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吾

在我的一众发小中，海军、叔吾两个与我毫无隔阂、关系至为亲密。

我家与海军家是老亲戚，因此，几十年来，我俩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与此不同，我与叔吾却已有好些年没见面了。以前还有联系，这几年连联系方式也没有，真的是音讯杳无。

“叔吾”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没弄清楚，大概是古代的一种官职吧！就像“金吾子”一样。可惜他的父亲早已去世，无从得知。湾子的人不明就里，甚至大多数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大家只好笼统地叫他几兄弟为金胡子、浩胡子、叔胡子这样通俗好记的名字。

叔吾出生苦寒之家。那时兴讲出身成分，他家成分不太好！由于成分不好，他家条件更比一般人家要差些，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大概七八岁时，他的母亲就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读古书的人，不会料理家务，对他几兄弟也照顾不了多少。所以他从小比较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那时，出身成分不好的人，自然会受到各种歧视。即使是小孩子，也受到当时大气候的影响，自觉与他们划清界线，从不与他们一起玩的。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流毒还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于他的大哥开亲说媳妇都很困难，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才成家。当时，湾子的人都流传浩吾说的一句话，叫做“我（屋）里鱼也有，肉也有，就是冇得人跟我哥开亲”。

我跟他交往，缘于喜欢看书。他家有不少旧书，我经常找他借书看。他学习缺少三角板、量角器一类的用具，也来找我借。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完了小学就辍学了。我们上初中时，他有时没事，周日下午也跟我们一起步行10多里到学校所在地徐河（易珏）去玩，并在那个小集镇拜了个铁匠为师，学打铁，这样可以经常与我们一起见面。

他从小没人照管，条件又差，所以有点邋遢，许多人不愿跟他多交往，而我却不在乎这些。到初三时，每个周六下午回家，他就会来找我。有时跟我一起睡。当然，我会事先让他洗个头，洗个澡，收拾得清爽一点。

放假时，我们一起去放牛，彼此舍不得离得太远，往往是两头牛一前一后，同在一个田埂上吃草。有一次，被他大哥挑草头时看到，笑骂我们两个是哈巴苕。

上初二时，我们一伙少年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运动，不仅在湾子后面的渠道堤上种了不少树，我俩还专门到丁家大路边的田野里找了几棵好点的树苗，栽在他家自留地里（在东头垴去周家塘的路边）。现在，估计自留地早就荒废了，也不知道那几棵树到底还在不在，或者如今长得么样。

他是个不甘受命运摆布的人，总喜欢到外面去闯荡，先后盲目外出几次。第一次外出，被作为盲流遣送回来。当时他用了个化名叫吴某某，派出所通知到湾子里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他大哥把他领回来后，大家才知道是他。以后，革营的爸爸一见到他就笑着喊他的化名吴某某。1987年，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外出，他跑到广东普宁，认了个干爹，改名“郑智勇”，将户口也迁了过去，在那儿生根落户。1988年春，他回家转户口时，我们一起到涂镇街口一家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至今我还保存着。1989年秋，他回家住了半个多月。那时我在村小教书，一个人一间寝室，他就跟我一起睡了半个多月。

刚去普宁的两三年，我们还保持了通信联系。后来有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到1998年，也不知他打了多少电话，转了多少弯，找到了我工作单位的电话联系上了我（据说主要还是先找到在派出所当联防队员的革营，才知道我在乡政府的）。这时他已在深圳南山区安家，自己开了个小公司。我多次劝他回来看看，他总说没混出个人样，回来让人看不起。其实他已经不错了。到2003年，一次下乡时，我不小心将电话簿弄丢了，也没记住他的号码，这样又失去了联系。一眨眼，又是5年过去了，也不知他现在到底怎样了。

也许他以后会像上次那样，重新找到我吧！到时我可要大骂他一顿才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