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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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深圳2000多万人口里，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1名创业者。
在罗湖村密密麻麻、参差错落分布的小商铺里，也站着或坐着，许多这样的小老板。
历史上记载，罗湖村以前因为地势低洼，且靠近深圳河，一下暴雨就遭遇水灾，所幸洪水易涨易退，如箩筐装水，因此得名“罗湖”。
现代水利工程建设和城市防洪设施完备，罗湖已经不大出现水灾了。罗湖村，反而像一块吸水海绵般，不限量地吸收着各色人等，在这条村子里生活。
（一）
津鑫包子店位于建设路边上，门口对出就是公交车站，对面是地铁站，发达的交通带来了足够多的人流量，阿芳就靠着这点好处长久地经营着自家的包子铺。
她卖的南瓜、菠菜包子，颜色鲜艳均匀，造型漂亮，馒头表皮光滑，大小形状均一，整整齐齐地码在笼屉里，备受来往行人的青睐。不过这些大多是年轻的上班族，急匆匆地来，急匆匆地走。
“一个肉包一杯豆浆。”
“5块。”
“好了。”
一次交易只有简单的3句话，买家甚至都没有看一眼商品，不会问多少钱，绝不会讨价还价，只顾着抬头扫码和低头付钱。卖家负责拣货、装袋，动作十分利索流畅，交易成功收了钱也不会跟顾客道声“谢谢”，或者寒暄几句。
这样的默契是经年的锻炼，我在你来之前便重复了千百遍，而你，也是日复一日地走过这条马路，来到我面前。
我有时会怀疑，这些足够漂亮的面点是不是包装冻品，只是蒸熟了便出售。因为手工制作的包子，面皮大概不会这么光滑，会粗糙许多，大小也会有所差异。不过，店里确实是摆着一台和面机，一块沾着面粉的案板，以及擀面杖的，地上还有几袋面粉。
其实阿芳并不叫“阿芳”。
她的父母亲和亲朋好友都叫她“莲芳”，或是“芳儿”。这个“阿”字是深圳冠以她的一个前缀。紧靠罗湖口岸的罗湖村，是国门口的城中村，与香港仅一山之隔。许多香港“老板”会在罗湖村歇脚，他们称呼人都喜欢带上“阿”，仿佛这样才显得亲密、熟络。跟隔壁茶餐厅花姐攀谈几次之后，莲芳觉得自己也应该带上这个“暗语”，也仿佛只有这样，才算掌握了外地人与本地人、外地人与香港“老板”相交的密码。
来了深圳十年，阿芳也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融入这个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了。
毕竟跟顾客之间的交易有了越来越多的默契，毕竟，她凭着这间包子铺，养活了自己一家三口。
能租得起房子，是一个外地人进入深圳的门槛，阿芳不仅踏了进来，还深深地扎下了根。
她低头轻抚着渐渐隆起的肚子，又抬眼望着好像就在不远处的太阳，阳光洒满了她圆润光滑、白里透红的脸。
从前，她爬上老家的后山，看到的日出，也是这般温暖、美好的。
（二）
阿初每天早晨都会站在渝家早餐店门口，有时候捏小笼包，有时候揉面。他的手指粗大黑实，不像是做精细活的样子，但捏起包子来却异常灵活、麻利。
做包子，其实也不过是熟能生巧的技艺。人总是能够干好一件事，然后凭着那项本领谋生的，阿初这么想。
几年前，阿初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山丘和高原，在玻璃框里被分割成一个个小方块，想象着南方绿油油的方块稻田，是不是也一样。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城市，甚至，准确地说，是从来没有走出过他祖祖辈辈都在那里生存的老村子。从前，他父母曾寄希望于他读书上大学，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也很用功地念过书，但是后来这条路没走通。
阿初到深圳闯荡几乎不花什么成本。
早餐店是老乡的，阿初看着逢年过节回家探亲的老乡，用着新款的智能手机，谈着无人机、灯光秀等许多新鲜的词语，心里很是躁动，他也想跟着去试试。
他进入深圳这个大城市的门槛，仅仅是一张绿皮火车票。
跨进车厢，抚摸着座椅把手，阿初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从前认为难以跨越的大山，原来也不过如此。他十分感激老乡，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
于是，为了报答老乡，阿初在早餐店里特别勤快、老实，他每天都只干一项活——包包子。明明店里还卖肠粉、猪杂粥、茶叶蛋、油条，但他始终如一地重复揉搓面团。仿佛他不会干别的事似的。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每次路过，我瞥一眼他坑坑洼洼的脸，就快速地把视线转移到他捏的小笼包上。他戴着眼镜，也极少抬头看别人。
有一回，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牵着一个小男孩，约莫7、8岁的样子，大概是他的孙子，两人犹犹豫豫地来到早餐店前。老人背上绑着一卷草席，和一个坏了拉链的旧书包，我能看见里面装着几件脏衣服，别的什么也没有。小男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好吃的东西，嘴唇抿得紧紧的，喉咙却实诚地吞咽了一口水。
老爷爷从裤袋里摸索了好一会儿，终于掏出几张散钱，从中吃劲地抽出一张五块钱，却迟疑了许久，不知该买什么。
我买了两个包子递给小男孩，正好阿初也递过来一塑料袋小笼包。
小男孩却不敢接，涩涩地往爷爷身后躲了一步。
“不怕，这是我们送给你吃的，拿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阿初说话。粗壮的声线并不温柔，但却很坚定，让人不易拒绝。
我瞧着眼前这位汉子，黑实的皮肤，浑身上下散发着朴实无华的凡人气息。这种感觉就是，漆黑的天空，因为少了白日里炫目刺眼的光芒，而显得更加深邃美丽，更加让人舒服，更加容易接近。
就叫他“阿初”吧，混沌初开的初，人生初见的初。
（三）
罗湖村里因为一楼全是商铺，地面也免不了脏乱，除了有城管巡查纠改外，还需要环卫工的勤快打扫。
负责这个片区的环卫工是一个“光头佬”，已经上了年纪了，看样子起码有五、六十岁，走起路来，脚步缓慢。“光头佬”脚上的一双耐克跑步鞋有点挤脚，我甚至能看到明显拱起来的脚背，大拇指的位置也已经破洞了。他一边走一边把垃圾扫到斗里。
深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路人随手丢弃垃圾的现象少了，不过路面还是需要清扫，有时候甚至要蹲在地上抠砖缝里的烟头，或是撬起下水道铁板盖，一点点挖掉塞住排水口的垃圾。
偶尔他会骂一两句粗话，咒骂乱丢烟头的人、抽烟的人、购买这种小方块地板砖的人、铺设砖块时留过大缝隙的人……
但抱怨归抱怨，他还是抠得这么认真。大概他也明白，抱怨，顶什么用？他甚至从不戴手套，觉得这都是多余的。
路人从他身旁走过，多多少少会刻意保持一点距离，不过“光头佬”身上穿的橘红和荧光黄工作服，还有上面缀着的灰色反光条，却很难让人忽视，文明城市里的这个存在。
（四）
前面聚拢了一堆人，像是看热闹的，互相交头接耳，用手掩护起一张活色生香的嘴巴，生怕别人听见，却又光明正大地做出挤眉弄眼的夸张表情。
人群中是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染一头金棕色的大波浪卷发，铺一张毛巾布侧身躺在水泥地上。旁边放一个小音箱，播放心灵鸡汤类的语音文字，说的什么，大概不会有人听见，包括她自己。女人怀中的一只小白毛狗，由于主人的疏于照顾，已经变成灰黑色了，但它并不在意，依然忠诚地伸出舌头舔女主人的脸，试图帮她拭去泪痕。
女人哭红了眼睛哭红了鼻子。小狗对女人充满了怜爱，它才不会介意围观群众指指点点的目光呢。
过了一会，人群中走出一个大妈，她走上前去，蹲下身，跟她搭着话，聊着天，宽慰她。
无意驻足聆听她的闲言碎语，这其中拼凑起来极可能是一个关于“失足”妇女的故事，但与我无关。
其实也与大多数人无关，但人们习惯了看热闹。
（五）
大聪家是卖蔬菜的。
门口店面摆满了菜，往里进深十来平米的地方摆了木椅、折叠床、电饭煲、电视等家私电器，菜摊上头还晾晒了几件衣服，连内衣裤也挂在一起。
他把家安在店里了。这里住着他和他的老婆、儿子、和老妈子。
儿子已经上初中，穿上了校服却迟迟未出门。
我路过时已经8点多了，早已过了学校上课的时间。大聪渐渐地也沉不住气，抱着儿子往外拖。可儿子已经1米6几，青年的模样了，哪是他能拖得动的。况且，牛不肯吃草，如何摁得了它低头。
大聪没办法，撩开花布帘，从里间拿出一根木棍，冲着儿子就要打。他老婆一看这是死了心眼，赶紧抱着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声嘶力竭地叫道：“要打就打我吧！”眼泪簌簌地下，热气模糊了眼镜片。老母亲也上前拉着自己的儿子，想要握住那根已经挥到空中的木棍。不过儿子大了，也不归她管了，老母亲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欸欸”地叫。
大聪儿子也挺犟的。
因为赶着上班，我不知道这一家人僵持了多久。
第二天路过时，我特意看了看他们家。大聪站在档口前，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守候着属于他的客人，时不时喊一句“买菜吗，美女”。双眼已经没有因为过度愤怒而发红了，下巴的胡渣子看起来还是挺瘆人。
他的老婆和母亲都在择菜、码菜。
儿子，今天不在店里了。
五坊街是一条正东西走向的路。每天早上我出了地铁站走到单位，这里是必经之路。自西向东，初升的太阳便晒了一路。
广东的夏天很热，也很漫长，长得如同没有了春天和秋天。深圳位于广东之南，罗湖位于深圳之南，罗湖村位于罗湖最南端，尤甚。
每回路过，我都必须抬手遮望眼，再高傲的头颅也不得不低下来，躲避那咄咄逼人，又无处不在的艳阳。
每一天太阳都会如常升起的，不管昨日是否经历了狂风暴雨，大太阳一照，落到地上的雨全都蒸干了，甚至不留一丝痕迹。
要走的路，一步不落地走下去。
（六）
整一条五坊街几乎全是卖肉菜瓜果的，只有沈叔家开着一间门面甚小的配匙铺。
配匙师傅，大概也只能在这些散布于城市里的小村子才能找到了。这样的小村子，从前我们喊它“新村”，现在管它叫“城中村”。
在城中村里，配匙的、修单车的、补鞋的、改衣服的，他们身上都怀揣着即将失传的民间技艺，也为许多普通人提供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却往往很难在大城市里营生。
沈叔的店面自然也是小的。即便这样，他也不能光靠配匙维持生计。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操作台上挂了几串牛肉，也学着旁边“老板”的样子做起早市的生意。
不伦不类的“嫁接”生意显然比不得旁人的专业，每回经过他的档口，问津者甚少。他也不吆喝，不叫卖，不像水果店小伙子那样拍着胸脯说：“靓姐，我卖的东西绝对质量三包喔。”至于“三包”是什么，无人知晓，他也从来不说，不过“靓姐”确实被逗得很开心，笑嘻嘻地拎过袋子。
沈叔晒得深棕色的肌肤，穿着微微发黄的白色套头T恤，一条大概印着“斐乐”商标的深色运动裤，一双绿色军布鞋，双手按在铁做的操作台上，露出粗大的手指和指甲盖，大约是一双干惯粗活、重活的手。
他满身都是恰到好处的肌肉感，没有富得流油的累赘，也没有瘦得体态不支。这样的身材，在此前应该还做过别的工作，比如，建筑工，或是当过兵。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发呆似的。
循着他的视线看去，是娇姨在斜对面烧猪皮。她俯身拿着火枪一直对着猪皮灼烧，那么全神贯注，丝毫不在意热气烘心，不在意一股刺鼻的焦味扑面而来，也不在意自己胸前春光乍泄，或者说，是没有作为女子的敏感意识。
她的脚上，穿一双大红色水晶胶鞋，既凉快，又精致。
（七）
深圳是一座海洋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重陆轻海的时代，曾经像一个婢女一样不受待见，也曾长时间被禁足闺阁，不与外界相交。但是当中国的发展重心从中原向沿海转变时，深圳瞬间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作为新一代的海洋中心城市，深圳充分发挥了它的海洋精神。这里的城，开拓、包容、创新。这里的人，可以到海上去冒险，去搏击海浪。
而城中村，作为深圳精神的另一种标志，不仅见证着许多梦想的起飞，也坚守着现代化城市里的最后一丝人间烟火气。在村子里，你会找到各色人生：搓麻将的土著居民，早出晚归的白领，靠小生意扎根的“老板”们，还有扫街的、巡逻的、流浪的、路过的……
城中村，除了是许多新深圳人的低成本生活区外，也是另外许多人的生活便利区。改衣服的、补鞋的、修伞的、配钥匙的、修电动车的、做旧物买卖的，在城中村里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因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因为购物商场里没有。
城市管理者善意地留出这样一块地，老百姓便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利用好。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每一寸土地都在见缝插针地发挥它的最大价值，立体而多元。
谁说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和被它们压在底层的小商铺，不是城市里真正的“综合体”呢？有的城市规划专家说：“政府规划森林，民间生长树林。”我认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规划园林，民间生长树林”。园林里的每一棵树都被整齐修剪过，每一株花草应该在什么地方出现，都有准确的规划，但树林呢，野蛮生长，是生命原来的样子。
在这个城市综合体里，不同阶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因着某个共同的目的有了交集，或者只是擦肩而过，不说一句话，只需几个眼神体会，便进行了自觉和不自觉的交往。互相看一眼迎面而来的那个人，他（她）的外貌、衣着、神态、步伐、声线、气息，猜测对方怎么生活，便是一种礼貌的交往。这种从公共空间里面获取的感知，虽然浅显而主观，但是充满了个人趣味。这是主观意义上的人文生态。在深圳精神沉淀之地，城中村保护和重塑了充满烟火气的公共生活场景，因而也能提供足够多样本的人文生态。
我们有时会问，这种市井气，是不是深圳需要的？是不是人所需要的？
下班的时候，我从东向西去往人民南地铁站，也是一路夕阳照耀。不过这条从不缺少阳光的村子，已经跟某地产开发商签订了协议，即将旧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