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位最为开明的皇帝,也是一位较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时间达61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葛尔丹叛乱,整顿吏治,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基础,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史家称为千古一帝。康熙的文治武功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之所以能有所成就,是与他身上的某些优秀品质分不开的。本文单就康熙某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草记几笔。
一是勤奋好学。康熙从青年时期起就好读书。他在亲政不久,年方17岁时,在听政之余,“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当他51岁时,能够做到“目前陈列之书,欲稽考某卷某处,但指令近取之,亦即可得”。他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已经做到了烂熟成诵。
康熙读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注重与老师交流探讨,有所发挥。皇帝读书宫中,有一种名叫“经筵”的形式,是由讲官专为皇帝讲解经史典籍的,康熙对此十分认真。原来的习惯是讲官隔日进讲,康熙觉得隔日进讲不尽意,改为每日讲读。对老师的讲解,不是呆呆听从,而是由讲官讲过后,自己再讲一遍,互相探讨,得出新知。他这样做并不是摆架子,而是真正的勤学苦读。康熙对四书五经都撰有“汇纂”和“讲义”,其中颇有独到之处。康熙的书法艺术也造诣甚高。他喜爱明人董其昌的字,经久临摹,臻于妙境,常书长卷赐给臣下。
康熙读书不拘泥于儒家经典,对自然科学也努力学习。他从20岁开始,即命耶稣会教士南怀仁等轮班给他讲授科学理论和技术,每日达两三个小时之久。他对天文、算学、地理、乐律、人体生理等专门学术均具有一定的水平,并曾在宫中充当算学老师,教授代数、几何。
康熙既通达科学理论,还能掌握技术。他治河即用仪器测量流水量。他很重视实践,象种稻米,即经过多方试验,培育出优良品种,所产之米色红味香,称为“御苑胭脂稻”,煮粥最美。他还摸索出用玉泉山的泉水灌溉稻田、使稻子年年早熟丰收的先进技术。
二是躬行节俭。作为一个皇帝,每天用餐无疑要比一般人丰盛的多,但是康熙却比较简单。他说:“朕每日进膳两次,此外不食别物,烟酒槟榔等物皆属无用。”还有值得称道的是,他不吃补药,也不要人按摩,认为这些“亦非所值”。他说,保持健康“一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拒绝仙方丹药,反对寻求长生不老术,对进献仙方丹药者痛加斥责。他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朕之长也,亦无非常。”这种符合科学实践的人生观和反对神化自己的精神,求诸封建皇帝,实在难能可贵。更其妙绝的是,当他年近花甲时,嘴上胡须添了几根白的,有人劝他用“乌须药”,他拒绝说:“从古以来,有几个白须皇帝?我若能须发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这种开朗畅达的心怀是极为可嘉的。
康熙一生中所用的器物居室,也是简朴无华。他在位的早期(康熙29年以前),一年中大半时间住在畅春园。畅春园“茅屋涂茨,略无修饰”,是在明代皇戚李伟的精华园的旧基上修造的。其规模是“垣高不及丈,苑里绿色低迷,红英烂漫。不尚奇峰怪石,不事藻绘雕饰。”他在位的后期,修造了热河避暑山庄,一年中也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热河避暑山庄也不算豪华,以至于在他死后,他的儿子雍正嫌那里过于简朴而不愿意住在那里,把山庄的陈设运回了北京。雍正曾对臣下们说山庄里的器物“一惟质朴,绝少珍奇,及取回避暑山庄陈设,思慕盛德,实无终已。”无论什么时代,身居高位之人,能够服用简朴,不务奢华,都是应当予以赞许的。至于扩建增饰避暑山庄,乃是他的孙子乾隆做的。
三是从严教子。康熙有35子20女。他最喜欢的是皇后所生的次子胤礽。胤礽刚出生时,皇后就死了。胤礽1岁时,就被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4岁时,康熙就教他读书写字。6岁时,康熙请了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为太子的老师,延馆在宫,孜孜教诲。他唯恐太子不能深通学问,未能明达治礼,经常对胤礽耳提面命,督以礼节,勤加训诲。当时太子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上卯时(5--7点)进馆,到下午酉时(5--7点)才功课完毕,连中午都不能休息。康熙要求他“书必背120遍”。康熙每天辰时(7--9点)上完早朝后,就来检查,要求对当天所学背诵得一字不错。上午巳时(9--11点),背书完后,接着习字。时值初伏,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挥羽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直到写完汉字数百,满文一章,令老师满意后才作罢。午时(11--13点)用过午膳,接着听讲背书,也是背足120遍,直至烂熟。未时(13--15点)学习弓马射箭。申时(15--17点),康熙再次带着其他皇子一起来检查。他让老师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随意翻开,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诵,疏讲。酉时考查诸皇子骑射功夫。至此,一天的功课才算完毕。
皇太子读书,不论寒暑,无一日间断。康熙教子谨严,可谓煞费苦心,思之长远,但事与愿违,因为皇子太多,争夺储位斗争激烈,胤礽并没有按他所期望的路子走,后来被废掉了。但这不是康熙的无能,而是千年专制世袭制度结下的恶果。
四是关心民生疾苦。康熙在剪除鳌拜后,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调整治国政策,其中废除圈地、兴办学校、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都是关注民生疾苦的重大举措。这里以他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水患为例加以说明。
康熙深知治河的重要性。早在平定三藩之前,就列入国家亟需解决的三项要务,书于宫中柱上。康熙23年,他第一次南巡到山东泰山,再到宿迁,查看了黄河北堤岸180里,随后又到宝应、高邮一带,观察水势,向当地老人询问水患情况。康熙38年,第三次南巡时,他“亲乘小舟,不避水险,各处周览”,还登上堤岸,用水平仪测量地势水位,命令河道总督于成龙绘出河图。经过实地勘察,他认识到造成水患的原因,提出要深浚河身,加高两岸堤坝,使河水湍急,带走泥沙入海。第四次南巡中,又查看了好几处堤岸工程。两年后,第五次南巡时,黄河水患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最后一次南巡(1707年),也沿路查看了河道。
康熙在六次南巡中,勤于政事,不讲排场,一应费用及所需物品全部由内务府开销,不增加地方负担;沿途所设行宫也较为简朴。途中护从人马仅三百来人。他多次告诫臣下,南巡是“为百姓问视河道,咨访民俗”,“非为游观也”。虽然在南巡中,不可能做到毫不扰民,但与其前后各代皇帝(最明显的是他的孙子乾隆)相比,其南巡的目的以及较为朴素的作风,都是应当作为正面业绩予以肯定的。
乾隆素来仰慕圣祖康熙。他见康熙有6次南巡的经历,也搞了6次南巡。他南巡的目的,口头上说是“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其实与他爷爷6次视察黄河堤坝大相径庭。自乾隆16年至50年,河南黄河决口8次,他却一次也没到过河南。他南巡主要是游山玩水,拈花惹草,正如其自己所说“江南名胜甲天下”,南巡可“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他沿途奢华铺张,给人民造成沉重的负担和惊扰。他出巡的队伍达2500多人,是康熙时的8倍以上;所到之处,要预先修建御道,拆除道旁有碍观瞻的民房,造成众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地方官员竞相建造富丽堂皇的行宫,宫中陈设古玩、金银器皿、奇花异宝之类,争艳斗奇。这些用度所需的巨额银两,都被摊派到沿途甚至相邻省份的人民身上。他在南巡中,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四百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则用船一千多只,首尾衔接,华旗招展,鼓乐齐鸣,遇到河道不够宽敞之处,地方上须先行开浚,以便龙舟畅行。每到一地,地方大员们于数日前即安排庞大接驾阵容,采买大量奇珍异味,美食佳肴。他每次南巡前,表面上训饬鹰臣“各守本业,力摒浮华”,实际上却默许甚至嘉奖地方官员的进贡和浮华接驾之风,许多人因此官升一级或者几级,直接鼓励了社会糜烂之风。乾隆南巡,给国家财政、人民生计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六次南巡各项花费,总数达两千多万两,在朝野上下都激起过不同程度的怨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