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霜降期间,正是采挖红薯的季节。
生长于农村,对红苕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红苕是中国农民的“救命苕”。在历史上,红苕对中华民族的繁衍,起过巨大的作用。据史料记载,明朝初叶,福建已有391万多人;经过200多年的“生齿渐繁”之后,到十六世纪末,由于灾荒、饥饿,这个省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173万多口,人口锐减了近六成。而从十六世纪末红苕传到中国后,再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其间虽然福建仍旧是灾荒不断,但到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其在册人口却达到了1500余万人,增长9倍以上;全国性户口也激增7倍左右,人口突破4亿大关。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以红苕为主的外来农作物的身影。
红苕不怕干旱,没有什么病虫害,也不需施肥,在贫瘠的黄土地上依然长势良好,种植程序简省,技术简单,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红苕依然是中国农民主要口粮之一。可以说,我们都是吃着红苕长大的。
那时,每天傍晚,我都要拣半篓子红苕,用扎钩把扛着,到村前的水塘里去洗。篓子是用荆条编成的,扎钩在篓子里将红苕上下翻动,让红苕相互摩擦,洗去泥土;然后扛回家中,以备第二天早晨之用。
红苕的吃法多种多样。但为了饱肚子,最主要、最简单的,就是焖红苕。将整个红苕倒入锅里,加少量水,盖上锅盖,然后就是不断添柴火,用大火猛烧,直至上气后,再改用小火,焖上半个小时就熟了。既不用担心象煮粥那样会漫锅,也不用怕象煮饭那样会烧糊,几岁的孩子都可以做好。其次是煮红苕稀饭,将苕切块,与大米一起熬粥,既节约大米,又避免光吃苕带来的肚胀、反酸、烧心等副作用。
尽管红苕不易消化,吃多了会烧心反酸,但那时大家每天干体力活,肚子里又没一点油水,饭量都很大,为了经饿,焖红苕一人都要吃上两大碗。有时早上吃了,中午放学时肚子饿了,还要以又冷又硬的现苕充饥。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吃法,就是煮苕汤,即将红苕去皮,切块,加水煮熟,连吃带喝,比焖红苕口味要强些,特别是经霜之后的红苕,糖分多,甜度大,苕汤喝起来甜滋滋的;也有的在煮成苕汤后,将苕块碾成糊状,加入磨细的碎米粉搅拌,做成苕糊子吃,味道更好点。
还有一种吃法,即用苕下面:将苕切成细条,炒至半熟,然后与面条同煮,吃起来很爽口。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烤红苕。在自己烧火做饭时,将红苕煨在火灰里,等饭熟后扒出来,剥去外面烧焦的皮,露出红红的肉质,吃起来又香又甜。比这次一等的吃法是吃生红苕,象吃水果一样,新鲜多汁,甜脆可口。
农家的孩子一般没钱吃零食,但过年过节总得让孩子们手里有点抓的,嘴里有点嚼的。为了不让自家孩子眼馋别人,家长就会在红苕上做文章。一般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做苕果,即将苕焖熟后,切成长条晒干,用沙子或盐炒至焦脆;一种是将熟苕捣成泥,作成圆球状,用布包着,再用板子拍打成薄薄的饼子,撒上少许芝麻,晒干后煎成条状,可以炒,可以炸,也是一种很好的零食,我们称之为“麦壳子”。
鲜苕多了时,可以切成丁子、片子、丝子,晒干后留着煮饭、煮粥,或者磨粉做粑粑吃;有时还可以加工苕粉,做苕粉砖、粉条,是具有特色的农家菜肴。
苕的全身都是有用之物。苕皮、苕渣是用来味猪的精饲料,每年下半年苕出来时,家家户户的猪都看着长,有的一天能长一两斤,到年底,这一只只膘肥体壮的猪,就成了农家的过年肉。苕藤可以喂牛,也可以晒干后粉碎了做猪饲料。苕叶子是农家作咸菜的主要品种之一。腌制得好的苕叶子,象黑木耳一样,松软,清香,比萝卜叶子做的咸菜好上百倍,越吃越有味道。我上初中后,每个周日下午上学时,总是要装着塞得紧紧的两罐头瓶苕叶子,当作一周的下饭菜带到学校。也就是说,我是吃着母亲腌制的苕叶子读完初中的。
如今,城里也有摆摊卖烤红苕的,但他们的烤红苕,远远没有用农家灶膛的百草灰烤出来的香;也有吃红苕的,但不是象当年那样做主食,只是象征性地搭配一点。当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红苕深加工技术的成熟,人们再也不用拿它饱肚子了,用红苕加工的保健食品越来越多,种植红苕也成为了农民一条增收之道。尽管以前吃厌了红苕,但现在偶尔吃一点,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原载《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