神龛上摆放贡品，妹妹都会转过身或者把头扭朝一边。这件事情让我内疚一辈子。事隔30年后的今天，我和妹妹都已经各自成家，妹妹不仅不再为一碗米饭而发愁，家里还有吃不完的粮食。每年秋收结束后都要在进城的农用车上给我捎带来几袋大米。她说，老家的再生稻大米最好吃，又糯又香，城里花钱的地方多，大米就不用买了。妹妹给我送米，目的是为了让我吃到最好的米饭，可我心中则总是感觉妹妹是在揭一碗米饭的疮疤。一碗米饭的经历就这样永远伤感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澜沧江边山宽地广，再怎么缺粮也是饿不死人的。

粮食不够吃，一年中的多数时间，还得靠挖山茅野菜度日。记得包产到户前的那一年，人们在山上挖野薯留下的坑塘比电影《上岗岭》上的弹坑还多，老家人自己嘲笑自己：“江边山上全是宝，天干三年死不了”。那几年，地里长的，水里游的，只要是无毒，人们都取之当食。据父亲讲，我们村是很穷，穷到吃草根树皮的情况，五八年大跃进，山上的野菜都挖光了，只能挖园圃地里喂猪的芭蕉根来参合杂粮吃，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但历史上确实还没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过。父亲常说：“我们山里人靠山吃山，山不倒，人怎么会倒呢”。

父亲作为我们村30多年的生产队干部，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个村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没有饿死过人，没有逃荒的人，没有偷鸡摸狗的人、没有触犯刑法的人。尽管政府也历次动员我们村搬迁，但没有人因为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而迁出这个村子。像父亲这样的老家人对故土的坚守，也许是因为他们相信，一方水土总能养育一方人。

(二)

老家气候酷热，土地干旱，虽然不产什么好的农作物，却盛产满坡满岭的白露花。每到农历二三月，正是白花盛开的时节。那一树树、一林林的白花并竞相开放，干渴的土地焕发出了的勃勃的生机。蓝天白云下、青山峡谷中，那花白得耀眼、白得灿烂，白得让人眩晕，白得让人心生悲悯。

在那个像白花一样清贫的年代，白花不仅被人们用来充当“粮食”喂养身体，还用来寄托情感，慰藉心灵。江边山一带有一首叫《白花调》的民谣唱到：“对门望见白花开，才得看见不能采；白花开在悬崖上，想摘白花我上不来；妹妹长得我好心爱，只因我家穷口难开”。大集体年代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江边山人一年四季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着却总还是填不饱肚子。那个年代，人们不仅身体长期倍受饥饿，情感也倍受煎熬。补给身体的营养不得不向山茅野菜索取，如饥似渴的爱情也只能对着山崖上的白花倾诉。好在江边大地青黄不接的季节正是白花开放的时节。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收工的哨子一经吹响，人们便放下手中的农活，像一群乱猴一样飞也似地扑向白花林中。

白花树通常长在地势比较陡峭的山崖上，并且盛花期的成年树又都长有两三人高，爬上树砍下开花的枝条需要有技巧还要有胆识。因此，出去采摘白花的时候，通常是男女分工，两人一组，男的爬在树上砍枝条，女的在树下摘白花。年年岁岁白花开，岁岁年年采花来，采着采着，有的人便采出了感情。

农村人虽然很贫穷，但找对象还总得讲门当户对。贫穷人家的男孩一般都不敢去找富裕一点的人家的女子，出门上山也一样，有的人只能独自上山去采白花。于是，采着采着便伤感地唱起《白花调》来。在火辣辣的江边大地，年轻人采白花也采爱情，《白花调》成了爱情调，白花开放的季节也成了爱情萌芽的季节。一些少数民族村寨把“采白花”演绎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

采得一篮白花回来，拣去苦涩的花蕊，用清水漂洗干净；找来一口锅，盛上半锅以上的水，把水煮沸放上少许的米和油盐；待米煮熟了再放上白花，用筷子搅拌一下，便成白花稀饭了。白花稀饭清香可口，滑润肠胃，吃了三碗还想吃。白花还可以用来作菜谱：白花煮蚕豆、白花煮茴香、白花炒豆瓣、白花炒骨头生、白花炒腊肉、白花炖香肠都是上好的佳肴。可惜，那个时候贫穷，肉食紧张，很少有人家能够享受这样的美味佳肴，能够吃上装有米和油盐的白花稀饭就算不错了。

现在生活好了，出去外面吃饭都要摆上鸡鸭鱼肉几碗几碟，但一看到街上卖着的白花，总会让人想起年少时吃过的那白花稀饭。也许是由于长期被白花刺激味蕾的缘故，白花稀饭、白花菜成了饥饿时身体对食物最强烈的需求。

年少时候的许多人和事因为时过境迁都已经淡忘了，但上山采摘白花的情景还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记得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出去春游，顺便让我们背上篮子去采摘白花。为安全起见，老师自己爬上树砍枝条，让我们在树下摘白花。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树枝不停地摇晃，老师在惊慌中踩空了脚跌落下来仰倒在地上。我们的老师脚被扭伤了走不了路，但我们却一个也背不动他。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让我们把砍下的白花树枝用藤条捆成一捆，自己躺在上面，由十多个男生前拉后推着硬是把他拖了回来。来到学校，值班的女教师看到这情景惊慌得差点哭出了声音。我们的老师因为受伤起居不便，在生活上得到了这位女教师的精心照顾，后来他们产生了爱情还结合成了幸福的一家。两位老师的爱情在这个村流传着一段佳话，“白花树下死，做鬼也风流”。在这个村“采白花”成了人们调侃爱情的口头禅。

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两位老师不知道他们定居到了哪里，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记得当年我们背着盛满白花篮子簇拥在他们周围的情形？是不是还记得那简陋的教室里散发出的那一缕缕满屋的花香？

千百年来，我的祖先，以白花为伴，用白花充饥，骨子里对白花充满了敬仰，充满了感情。许多村寨以白花命名，那里的人们从古至今便死守着这块贫瘠的土地不离不弃，想必这是对白花这种平凡的乔木植物给予的最高赏赐吧。

家乡的许多地名都与白花有关，如白花树、白花地、白花箐、白花凹子、白花梁子等等。这片酷热的土地上不仅盛产白花，盛产白花一样纯洁的女性，同时还盛产灼热的爱情。《白花调》不仅融入了年轻人的爱情还融入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百花开，栽秧忙，年轻夫妻莫恋床”。说的是白花盛开的时节也正是农事最忙的时候，如若误了节令就会导致：“前后不过三五街，白花开败秧发黄”。

白花喂养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她喂养人类，也喂养历史，喂养人们的身体，也喂养人们的心灵。时至今日，没有人把这种花列为“鲜花”一族，更没有人会把她列为“名花”。现在白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多物质财富的茶叶、甘蔗、橡胶、咖啡等所谓的经济作物。不知从什么年代起，我们再也听不到《白花调》了，也许人类到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像白花一样美好的精神家园，没有像白花一样纯洁无暇的爱情。

蓝天依旧，青山依旧，只盼一年一度白花开。

青纱帐·玉米林

澜沧江西岸的河谷地带，山宽地广、土地肥沃，最适宜种植玉米。雨季来临，那绿油油的玉米林，沿着河谷两岸的坡地铺展，放眼望去，像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每至玉米拔节的时候，耳畔便萦绕起少年时代读过的那首诗：青纱帐—甘蔗林。

北方的青纱帐是高粱,南方的青纱帐是玉米。六月的江边山地，烟雾缭绕，群山叠翠。那翠绿的就是玉米林。阳光下，玉米如剑的绿叶在风中猎猎作响，红色的穗缨闪烁着光芒。山风吹拂,绿波漫卷,一株株玉米像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林林玉米如千军万马奔赴沙场。走进澜沧江畔的故乡，观看玉米林汇聚成的绿色风景，让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是玉米铺绿了千山万壑的江边大地，让干旱缺水的土地涂抹上了生命的底色；是玉米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江边山人，让灰色的村庄永远飘散着人间的炊烟。随着一茬茬玉米的站立和倒下，一代又一代的江边山人在玉米生长的土地上不断生息繁衍。青纱帐—玉米林构成了澜沧江边千里沃野独特的风景。

玉米，又叫苞谷，是老家那个地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历朝历代，老家人吃的是苞谷饭，喝的是苞谷酒，饲养猪鸡鹅鸭,换取柴米油盐全靠苞谷。一家人，如果能种上十来亩的苞谷地，收上五六千斤的苞谷籽，这日子才能够勉强维持得下去。大集体的时候，我们村一共有六十多户人家，三百多个人口，种有六百多亩的苞谷地。那个时候，耕作技术粗放，没钱购买化肥，玉米单产低，收得的玉米还得拿出很大一部分去交公粮，剩下的玉米是不够全村人吃的。我家一共有五口人，集体分粮食的时候，看上去是分到了一大堆苞谷棒子，等把苞谷棒子晒干脱粒的时候，只有五六麻袋的玉米粒，也就是五六百斤左右，这点粮食连半年都不够吃。那个时候，人们边种苞谷还得边上山挖野菜，下工后，才走出玉米地头又要钻进密林深处。

包产到户那年，乡村人长期积蓄的能量终于爆发了。为了吃饱肚子，人们不惜放火烧山,毁林开荒，大种玉米，绿色的玉米林在澜沧江边的土地上疯狂漫卷。这一年，玉米堆积成山，有的人家用玉米酿酒、喂猪到街上去出售，成了万元户。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是乡村人的生存来源。那一年，我们村抢地种苞谷的情景历历在目。有一天，太阳都落山了，我们一家人刚从自家的玉米地里回来，父亲就约着我们上山去“号地”。所谓“号地”就是在自己选中的林地四周砍倒树木，做下记号，这块地就属于自己的了。那个时候，对林地管理得还不严，除了国有林，集体林地和荒山荒坡都可以自由开垦成玉米地。我们刚走进一块林地，就听到有人用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走进另外一块林地，同样听到有人砍树的声音。父亲说，附近的地都有人“号”下了，我们走远一点吧，于是，我们走向离村子很远的一片森林。我们终于选中了一块地号下了，可当我们返回的时候，我们都被大火吞噬的森林惊呆了。在我们返回的路上，大火在森林中熊熊燃烧，山野四周硝烟弥漫，林中发出摧枯拉朽的声音。为了避开火险，父亲只能带着我们顺着山上的河沟逆流而上，到了深夜，我们才回到家。父亲是生产队干部，他说这样下去不行，不到两年我们村的森林就要被砍光了。第二年，大队和生产队出台了一个土政策，开地种苞谷不能砍伐国有林、集体林，更不能砍伐村子周围的风景林，只能开垦灌木林和荒山荒坡，违者每棵树罚款十元钱。这个土政策很管用，人们毁林开荒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种苞谷的高涨气势并不减，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只要能开垦的灌木林和荒山荒坡都成了苞谷地。父亲说，包产到户以后新开垦出来的耕地要比大集体时候的耕地面积多两三倍。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不到一百户人家的小山村就拥有两千亩左右的玉米地。我们那个生产大队，有五个村子，开垦出来的玉米地不少于万亩。

在所有的农作物中，玉米是最不择地的农作物。无论是在气候寒冷的密林深箐，还是在干燥酷热的澜沧江边；也无论是在宽展平整的地块里，还是在逼仄狭窄的崖缝中，只要那金色的籽粒落下，一定会在一声春雷之后萌芽，举起生命的旗帜向着蓝天。老家人说，苞谷好种，无论是红土、黑土还是黄土，只要种下去了，一定会收获金黄的籽粒。澜沧江西岸的乡村,海拔高差悬殊大,立体气候明显,玉米地从海拔800米的深切河谷地带一直延伸到海拔1800米以上的寒凉山区,不同的只是高海拔地带玉米要晚熟一两个月，但这并不影响玉米的收成。有的地方，因为气候寒冷，号称“谷子不会黄，辣椒不会红”，但照样种植满坡满谷的玉米。

每年的四月，雨季即将来临，是老家人播种玉米的时节。因为要种玉米，学校也给我们放农忙假，要我们帮着父母做农活。天还没亮，父母就起来烧火煮饭，找好农具，备好籽种。吃了早饭，父亲牵着牛，母亲扛着锄头，我和兄弟姊妹们背着苞谷种，一家人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外，走向澜沧江边的苞谷地。

到了苞谷地头，父亲在前面驾着犁铧翻犁，我在中间顺着犁沟一步一颗种子点播，母亲和妹妹跟在后面负责给种子盖土。一家人顺着地块的宽幅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不断地重复着同一姿势的劳作。种苞谷的时候，大家的动作必须协调，步调必须一致，人的步伐必须跟上牛的步伐，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如果是地块不大，等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一天就可以种完，遇上大的地块要种上两三天。种苞谷的最佳节令前后不过十来天，所以要起早贪黑，工序虽然不复杂，但劳动是很辛苦的，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累得腰都几乎要直不起了。

种苞谷的季节，为了减少路途中来回的劳顿，中午饭是要在山上煮吃的。这样，每一家人的苞谷地头都要搭上一间歇山窝铺，用来避雨、煮饭和秋后看护庄家。离家比较远的苞谷地块，上山劳动的人晚上要在歇山窝棚里住下了。这样，歇山窝铺就成了江边山人在山地里建起的另一个家。

种苞谷的季节正是乡村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把苞谷地种完,庄稼人就开始了漫长的期盼。天还没亮，父亲和母亲就一前一后走出家门，走向玉米地头，去查看玉米的生长情况。种下去的玉米，如果三五天还没有发芽或是玉米的芽苗被虫吃了就要及时补种，等玉米苗长到半尺高的时候就要开始第一次薅铲。种一季玉米要进行三次薅铲，一次间苗和补苗，让玉米苗疏密有致，充分吸收光合作用，才能保证玉米苗的茁壮和玉米棒子的饱满。薅铲玉米地是精细的农活，锄头与地面要成四十五度角。下锄的时候,用力要拿捏得当,既要斩草除根又不能伤及玉米的根须。铲出的草根要就地挖土深埋，否则铲除的草又会复活。

父亲和母亲一辈子和玉米打交道，对待玉米的感情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玉米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发现哪一棵玉米苗根里藏着害虫就用手指小心去抠掉，看到哪棵玉米苗倒伏了就要把它扶直并培土护根。一阵风会把玉米苗吹倒，一场雨也会把玉米苗摧折。风雨中总会看到父母披着蓑衣在玉米地里忙碌的身影。一季玉米从发芽、开花、结穗、打苞到成熟要经历四五个月的时间。在这四五个月的时间里，父母风里来，雨里去，一心牵挂着玉米地。遇上风调雨顺的年份，玉米长势好，父母的心就会像天空般晴朗。要是遇上旱灾、雨灾和风灾，玉米被摧残了，父母满是皱纹的老脸就会乌云密布，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也会因此陷入黑暗之中。有一年，在玉米拔节的六月，阴雨连绵，山洪暴发，冲毁了澜沧江边的一片片玉米林，也冲毁了我家的玉米地，母亲爬在玉米地头捧着折断了的玉米秸秆嚎啕大哭，父亲从不妥协的老脸也挂起了浑浊的泪珠。这一年，全村人外出借粮救荒，父亲和母亲也迈着蹒跚的步履跟随在借粮的队伍中。

澜沧江边箐深林密,常有野兽来糟蹋玉米地，每到玉米成熟的季节需要派人去玉米地里守护。

最爱来糟蹋玉米地的动物就是猴子和野猪。猴子是最可恶的动物，都说“猴子搬苞谷，一边搬一边丢”，几只猴子一天吃不了多少苞谷，却要把整块地的苞谷棒子都撕烂掉。猴子狡猾而又敏捷，来去如风，很难捕捉到它们，只能对空放枪，把它们吓跑。野猪是凶猛的动物，不仅肆无忌惮地糟蹋庄稼，还会张开锋利的爪牙攻击人，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能轻易用枪打野猪，否则会受到它的攻击。

为了防止野兽的攻击，去守护玉米地的人要派体力强壮、胆子大并且会使用火铳枪的男人。野兽经常在夜间活动，守护玉米地的人晚上要在玉米地头的歇山窝棚里住下。去守玉米地的人除了带火枪还要带一把牛角号，时不时要着对玉米地分布的山谷吹响号角。

澜沧江边的山区尽管气候变化无常，但多数年份还是天遂人意。经风沐雨的玉米秸秆，只要还没折断，在农人的精心呵护下，不用三五天便又会重新站立起来。有汗水便会有收获，每年的八九月份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也是农家人最幸福的时节，澜沧江边的玉米地里充满着秋收的欢声笑语，农家的屋檐下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这个时候，一向乐观豁达的农家人留足了吃粮，开始用玉米酿酒，上街卖酒买肉，乡村的炊烟中弥漫着酒肉的飘香。

从小吃苞谷饭长大，味蕾中注入了玉米的基因，玉米成了生命中挥之不去的乡愁。由故乡想起玉米，由玉米思及母亲，由母亲就想起了吃苞谷饭的那些岁月。

一家人在饥饿中煎熬了一个季节，还没等到玉米棒子发黄,母亲就去地里掰来青嫩的玉米棒子。把玉米棒子的羽衣剥去，取出乳白色的玉米粒，放在舂米的木杵臼里舂碎成米浆。把舂好的玉米浆加上一些水倒在锅里煮沸,再把择洗好的豆角、瓜茎、洋芋、茄子等蔬菜放进去，待煮熟了的时候，再放上油盐、芝麻、姜末、蒜末等佐料，一锅美味十足的青嫩玉米粥就熬出来了。青嫩玉米粥是我一生中所吃过的最香甜可口的粥食。小时候，每当煮玉米粥吃，常常把肚子吃得滚圆以至于胃太饱胀了而无法入睡。

玉米面粒是用玉米制作而成的面食。制作的时候，选择的玉米是成熟而还未晒干的玉米籽粒。同样是把玉米籽粒放在舂米的木杵臼里舂成米面，然后用细筛把粗粒过滤掉，留下精面，再把精面放在大一点的盆里揉搓。被揉搓出来的玉米面粒像金黄的鱼丸，放在木甑子里蒸熟就可以吃了。玉米面粒滑润细腻、香甜爽口，吃了后唇齿间总会留有麦芽糖的甜香。

小的时候，吃得最多的玉米饭食是“玉麦砂饭”。这是用晒干了的玉米籽磨出来的玉米碎粒，这种碎粒看上去像砂粒状的，故称“玉麦砂”。 用“玉麦砂”掺上一些大米煮出来的饭叫“玉麦砂饭”。煮的时候有讲究，先把玉麦砂煮成半熟后再放大米，这样煮出来的饭才不糙硬。“玉麦砂饭”有味道有筋骨，吃了后易饱耐饿，老家人长年累月就习惯于这样的吃法。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肉食，吃的菜都是南瓜、豆角、洋芋、青菜、酸笋之类的绿色生态食品。用这些菜配玉麦砂饭吃既开胃又营养，深得老家人的喜爱。老家人有一句俚语：“玉麦砂饭开胃丸，活命养生胜金丹，南瓜豆角酸笋汤，不放油盐自来甜”。

是玉米养育了我的村庄，养育了我的身体，我对玉米充满着深深的感恩。现在，人们都不屑于吃玉米饭了，而我却要对它大书特书。据有关资料记载：玉米，又叫苞谷、苞麦等，是一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其脂肪70%是亚油酸，磷、维生素B1的含量居谷类食物之首。玉米具有调中开胃，益肺宁心，清湿热，利肝胆，延缓衰老等功能;玉米在所有主食中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是最高的，玉米中的维生素含量是稻米、小麦的5－10倍;玉米中含有大量的营养保健物质，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玉米能降血压降血脂，丰富的钙可起到降血压的功效，有促进细胞分裂、降低血清胆固醇、并防止其沉积于血管壁，因此，玉米对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及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中美洲印第安人不易患高血压与他们主要食用玉米有关；玉米具有明目的功效，可以对抗眼睛老化。经常用眼的人，应多吃一些黄色的玉米 ，缓解黄斑变性、视力下降，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 。

在过去饥饿的那些年代，没有人会去研究玉米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人们只知道玉米是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是最不嫌贫爱富的庄稼。澜沧江边山高坡抖，开不了水田、种不了水稻，但可以种植玉米。没有耕牛的人家，没有男人的家庭，犁不了水田，种不了水稻，但可以种植玉米。玉米公平地对待人类，用金色的籽粒哺育苍生。靠着这棵玉米，乡村人度过了无数艰难的岁月，在玉米生长的土地上不断繁衍生息，是玉米让乡村的广阔大地处处充满了人间烟火。

乡村人对玉米的执着就像玉米对土地的执着，从开始学会做农活那天起就会种玉米。年年种玉米，岁岁种玉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玉米的土地，直到像种玉米一样把自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泥土。玉米的筋骨就是乡村人的筋骨，无论生存环境多恶劣也要举起生命的旗帜向蓝天。

从小在乡村成长，玉米陪伴我度了艰难的岁月，艰苦的年代。13岁我要上中学读书，没有钱交学费就挑着玉米到街上去卖。一担玉米五块钱，刚好够我的学费。每个星期要交两块钱的伙食费也全靠卖玉米。父亲说，我六年的中学时光卖掉的玉米可以用一辆卡车去拉了。我读师范的时候，家里足足卖掉了十多担玉米，给我购买行李和衣服，给我筹集路费。母亲说，卖掉这些玉米是值得的，如果没有这些玉米，我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一辈子就会像他们一样爬在江边山的玉米地上。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家人的胃口要求也越来越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家人都不吃苞谷饭了,苞谷从粮食作物变成了经济作物,种出来的苞谷只是用来酿酒、喂猪或者挑运到街上去卖。一时间，老家的那个山街成了苞谷街，用苞谷酿出来的大文小锅酒在十里八乡都出了名。有人夸张道：苞谷成熟的季节，连河水都淌着酒糟，空气都弥漫着酒的香味，走进大文街总会看到一两个醉酒汉在路边上躺着。我做过一些了解，九十年代，一市斤苞谷可以卖一元钱，有的人家一年收成苞谷上万斤，仅卖苞谷的收入就成了“万元户”。

老家的苞谷地是老家人的生存来源。自然，那苞谷地里种的不仅是苞谷，除了套种南瓜、青豆等瓜果蔬菜还套种黄豆。黄豆是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一市斤黄豆可以卖四元钱，有的人家，光卖黄豆就收入两三万元。进入新千年后，老家人照样种苞谷，同时，在农闲季节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富裕了的乡村人开始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纷纷大张旗鼓地搞起建设来，一幢幢砖瓦房和楼房在澜沧江西岸的村庄像雨后春笋般崛起。青纱帐—玉米林，不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家人，也让古老的村庄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最近几年来，农村大干产业结构调整，老家的苞谷地不再种苞谷，而是种上了核桃、坚果、咖啡、烤烟等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苞谷地在一年年缩减，一片片消失，再过几年，曾经的青纱帐—玉米林也许只能成为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风景。

背出来的家园

（一）

我的老家地处滇西高原澜沧江西岸的一个中山河谷地带。小山村所坐落的这个山坡比骆驼脊背还陡峭，进出村的道路比羊肠子还弯曲。有人用歌谣形容这个地方：“江边大地日头黄，出门就爬大石坎，猴子过山淌眼泪，山羊下地滚撇坡”。

老家人管盖房子叫“背房子”，一个“背”字道出建盖一间房子的辛苦与艰难。

自我记事起，40多年的时间，我们家的房子先后更替了四次：第一次盖的是“罩笼房”；第二次盖的是土坯房；第三次盖的是砖瓦房。直到去年，普洱10.7大地震，政府号召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我们家才盖起楼房。

这四间房子与其说是盖起来的还不说是“背”出来的。

1983年，我家拆除原来像鸡窝一样的“罩笼房”，开始盖土坯房。那时我在读初中，几个弟妹都还小，为盖这间房子，父亲和母亲开始了一生以来最艰苦的劳作。1983年，在我的家史中将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土坯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是：下基础的方块石；支撑屋架的柱子、函条和椽子；砌墙用的土坯、沙子和石灰；铺屋顶用的稻草。

筹备这些材料，父亲和母亲作了相对明晰的分工：父亲负责砍木料、打石头、脱土坯，母亲负责搬运除木料以外的其它建筑材料。

父亲的石场在离村子5公里外的玉米地头上，来回要一个多小时。天还没亮，母亲就出门去背石头去了。一块方块石长两尺，宽一尺左右，小的有30多公斤重，大的有40多公斤甚至50公斤。母亲一次只能背一块石头，一天到晚顶多也只能背三、四趟。下基础用的400多块石头，母亲一共背了四个月。待所有的石头都背到家门口的时候，麻栎树做的背架都已经散架了。

脱土坯的场地没有那么远，就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园圃地头，但盖房子需要的1万多块土坯，母亲还是背了三个多月。

稻草得从收割后的稻田里背来，母亲一次能背20多把稻草。母亲背稻草时的情形很酷，远远望去像背着一团硕大的云朵。

背东西的时候，母亲喜欢杵着一根拐棍。拐棍有两个作用：一是助力，二是平衡。杵着拐棍，再抖的坡也不会跌倒。村里人戏称拐棍是江边女人的第三只脚。

母亲背石头、背土坯、背稻草行走在江边坡路上的情形有点像沙漠上负重前行的骆驼。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见过真正的骆驼，但在所有的动物中，骆驼给我的印象最深。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作文，曾经提到过母亲的精神就是骆驼精神。老师对这篇作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作家。可我这位蹩脚的作家一辈子也没能写好关于母亲的文章。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这一辈子吃过的最高级的营养品就是红糖。一天的劳累后回到家，母亲常常啃一点红糖。母亲说红糖可以消解疲劳，安神定心。我参加工作后，每年春节回家都会买几块红糖给母亲，我希望母亲多吃红糖，健康长寿。

那时，我也想到运送这些建筑材料能不能用自制的独轮车。但母亲说，用独轮车要挖路。在岩石丛生的江边地上挖这样的路别说一家人，就是一个村子的人合计起来也办不到。

通公路是江边山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后来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可母亲却没能坐过一次车。母亲说，车这个比水牛还大几倍的东西，跑得比兔子都还快，坐上去还能不把人弄散架了。

背这些盖房子用的材料，母亲的背上尽管垫了一块编织袋，衣服还是磨出了方块石一样长宽的破洞来。后来，母亲把衣服上的这个破洞补了，继续穿着这件多了一块长方形“图标”的衣服走在江边山地的路上。看到母亲的背影，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一样疼痛，我联想到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关于这块补丁与人类某些特殊身份的联想让我不寒而栗，善良而伟大的母亲怎会背负我所联想的那种人类之屈辱。

一年后，我家的土坯房终于巍然耸立在我们村中。盖起了土坯房，母亲的脸上增添了一些笑容，父亲的腰杆也挺得更直了。母亲走在村路上逢人便讲：“盖这间房子真是累坏了孩子他爹”。父亲则说：“这间房子是孩子他娘背出来的”。我从父母相互赞许的话语中看到了人间恩爱。我相信，没有领过结婚证的父亲和母亲相濡与共几十年一定有坚如磐石的感情。否则，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就不会像现在这般智慧和善良。

10年后的1993年，我家开始盖砖瓦房。父母和我在家的几个弟妹又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的造房运动。1993年的乡村已经普遍通公路，但乡村稀缺的车辆只适用于进城运水泥、钢筋和化肥等农用物资，当地建房用的砖瓦仍然得靠背。母亲说背砖瓦不像背石头、背土坯那样劳累，砖瓦场就在离村子不到一公里路的村旁，一天可以背十多个来回。但那年，我感觉到母亲的腰更弯了，背着砖瓦上坡的时候几乎是手脚并用，几乎不是在走，而是在爬。我对母亲说：“背不动就别背了”。而母亲却说：“还背得动，别说盖这间房子，就是以后盖一间楼房也可能还背得动水泥”。

盖这间房子的时候，我的几个弟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间房子用的砖瓦，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为此，母亲常常自豪地说：“儿多便是福”。

我家一共有四个兄弟姐妹，除了我，其他几个弟妹都在家务农。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气，除了春节过年的那几天，母亲几乎一年四季都“爬”在江边的坡地上。对不起，我形容母亲在地里劳作的情形不用“站”这个词而是用“爬”，是因为“爬”字更准确。在澜沧江边的陡坡地上劳作，“站”是站不稳的，只能躬着腰以“爬”的姿势，劳动的时候才稳当。我们那个村子常常会笑站着挖地的年轻人。老人们说：“站着挖地不是在用锄头挖地，而是在给锄头喂奶”。我们出来工作的人偶尔回家帮父母干农活最怕村人说我们在“给锄头喂奶”。劳动虽然很光荣，但我出来读书的时间长了，干农活很不得劲。挖地的时候，我不会弯腰，挖地的姿势真的像给锄头喂奶。

儿多便是福。这句话我一辈子也无法理解，因为在母亲的身上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母亲这一生一共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孩子，而她一辈子不是在江边地上劳动就是在“背房子”。她非但没有看到后来我们家盖起来的楼房，就是城里的楼房都没有看到过，因为她这一辈子压根就没有进过城。

关于进城，母亲说：“进城路太远”。其实，我们村离县城也只有85公里，走山路顶多也只要8个多小时。母亲背出的3间房子所走的路也许要比进城的路长得多。

年轻时候的母亲和老了的母亲在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背房子”的时候走路的次序是不同的。母亲年轻的时候，走在我几个兄弟姐妹的前面。母亲老了，走在我几个兄弟姐妹的后面。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母亲。母亲说：“娘年轻的时候是娘领儿，娘老了的时候是儿领娘”。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母亲的这句话比哲学问题还复杂。娘带领着儿是可以理解的，但儿带领着娘就无法理解了。

2014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家盖起了100平方米的楼房。进新房的那天，市文联派出几个摄影家为我们村盖起楼房的80户人家照全家福。最遗憾的是我家的全家福中没有母亲的照片。按理说，全家福这样的照片，如果家中的某个人不在场是可以用旧照片“克隆”出来的。但我的母亲一辈子也没有照过相，就是连一张身份证也没有。直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母亲的汉族名字。母亲的布朗族名字叫“叶亮”。“叶亮”翻译成汉语就是“月亮”的意思。母亲的形象像一枚月亮一样永远别在我故乡夜晚的天边。

看到城市的楼房我常常想家。思念故乡的月亮，思念那位名字叫月亮的女人。天底下最伟大的人是母亲，因为母亲不仅养育了我们，还背出了那么重的房屋。有了房子才算有家，有了家才有人间的温暖。

40多年的时间，我们村80多户人家的住房一共新旧更替了4次，也就是说这个村40多年来一共盖了300多间房子。参与建盖这300多间房子的许多母亲都已经很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世。但是，背方块石用的架子和背砖瓦用的旧背篓还在。因此，我建议文化部门把这两件东西作为文物收藏起来，便于将来向后人解读澜沧江畔这一片背出来的家园。

（二）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在我所见过的人类创造的景观中，最美的风景就是澜沧江畔的梯田。

梯田灌水的季节，这些像月牙形镜面一样的田块，阡陌纵横、拾级而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蜿蜒在山岳河谷中的梯田与波光粼粼的澜沧江水遥相呼应，让人联想到台湾的日月潭。稻苗泛青的季节，这些梯田又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在毒辣辣的阳光下，让人做梦都想在它上面睡。秋天到了，稻田一片金黄。这个时候，那金黄的不仅是稻田，还有夕阳映照下的澜沧江。此时此刻，有一种想画一幅画的冲动。

从普通人审美的角度上看，干旱和冬闲的季节，梯田并不美。在阳光的暴晒下，澜沧江边的土质是灰黑灰黑的，那些陡峭的山包也像灰黑灰黑的水牛，而山包上的梯田就像一排排牛肋骨。此时的梯田景观像褪了色的黑白照片。不过，正是这并不美的景观，才真实地反映出梯田特有的风骨。梯田本来就不是用来取悦眼目的，其真正意义是农耕社会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是这一时代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所谓的家园应当是有家有园才算家园。只有房子，没有田地的乡村只能算空村。现在有的乡村已经开始不种田了，多少梯田已经荒芜。这样的乡村还算得上是乡村吗？人类建设美丽家园，应当呵护梯田，对梯田怀着崇高的敬仰。

中国是农业大国，梯田比比皆是。但滇西高原澜沧江西岸的梯田与别处的梯田不同。这里的梯田因地势原因，田块小，田坎高，造型千姿百态。梯田的轮廓有的像月亮，有的像树叶，有的像鸟，有的像鱼，有的像牛马，有的像骆驼。像一面圆镜一样的梯田往往在山包包的顶上，一个山顶就只有这么一块梯田。这种镶嵌在山顶上的圆形梯田我曾在一篇文章上将其称为“蓝天的镜子，大地的眼睛”。

澜沧江边的梯田准确地讲不是挖出来的，而是“背”出来的。澜沧江的水再怎么波澜壮阔，对于梯田来讲根本用不上。因为不可能安上几千米的水管，用抽水机把处于峡谷深处的江水抽到坡头的山包上。这样，梯田就只能是沿着一些河谷开凿并且要位于河的中下游，水往低处流，才能够流进田里。而澜沧江边的这些地带往往只有石头没有土，即便有土也是砂石土。这一来，就逼得江边人一代接一代地背土造田了。

造梯田的时候自然先得在坚硬的砂石土上挖出田坵来。这样的砂土庄稼无法生根，即便生根了也不会长出粮食来。因此，所有的梯田都得填上一层厚厚的熟土。这些熟土要在远离梯田的密林深处去背，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有适合种庄稼的熟土。当然，除了填土还要施农家肥，否则这块田长出的稻苗就只和铁丝一样细，长出的稻穗也只和狗尾草一样轻。施肥还要讲究，肥料要经过堆渥发酵，不然，田里长出的草就会比稻苗还多。

挖好田坵以后，还得背来石头在田块的四周围起来，形成一道类似屏障的田埂。这样围出来的田才能既保水土，又保肥力。否则，夏季的一场暴雨会毫无悬念地把田冲毁。“大水冲田，饥饿三年”，这是江边山人早就有过的无数次教训。

包产到户那年，我家6个人只分得3亩水田，种出的粮食是不够吃的。为解决吃饭问题，父亲首先想到的就是开田。

开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也相对作分工：父亲负责挖田坵，母亲负责去背土来回填。

因为土质坚硬，挖田的工具也要锋利而刚硬。除了用锄头，还要用铁锤、錾子和羊角凿。父亲抡着铁锤砸石头，大汗淋漓。一锤下去，地里的石头冒出火花，父亲也两眼冒金星。

天刚亮，母亲就挎上背篓上山去背土了。从有熟土的地方到父亲开田处至少有5、6公里，除去空身返回的时间，母亲一天最多也只能背两趟。一坵田究竟需要回填多少土，我无法计算，但把一坵田填满，母亲至少要背3天的土。这样造出来的梯田与其说是挖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背出来的。

也许是民族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吧，我们老家的人都把给田背土、给田背肥这样的农活说成是“背田”。老家人有一句俗话：“背出来的田，长出来的稻，舂出来的米，磨出来的面”。这句话连贯起来的意思是形容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去做。对待造田这样的活计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还有一句俗语是：“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意思是种庄稼要用心，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会挨饿。

在江边山地毒辣辣的太阳下，父亲挥汗如雨地挖田，母亲步履蹒跚地背土。三年的时间，父亲和母亲将近开垦出了5亩梯田。这5亩梯田因为是在包产到户后开挖的，所以没有进入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本。父亲经常开玩笑说：“这些田进不进合同本没关系，种出来的粮食进全家人的肚子就行了”。事实上，父亲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后来政府落实的粮食补贴及其它一些与土地有关的惠农政策中，这没有“身份”的5亩水田都无法落实。

其实，背土造田在我们村历史已经很悠久。据父亲讲，爷爷那一代，甚至更早的年代，许多水田都是这样造出来的。我们村合同本上许多田块的名字不是以田块所坐落的那座山来命名，而是以人来命名。不用讲都知道，以人命名的田块，那个名字就是那块田的最初开垦者。

大集体的时候，我们村出了一位造田模范。这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从50岁的时候开始，用10年的时间为集体造出50多亩水田。有一次，公社开劳模表彰大会，奖给他一把闪闪发光的新锄头。这位老人回家后把栓着红绸的锄头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激励人们艰苦奋斗，大造梯田。这家人在包产到户后，率先成为我们村走上富裕之路的人家。

为解决梯田的灌溉用水，七十年代初期，政府组织澜沧江沿岸的群众大干水利建设。在全公社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村利用近8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小一型水库。建水库的那几年是我们村历史上劳动场面最壮观的时期。水库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运土时，用推车运送土方的人如鱼穿梭；压坝时，几十个男人一组拉着上吨重的石磙步履矫健如燕；每到上工高峰期，敲石声、吆喝声、驴叫声和高音喇叭声响彻山谷。

水库建成后，我们村的那些梯田像一面面镜子在澜沧江西岸的河谷中熠熠生辉。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片怪石林立，连茅草都无法生根的江边砂石土竟会像铺上了地毯似的茵绿起来。

在江边山建水库、造梯田是辛苦的。人们一天到晚汗水淋漓地劳动，每顿却只能吃到2两米饭，3两苞谷，菜汤上没有一滴油腥。可就是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人们的精神却出奇的高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耳熟能详的标语写在墙上，挂在嘴上，也确实落实到行动中。

特殊年代有特殊的情感，特殊的环境有特殊的歌声。上工和收工的路上总会听到《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曲。回想当年，“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这几句歌词还在我耳边萦绕。

现在想来，青山、白云、梯田、歌声，这多美的形容词呀，这些词语用来形容昔日山坡陡峭、怪石丛生、烈日炎炎、大地昏黄的澜沧江西岸的故乡是多么的不合适宜。也许，正是这些不合适宜的词语流过不适宜的乡土，澜沧江西岸才造就出了不一样的风景。

包产到户40年来，我们村一共开垦出这样的梯田上千亩。村里的水田由原来的3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1500多亩。还在20年前，这个靠山茅野菜填饱肚皮的村子就已经不再吃杂粮。全村的人家家户户吃的都是稻米饭，种出的苞谷只是用来喂猪和酿酒。这得归功于这些背出来的梯田。

插秧的季节，澜沧江畔的梯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插秧的女人们以“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队形在梯田上排开。这个季节，层层梯田是书写在江边大地上最美的诗行。

站在城市的高处，眺望远方的故乡，我要向澜沧江畔千回百转的梯田致敬。

创作谈:在故乡的土地上放牧灵魂

陶玉明

我的乡土散文总也逃离不了乡音、乡情、乡恋构成的乡愁。从第一部作品《我的乡村》到后来的《远方的家园》，直至2019年底出版的《回首望故乡》，无一不是乡情的流淌和乡愁的倾泻。

一位80后的编辑读了我的散文后说：“最近校编你的散文作品，心尖有一种针尖轻挑般的酸楚和微痛，眼睛也是潮湿的。”无独有偶,一位90后的云大中文系的学生读了我的作品后说：“和你一起‘回首望故乡’，让我的眼睛总是噙着泪珠。”他们说的话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我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喉咙里似乎也是含着“黄莲”感觉。

但我写作的“初心”并非为了博起读者的眼泪，而是为了一种“使命”。这个“使命”谈不上崇高,也牵扯不到“家国情怀”这样宏达的社会命题,直白地讲,只是一个写作者以文字的形式感恩和回报养育他的故乡而已。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几年就说过:“故乡是我生命的母土、灵魂的栖息地、永远的精神家园。一直以来，有一种声音在震撼着我的心灵,这是历史穿越时空在我生命和灵魂息栖的故土上发出的回音。 故乡那一片埋着我胞衣的土地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它的山给了我精神，它的河给了我力量，它的土地和人民给了我深情。这里的一缕阳光，一阵轻风，一朵白云，一片树叶都会激起我心底的浪花，让来自心灵深处的歌伴随着我的心跳呼之欲出。”

中国乡村地大物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故乡。我的故乡特指: “云贵高原西南边缘，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的江边山村”。 那里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碧绿的江水、古老的山寨、土灰色的民居，构成了故乡人栖息的家园。放眼望去，这一片家园沧桑而又悲凉，但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我习惯采用“志书”的写作方式来构架长卷散文，试图实现乡土叙事的历史性、真实性和厚重性。在《回首望故乡》 这部文本中，有“澜沧江畔，我远方的家”、“背出来的家园”、“时光深处的故乡”、“乡村少年成长记”、“守望这片乡土”、“走进新时代”共六章，每章下面，收录三至四篇散文，总计二十一篇文章，十七万字。之所以将这个文本定位为“长卷散文”而不是“散文集”，是因为每篇文章之间环环相扣，每个场景都是故乡“那块巴掌大的土地”，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人，每个故事都是在讲“回首望故乡。”文本中，故乡人在里面讲故事，我也在里面讲故事，讲的都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听起来似是喋喋不休，但因为是不同的人讲不同时代的故事，这就让一群人“回首望故乡”所讲的故事显得波澜起伏。在时间跨度上，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代初期为起点，梯次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递进，直至本世纪后的二十年延伸，把故乡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乡风民俗、社会变迁贯穿于描写人物故事的场景中，使整个文本更接近叙述乡村历史的志书。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我的文章来自我对故乡的真情实感，这一点不容置疑。否则，“志书式的写作”对乡土叙事文学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乡村》《远方的家园》《回首望故乡》在不同时期创作，却不谋而合地构成了我致力于乡土叙事的“故乡三部曲。”为了写这“三部曲”，我从二十岁写到五十多岁，倾注了我的青春，也倾注了我的心血和泪水。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流泪？这是因为：“浩浩荡荡的澜沧江最富饶的就是水，但地处澜沧江边的老家，水比眼泪更稀缺”。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伤怀?这是因为:“老家的这块土地无论是在中国版图上还是在云南地图里，我都无法找到她所处的准确位置，她比针尖还小。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瞭望故乡，阳光灼伤我的双眼，家乡几代人经历的苦难像针尖一样刺痛我的心。”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痛苦?这是因为: “在我所听到过的乡村地名中，老家的地名是最土气的一个,名字就叫‘用土罐背水的地方’。那土得掉渣的村名就是那遥远的时代，遥远的地方，部落民族在苦难中发出的遥远的声音”。

在“回首望故乡”中，为什么我会悲悯？这是因为“老家的那块土地山脊陡峭,道路崎岖,出门就爬大石坎，猴子过山淌眼泪，山羊下地滚撇坡”。还因为:“老家的房子不是盖出来的，是‘背出来’的，母亲只活了40岁，一辈子却背出来了三间房子。”

回忆过去并不是为了缅怀苦难,而是让人们在苦难中看到坚强,这一点是我在“回忆录式”的乡土叙事文本中刻意把握的。在老家那个“鸟不拉屎，寸草不生”的干旱酷热的澜沧江边”。我在苦难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坚强：“北方的青纱帐是高粱地,南方的青纱帐是玉米林。六月的江边山地，烟雾缭绕，群山叠翠。那翠绿的就是玉米林。阳光下，玉米如剑的绿叶在风中猎猎作响，红色的穗缨闪烁着光芒。山风吹拂,绿波漫卷,一株株玉米像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林林玉米如千军万马奔赴沙场。走进澜沧江畔的故乡，观看玉米林汇聚成的绿色风景，让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少数民族作家习惯表达的文学主题，这一主题在文明社会的今天，已经显现出了生态学的意义。在《回首望故乡》中，我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观念来自我对那片土地的深切感受：“是玉米铺绿了千山万壑的江边大地，让干旱缺水的土地涂抹上了生命的底色；是玉米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江边山人，让灰色的村庄永远飘散着人间的炊烟。随着一茬茬玉米的站立和倒下，一代又一代的江边山人在玉米生长的土地上不断生息繁衍。”

文学是人学，所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回首望故乡》中，我写父亲、母亲，写兄弟姐妹，也写村里的父老乡亲，写老人、儿童、妇女，也写村长、村民、老师和乡村社会中的饮食男女。他们都是我的故乡人，也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说话，说出内心的痛苦与欢乐、悲悯与忧愁、希望与追求，让他们说出心里话来，我的“内心”也就不疼痛了。

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是乡土叙事中要把握的核心和重点,要把每个人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写出来,就要精雕细磨每个人的语言和动作，这需要作者用心观察和用情体验。在《回首望故乡》中，我写铁匠、石匠、木匠、泥瓦匠，写乡村磨雅（医生）。描写他们的时候，尽可能让他们的语言和动作接近他们的身份和职业。比如描写铁匠,我是这样写的:“铁匠老五常年披着一件旧马褂，身材短粗、臂膀浑圆，青筋突露的双手像一把张开着的老虎钳。打铁的时候，他一只手抓着铁块，一只手抡着铁锤。一锤砸下去，势如霹雳,火花四溅”。比如,描写石匠,我又是这样写的: “艾罕大伯锻磨的时候像打枪瞄准一样，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眯闭着，手中的锤沿着磨齿的纹路轻敲细打，时不时要鼓起腮帮吹去磨齿上积起的粉尘。有时，吹出的粉尘飞进睁着的那只眼睛里，用手一擦便擦出泪来”。人物描写在乡土叙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志书式”的乡土叙事散文不可能像小说一样精细刻画人物，有的时候，用简笔画的“素描”也可以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比如写留守老人，我只用线条式的勾勒就把人物特征写出来了：“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四阿婆就背起小孙子来到村口旁，对着晚霞中的天边站成一棵孤独的麻栗树”。

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蕴藉,在乡土叙事中有着独特的情感深度和美学力量,这一点在我所创作的散文作品中得以凸显。我的每篇散文几乎都涂抹着浓浓的“乡愁”，这是我自信“土味十足”的作品可以让读者“眼睛潮湿”的原因。《回首望故乡》中，我所要表达的“乡愁”是故乡这块土地上蕴含着的乡音、乡情、乡恋和乡谊。由此而构成的乡愁，成了牵制着我创作灵感的魂线。这一根魂线，让我无法逃离“澜沧江畔，我远方的家”，让我始终坚守文学创作中那一片“远方的家园。”这也使我自知之明，我这样“坐井观天”的创作，永远成不了大家，也成不了名家。好在我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只是为了感恩与回报故乡的土地和故乡的人。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乡土叙事无法回避的主题。在不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乡村在现代文明冲突中正在发生断崖式裂变，人类的精神家园在裂变中疼痛、挣扎。在《回首望故乡》中，之所以要赘述 “乡村公地”、“乡村匠人”、“乡村摩雅”、“年味里的乡愁”这些传统的乡村元素，是想让人们知道，留住乡愁才能留住乡村的根与魂。正如老人告诫新一代的年轻人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既不读书，又不求神拜佛，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魂丢掉的”。

回首望故乡,我流泪,我伤怀,我痛苦,我悲悯,但我绝对不会让眼泪蒙住我的双眼。因为我看到了老家几代人靠背出的梯田,现在已经成了我所见过的大地上人类创造出来的最美的景观: “梯田灌水的季节，这些像月牙形镜面一样的田块，阡陌纵横、拾级而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蜿蜒在山岳河谷中的梯田与波光粼粼的澜沧江水遥相呼应。插秧的季节，梯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插秧的女人们以‘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队形在梯田上排开,这个季节，层层梯田成了书写在江边大地上最美的诗行。稻苗泛青的季节，这些梯田又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在毒辣辣的阳光下，让人做梦都想在它上面睡觉。秋天到了，稻田一片金黄。这个时候，那金黄的不仅是稻田，还有夕阳映照下的澜沧江。此时此刻，有一种想画一幅画的冲动。”

《回首望故乡》有幸列入“云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丛书”，得益于故乡这片厚土的恩惠。站在高处望故乡，我要向远方的父老乡亲致敬,向澜沧江畔千回百转的梯田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