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改变人生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家乡武昌县舒安公社张塘大队（现江夏区舒安街道张塘村）地处梁子湖边，武昌、鄂城、大冶三县交界处，因湖面阻隔，交通不便，是全县最偏远落后的地方。

小时候，我家祖孙三代共有11口人，家大口阔，家境十分贫寒，年年都是超支户。分田到户后，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家里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还是十分拮据。

1988年春，正值我上高二下期。直到开学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在为我第二天的学费四处求告借钱。看到父亲一脸忧愁、悲苦的神色，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决定辍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减轻家里负担。第二天，我瞒着家里人，在学校所在地邮局将学费汇到中国科协举办的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报名参加了该校兽医专业的函授学习，然后卷起铺盖卷回家了。

在家帮着插完早稻，收完小麦，过了端午节，我就跟人一起来到汉口姑嫂树一处建筑工地打工，天天顶着烈日曝晒，在工地上扛钢管、拎扣件，每天黑汗水流的，衣服风干后都是一层白花花的盐碱。

就这样干了两个月左右。八月中旬的一天，家里带信让我回家。原来村小学缺一名老师，村小学校长正好是我初中时的老师。他听说我的情况后，答应让我去村小学当一名代课老师。

尽管代课老师教学任务重，待遇低，一个月工资才五六十块钱，但毕竟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十分珍惜。为了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我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之余，利用夜晚时间努力学习教育教学专业知识，积极参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办的业务考试，当年就通过了小学语文教材教法过关考试，取得了了合格证。第二年、第三年，又相继获得了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普通话合格证。

1990年春，我又报名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业余时间除了帮助家里干农活外，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只有几个平米的宿舍里看书学习，每晚都要学到十一点左右。假期白天放牛时，垫在牛背上的破麻袋里，也装着自学教材，即便下雨也不例外。由于学得比较扎实，每次考试都顺利过关，没有发生过不合格补考的事情。两年时间，我就通过了汉语言文学专业12门课程的考试，于1992年7月份取得了专科毕业证。

1992年10月份的一个傍晚，一个朋友告诉我，县人事部门将举办面向农村“五大生”（正规高等学校毕业生之外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人）的招聘考试，招录一批基层干部，让我赶紧打听一下。我听了顾不上吃晚饭，连忙摸黑赶到村委会，找到乡里驻村干部了解情况。得知消息属实，第二天一大早，我揣着毕业证，骑着自行车猛蹬十几公里，赶在乡里组织委员下村前，请他为我开了报考证明信。随后，又赶到县人事局报名，领取了两本考试学习用书。这时，距离考试时间不足两个月。之后，我又将业余时间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备考之中。

考试在12月中旬进行，一周之后发榜。发榜之日，我赶到县人事局，在一个副局长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20多个录取人的名字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我的名字赫然在目。我特意留心了一下自己的排位，是在第七个，应该就是第七名吧。在全县几百人的考试中，能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很欣慰。

后来，我成为了舒安乡政府的一名干部，被安排在党办从事文字材料工作，还兼职新闻通讯员。

成为一名乡干部以后，我也没有懈怠。那时，政府机关没有物业，没有保洁，没有门卫，什么扫院子、烧开水、通知干部开会、办公室会议室做卫生、值班值守等等，所有这些打杂跑腿的事情，都落在像我这样的“新贩子”头上，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搞得紧张兮兮的。

为了充实、提高自己，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网络教育学习，取得了本科学历。

2006年底，我们江夏经济开发区的主要领导因开发区文字材料多，委托曾在县报社任总编辑的吴松林老师帮忙物色一个写材料的人到开发区从事文字工作，吴松林老师就把我推荐给了他。这个领导人很实在，没有让我去找他，就主动与舒安乡主要领导协调，商调我到开发区的事宜。2007年，我又从全区最边远的乡镇挪到了江夏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最发达的地方，用农村人话说，叫从糠箩跳到了米箩里。

早在村小学教书时，我就经常写稿、投稿。到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后，更是勤于写作。担任兼职新闻通讯员期间，每年发稿百篇左右，曾连续7年被区委宣传部评为全区“十佳”新闻工作者（优秀新闻通讯员），获得各种奖励、表彰40多次，部分作品被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中国大地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出版的丛书、作品集中。发在长江日报上的一片新闻作品《富了窝，绿了坡》一文，被武汉市教研室改编为《四兄弟挖掉穷根》收入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武汉市小学第七册《思想品德》教科书；发在《湖北农民报》文学副刊上的文学短评《超然地活着》在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走向21世纪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荣获三等奖；有的作品还得到省市区领导批示，其中，发在原《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的随笔《我借苦水酿美酒》得到时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钟书樵同志的批示；发在《农村新报》头版头条上的《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一文，得到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胡国璋的批示；就连一篇发在区委办内部简报《江夏信息》上的信息稿件《庙山办事处全面清理项目用地》也得到了时任区委书记张卫国的批示。《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及原《湖北农民报》、《武昌报》、武汉电视台、江夏电视台等省、市、区媒体曾多次报道我的事迹。其间，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还有幸当选为区政协委员、武汉市青年星火带头人。

我想，自己一个性格内向、言语短迟、为人木讷、高中都没读完的农村青年，没有什么背景、门路、关系，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既得益于自己的奋斗，更要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她为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