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第一次”

耍了几十年笔杆子，先后打过交道的媒体好几十家，但感情最深厚的，还是《湖北农民报》。《湖北农民报》是与我交往最早、持续时间最久、发稿最多的一家省级媒体。怀念与《湖北农民报》交往的时光，已经成为我心中一个永恒的情结。现在，我将自己同《湖北农民报》交往经历中的三个“第一次”和盘托出，与大家分享。

第一次接触

《湖北农民报》创刊于1951年。由于历史原因，报纸经历了两次停刊、复刊；1984年8月1日，经省委批准，正式以《专业户报》复刊。复刊以来，又先后易名为《湖北日报农村版》、《湖北农民报》，最终成为今天的《农村新报》。我同她的第一次接触，就是1984年刚刚复刊时的《专业户报》。

我出生在边远的农村，从小目睹了家乡的贫困与落后，立志要走出一条科技兴农、发家致富的路子，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十四五岁起，我就迷恋上了农业实用技术与发家致富的信息，沉迷其中不可自拔，自至后来在高中读了一半后毅然决定辍学回家，参加了中国农函大兽医专业的学习，期望能学到一技之长，在农村干出点名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84年秋季，我上初二。那时，我正如痴如醉地搜集、学习农业实用技术与发家致富信息资料。一天午休时间，我跟湾村几个一起上学的发小去学校附近一家个体理发店理发。一进门，就看到小理发店墙上用两颗钉子挂着一根报架子，上面有一份报纸。我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份名为《专业户报》的四开四版的小报，报头下面用小字附注是湖北日报农村版。上面刊登着很多为我所喜欢的实用致富技术、信息。我心头一喜，当即被这份小报深深地吸引住了，拿在手上翻过来掉过去，细细地看，细细地品，恨不得将她据为己有。那天中午，我没有理成发，却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我便与《湖北农民报》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我十五岁。转瞬之间，37年已经过去，但不经意间与《专业户报》（《湖北农民报》）邂逅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第一次发稿

在写这篇回忆文字之前，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从1989年第一次在农报上发稿，到2002年终止向她投稿，13年间，共在农报上发稿60多篇，其中，文艺类和新闻类各30篇左右，另外还有几篇科技、科普类的短文。说来惭愧，我在农报上发的第一篇稿件，既不是文艺类，也不是新闻类，而是一篇算不上是文章的农村实用科技短文。

1988年春，高二下期开学时，我将学费寄到了中国农函大，参加了该校第四届兽医专业的学习。就这样，我辍学回家了。迫于生计，当年下半年，我在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开始了五年半的代课教师生涯。

1989年，学校订阅的报纸里，有一份我十分喜爱的《湖北日报农村版》（她是什么时候由《专业户报》改成这个名称的，我不得而知）。每期一到，我都如获至宝，一定要仔仔细细将报纸内容全部看完。报纸上开辟有农业生产技术专栏，结合农时刊发一些实用科技、科普短文。其中，署名“襄阳县畜牧局夏道伦”的畜牧兽医方面的科技短文见报频率较高，由此我也记住了这个名字（如果本文读者中有熟识夏道伦的，麻烦代我向他致敬、问好）。

我本来就是农业科技爱好者，又参加了中国农函大的学习，多少懂得一点畜牧兽医方面的知识。看到报纸上经常刊登这样的稿件，我也产生了投稿的冲动。

俗话说，庄稼无牛客无本。耕牛是农村最重要的畜力，是农家的宝贝和命根子，不容有半点闪失。但是，每年冬季，因为天气寒冷、缺乏青绿饲料等因素，耕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掉膘，一些体质瘦弱、抵抗力不强的耕牛在受到风寒后，甚至发生下痢现象，严重影响耕牛健康和来年春耕生产。针对这一现象，这年十一月初刚入冬时，我就结合农村实际，写了一篇《大蒜治疗耕牛冬痢》的稿子，寄给了《湖北日报农村版》。在我们这样的边远农村，畜禽患病后农民一般不会专门去乡镇兽医站请兽医，一是路途遥远，来回跑路耽搁时间，很不方便；二是治疗费用也较高。我提供的这个治疗耕牛痢疾的法子，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广大农民群众易于接受。编辑部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12月2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后来，编辑部还给我寄来一份样报和五元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此前，我只是在内部资料性质的中国农函大校刊上发表过几篇畜牧兽医科技方面的稿件。可以说，这次投稿成功，激发了我继续写稿投稿的信心。《湖北日报农村版》开启了我向报刊投稿的新航程。没有这一次投稿经历，也许就没有我后来从事文字工作的生涯。

不可否认，对于一家报纸来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办报风格，也相应地就有一个时期的编辑队伍和一个时期的作者队伍。《湖北农民报》2000年再次改版易名为《农村新报》后，由于风格变化，不再是我们那一批作者喜欢的风格，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读者、作者，逐渐与之疏远开来。我于2002年最后在该报发了2篇稿子后，基本与之断绝了联系，近20年来，再也没在该报发过一篇文字。但对《湖北农民报》的感情，我们始终如一。

第一次上头版头条

作为一名处在最底层的农村通讯员，要在报纸上刊发头版头条殊非易事。说实话，虽然本人业余写作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上头版头条的却并不多。其中，在《湖北农民报》（《农村新报》）上只发过两次。一次是1991年6月5日，距今已经30年；一次是10年之后的2001年11月17日，这时已经改版易名为现在的《农村新报》了。

1991年4月份，武汉市新洲县农村落榜女青年姚晓英在苦闷、彷徨中，致信《湖北农民报》，倾诉心中的困惑——路该怎么走？编辑部刊发了姚晓英的来信，并配发评论，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开展征文活动。振聋发聩的呼声，唤醒了一颗颗沉睡的心灵，就像当年《中国青年》刊发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全国青年中引发强烈反响一样，姚晓英的来信也在全省农村青年中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读了姚晓英的信和编辑部评论文章后，我激情澎湃，当即形成一篇应征之作《我借“苦水”酿美酒》，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没想到，稿件寄出去不久，就在该报6月5日的头版头条中刊发了。这一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24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钟书樵同志对这篇文章做出批示，要求作好农村落榜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培养他们，使之成为“四有人才”。就因为那篇文章，使我在当地小有名气，为我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步入新的人生作好了铺垫。

1994年，我被抽调到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在担任兼职新闻通讯员那几年，每年发稿百篇左右，曾连续7年被区委宣传部评为全区“十佳”新闻工作者（优秀新闻通讯员），获得各种奖励、表彰40多次，部分作品被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国三峡出版社、中国大地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出版的丛书、作品集中。作品《四兄弟挖掉穷根》被收入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武汉市小学第七册《思想品德》教科书；发在《湖北农民报》文学副刊上的文学短评《超然地活着》在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走向21世纪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荣获三等奖；有的作品还得到省市区领导批示，如上述《我借“苦水”酿美酒》一文，以及2001年发在《农村新报》头版头条上的《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一文（得到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胡国璋的批示）等。这些，对于像我这样的基层业余作者来说，既是十分难得的殊荣，也是人生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