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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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正式上学读书前，先是上好几年幼儿园，没有幼儿园的也有学前班。而我们小时候，不仅没有上过幼儿园、学前班，甚至连拥有一间正经的教室都很困难。在读一二年级时，都是在湾村教学点中上学。而教学点也是到处打游击。其中，二年级一学年就换了四个地方。
1977年，我八岁时才上一年级发蒙念书，属于大龄蒙童。这种现象过去很普遍，因为那时家庭都很困难，人口也多，上学读书能拖的尽量往后拖，以减缓家庭压力，八九岁才开始发蒙是很正常的。
当时，每个大队都有小学、初中，一般都是一所学校，教室不足，就把小学低年级安排到湾村教学点。教学点不固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我上一年级和二年级上期前两三个月，都是在湾子大礼堂化妆室。七八年年底和七九年春，先后在本湾水兵家、刘家立子刘货生家。大概后来大队一级的初中裁撤了，学校教室有了多余的，就让我们搬进学校里去了。
一二年级时，上学地点不固定，老师也不固定，往往是这个来教几天，那个来教几天。读一年级时，教过我们的有小怀哥，有文刚哥，还有丁传国等人。小怀哥教我们学拼音，让大家看着他的嘴型，跟他一起念“aoeiuü”,他虽然不是专业教师，但我觉得他教得挺好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拼音不行，都怪老师没教好，我一直不同意这个意见。我自己感觉拼音还行，现在在电脑、手机上敲字都是用的拼音输入法。他没教多久，后来当了大队会计。文刚哥腿脚不方便，哪个在课堂上交头接耳不用心听讲，他就用粉笔头扔过去，手头很准。他也没教多久，后来去舒安街上开了个电器修理店，成为舒安公社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丁传国大概教了两年书，也去当了村干部，后来成为徐河信用社信贷员，在全大队各湾村宣传、动员大家购买彩票、债券等。
二年级上期最开始还是在大礼堂化妆室，老师是易童亮，还有没有其他人就不记得了。易童亮是铁垴易人，现在属于何桥大队，以前他们跟我们张塘大队是一个大队，后来才独立出去，先是叫明星大队，之后改为现在的何桥大队。估计他教到七八年年底时，明星大队跟张塘大队分开，他就回他们大队去了。这期间，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有一次跟国平一起逃学。那天早晨，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在家里挨了打，早饭也没吃，赌气跑出去，正碰到国平，跟他一起到他家吃了一碗粥，咽的是一碗冬菜豆。吃完后我们躲到大屋鲁、周家塘那里去玩了一上午。下午上学后，童亮让我跟国平两个人并排站着，各自伸出右手掌接受体罚。他拿着一根长长的黄荆条，交替着朝我们两个人手掌中啪啪啪用力击打，一个人挨了十几下，痛得我们腰直扭。
另外一件事，就是曾经跟海军一起代表张塘小学到徐河小学参加徐河片小学二年级数学竞赛。那应该是七八年深秋或初冬时节，天气有点冷。那天早晨还在下雨。早晨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在家吃过早饭，跟负责送我们去徐河的女老师小魏一起去徐河。小魏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也没教过我们，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那时她可能在大队学校教书，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会安排她送我们。她本来是下乡知青，不知道是哪儿的人，她后来跟我们大队骆家垴湾子的骆昌柱结婚了，在这里扎了根。八十年代后，他们一家搬到舒安街上开了一家餐馆，骆昌柱在水厂负责抽水，她负责打理餐馆。那天考完试后，她好像没有全程送我们回来，我跟海军两个人一路边走边玩直到中午才回家。自那次以后，有很多年再没见到她，直到十几年后九十年代我在乡政府上班时才重新看到她。虽然她早就没教书了，但我们还是喊她魏老师。
过去留级现象很普遍，一起读书的人大部分小学都留过级，我是为数不多的小学一到五年级都没有留级的人之一。说来奇怪，那时我都能代表学校参加数学竞赛，之后的整个小学阶段乃至到初一，数学也还能跟上班，谁知到了初二后，由于整日想着发家致富，无心学习，数学成绩从此一落千丈，再也没有赶上去过，即使初二留了一级也是毫无起色。后来更是因为包括数学在内的三门课程一塌糊涂而丧失了学习的信心，高二下期开学时干脆辍学回家了。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二年级上期最后两个月，教室转移到了湾子水兵家一间偏房里，老师换成了郭家咀的陈光福和八斗坵的彭国平。陈光福教语文，兼班主任，彭国平教数学。他们两个人的脾气、性格正好相反。陈光福脾气温和些，说话轻言细语，脸上带着微笑，还喜欢说笑话，很少体罚学生，大家都喜欢他。彭国平脾气暴戾些，喜欢吹胡子瞪眼，训诫学生很严厉，喜欢体罚学生，大家很畏惧他，背地里给他起外号。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教室里又有些阴暗潮湿，坐在里面很冷，大家条件都不好，大多数没有袜子穿，都是光脚穿一双破旧的布鞋，脚板心冻得生疼。为了缓解寒冷，有时早上趁老师还没来，大家一起坐在位子上跺脚。二三十人一起跺脚，砰砰砰地跺得地面震天响。
陈光福教书注意讲究方式方法。教生字时，有时将生字编成顺口溜，让学生易记易诵。我至今还记得一首他教我们念的关于“粥”字的顺口溜:左也弓，右也弓，米字在当中，早晨稀饭又叫粥，牢牢记心中。对学生的不良习惯或行为，他也不是简单制止，而是通过编一些段子，让大家乐于接受。比如有人下课时间还没到就要求出去小便，他就拿自己作比，说自己早上吃了两碗很稀的粥，咽的是小干鱼，干鱼很咸，吃了口渴得厉害，吃完后只好又喝了一满缸子冷开水。他说我喝那多水进去，到现在都没有拉尿，你怎么那么多尿呢？说得那些想拉尿的人都不好意思再要求上课中途去拉尿了。
二年级下学期头两个月，也就是七九年开春，我们的教室又转移到了刘家立子刘货生家的堂屋里。刘家湾子门口有一口较大的水塘，相当于一座小水库。货生家正对门口塘，他家旁边有一座抽水机台，机台外边斜坡紧挨着公路，斜坡上长满草皮，成了我们天然的滑梯。课余时间，大家都争相涌到机台上，坐在草皮上顺着斜坡滑下去，或者躺着滚下去，一直滚到公路上，既不怕磕着碰着，也不管公路上会不会有车。因为较为偏远，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汽车开进来的。在这里读书的两个月，是大家玩得最嗨的时候。有时玩得过了头，相互追打疯闹，也会出一点小事故。有一次，上下邱的邱战争把熊家熊绍卫的鼻子打出血了，为了平息事端，陈光福让邱战争第二天拿了一米升子鸡蛋来，给熊绍卫补身子。
又过了两个月，估计是因为大队的初中撤销了，腾出了教室，我们这才搬到了大队小学里，一直到小学毕业。
搬到学校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学校里有报纸，每天中午读报时间，彭国平就会给我们读报纸上对越作战的报道（估计这时班主任换成了他），大家都很喜欢听打仗的消息，也就特别喜欢读报。
二年级最后两个月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入队。现在，少先队的性质改为了“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既然是群众组织，那就所有在校少年儿童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大家都可以平等入队。但在以前，少先队的性质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先锋组织，突出“先锋”二字，入队要根据学生学习成绩、日常表现分批分批入，学生入队时间有早有晚。我是二年级下期六一期间入队的。入队要交两角钱的红领巾费。我回家跟父母说了后，父母先说没有钱，拿不出来，那天中午我就坐在大门槛上流眼泪，不肯去上学，直到拿到两角钱后才上学去。
我们一二年级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当了几年老师后都改行了，如前面说过的小怀哥、文刚哥、丁传国、易童亮、魏老师等等，包括最后的陈光福、彭国平。三年级以后的老师，再没有这种现象了，都教了一辈子的书。不说公办老师，即使当时的民办老师，后来也都陆续转正了，成了职业教师。陈光福后来不知干那一行去了，彭国平在八十年代初去了乡办企业舒安茶场当会计，九十年代茶场改制后，他自己承包了一片茶园制茶叶、卖茶叶，后来茶园毁了，承包给别人种树，他又成了打工族的一员。十几年前，我在乡里搞统计工作时，曾经聘请他担任过几个月的农业普查指导员，协助普查办的业务工作。陈光福离开学校后，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九十年代初，我在村小学教书，走他以前的老路。他的儿子陈建民上一年级时，正好是我带，他因为家里一时困难，需要缓交学费，到学校请我替他担保，这才看到他。后来我到乡政府工作，有一次他不知到乡政府办什么事情，才又看到他一回。这之后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他的儿子陈建民很聪明，学什么都是一讲就懂一点就会，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最有读书天赋的孩子之一（另外一个是伙咀李湾子的李顺平），本来是一块读书的好料子，据说因为家庭困难，后来辍学了。这些情况我还是今年五月份才打听到的。得知他没有修完学业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惋惜。据说他现在在广东开家具厂，自己当老板，生意蛮红火，也算是一条不错的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