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编辑来信成就了我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家乡武昌县舒安公社张塘大队（现江夏区舒安街道张塘村）地处梁子湖边，武昌、鄂城、大冶三县交界处，因湖面阻隔，交通不便，是全县最偏远落后的地方。1988年春，正上高二的我，因为家境贫寒辍学回家，在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偏远的乡村，业余生活很枯燥、单调，每天晚上除了看书外，就是听听广播、翻翻报纸。有时心血来潮，也动笔写点东西。

1992年，在学校订阅的几种报纸中，有一份由湖北日报社主办的《湖北农民报》（现《农村新报》）很受大家欢迎。当时，报纸都办有“周末”“月末”一类的副刊，农民报每月也出一期“月末”副刊，其中有一版主要是刊发文学作品。湖北日报社记者刘冰是“月末”副刊的编辑。

那年年初，我写了一篇《九宫山纪游》的游记，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寄给了《湖北农民报》。

稿件寄出去十多天都杳无音讯。正在我已经心灰意冷、不抱任何希望时，3月中旬的一天，一封落款《湖北农民报》刘冰的信件送到了我手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编辑来信，心情非常激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拆开了来信。

原来这是一封退稿信。里面除了那篇退回的稿子外，还有刘冰编辑的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既指出了那篇稿子存在的问题，也教给我一些提高游记作品质量的方法和途径，如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意境的拓展等等，还叮嘱我多看一些名家的游记作品，体会、揣摩他们的写作特点。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原来的一些好习惯、好传统也逐渐被一些人所抛弃，比如报刊编辑给作者回信、退稿等，已经不大常见了。“来稿一律不退”也好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时即使退稿，也是统一印制好的回复，如“谢谢来稿支持，希望继续努力”云云，编辑亲笔回信很少见。作为一名年轻编辑，刘冰老师能这样热情、诚恳地帮助、指点一位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确实让我感动不已。

刘冰老师的来信，让我逐渐熄灭的写稿热情重新燃烧了起来。从那以后，我按照他的指点，一边认真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努力充实、提高自己，一边坚持练笔，先后取得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科、本科学历，并通过了人事部门的招聘考试，解决了身份问题。

与此同时，我的业余写作也收获颇丰。1993年，仅在《湖北农民报》上就发表了10多篇文学作品，被评为模范通讯员，受到乡党委、政府的关注。1994年，我被抽调到乡党办从事文字工作，同时担任兼职新闻通讯员。2007年，又被从偏远的舒安乡抽调到全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多年以来，我在从事公文写作的同时，不忘新闻、文学作品写作。在担任兼职新闻通讯员期间，每年发稿百篇左右，曾连续7年被区委宣传部评为全区“十佳”新闻工作者（优秀新闻通讯员），获得各种奖励、表彰40多次，部分作品被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中国大地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出版的丛书、作品集中。发在长江日报上的一片新闻作品《绿了坡，富了窝》一文，被武汉市教研室改编为《四兄弟挖掉穷根》收入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武汉市小学第七册《思想品德》教科书；发在《湖北农民报》文学副刊上的文学短评《超然地活着》在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走向21世纪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荣获三等奖；有的作品还得到省市区领导批示，其中，发在原《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的随笔《我借苦水酿美酒》得到时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钟书樵同志的批示；发在《农村新报》头版头条上的《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一文，得到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胡国璋的批示。《湖北日报》及原《湖北农民报》《武昌报》、武汉电视台、江夏电视台等省、市、区媒体曾多次报道我的事迹。其间，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还有幸当选为区政协委员、武汉市青年星火带头人。

我想，自己一个性格内向、言语短迟、为人木讷、高中都没读完的农村青年，没有什么背景、门路、关系，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完全得益于刘冰编辑的来信关怀、鼓励和指点。如果当初没有那封来信，也许我心中的业余写作之火早就熄灭了，更不会有今天这些小小的成绩。可以说，是刘冰编辑的那封来信成就了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