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生涯

 今年开年，距离我从湖泗中学辍学回家已经35年整了。

我从初二起，就痴迷于科技兴农、发家致富的迷梦，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心思读书，数学、英语、物理三门主干课程都一塌糊涂，每次考试只能考个三四十分，因此，我是班里成绩最差的人之一。其间，曾经两次逃学，都被家人强行送到学校。九十年代以前，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升学率都很低，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会被淘汰，只有各科成绩都比较优秀、或者成绩一般但比较平衡的人才有可能升学，其他有偏科、跛腿的一般都很难进入高一级学校。像我这样三门主课都不及格的人，当然只能被淘汰了。1986年初中毕业后，在找了熟人的情况下，我才得以进入湖泗中学，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高中阶段学习。

湖泗中学教学条件比较简陋。除开教师生活区外，高中部只有一栋2层的教学、教研综合楼；一个独栋的2层行政楼，上面应该是初中、高中两个部分的行政领导办公的，下面有一间图书室；另有一排平房，是印刷厂、广播室，其它就是食堂和学生宿舍。

学生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一般每个月回家一次，从家里背一袋子米交到食堂，还要额外交一点柴火费，换取食堂的餐票，每餐凭票打饭。每次交米，食堂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大声问你“叫么miang(名）号？”，然后给你记在账本上。每天早晨是稀饭，稀饭很稀，盛在碗里直荡漾，是混合着头天没打完的米饭一起熬煮的，里面有时还有黑锅渣，闻着有一股糊烟味；中午和晚上都是干饭，用大木甑蒸的，有时饭里面还有木屑渣子。食堂只管饭，不管菜，菜都是半边户教师的家属在家做好，用脸盆、钢精锅等装着，快放学时用竹框子挑到食堂旁边的斜坡路上一字排开，教师家属和学生都蹲在路上用现金或餐票交易。一到吃饭时间，每家“摊位”前都是人头攒动，高峰时期，还有个别“精明”的学生，趁着人多、摊主手忙脚乱时浑水摸鱼，糊弄那些年纪偏大、读书不多、反应较慢的老师家属。

我那时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20元左右，一般一餐只能吃2毛钱的菜，一天生活费6毛钱，一个月18块钱，再留2块钱作车费和其它零用。如果要买书，那就要从牙缝里节省出来，扣减当月的生活费。早晨除了一碗稀饭外，再买两个小馍馍，碱水发的，有时碱下重了，馍馍是黄色的，闻着做碱味，一个馍两三口就吃完了。湖泗人有炸油饺、吃油饺的习惯，油饺的馅料一般是粉条和糯米。油饺比较贵，我基本没吃过。中餐和晚餐的菜肴大多是青菜，很少买带荤的（其实也没有荤，顶多就是一点肥肉炼油之后的油渣子），吃一回猪血豆腐汤都已经很满足了。猪血豆腐汤里面，猪血、豆腐都是很小的丁子，甚至是碎渣子，糊上生粉，看着粘稠，其实没多少内容，两毛钱一勺子浇在饭上，吃饭时稀里哗啦连吃带喝一会儿就到肚子里了。中学时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既没有零食吃，饭菜又清汤寡水的，不塞肚子，饭量自然就大，有时半斤饭吃完了，感觉还没吃饱，又跑去打二三两饭填补一下没吃饱的肚子角。

冬天早晚洗脸洗脚擦身子都是冷水。洗手脸还强一点，晚上用冷水洗脚需要先鼓足一口气，再把双脚浸入水中，入水的那一刻，全身打一个激灵，咬牙撑一会，慢慢就适应了，手脚开始发热，抵抗寒冷的入侵。冬天长期用冷水洗手洗脸，又没有蛤蜊油、百雀羚之类的润肤品，手脚、脸、下巴皲裂厉害，特别是下巴，有时皲裂得开了口子。有一次，感到下巴火辣辣地痛，用手一摸，竟然出血了。

刚开始去湖泗时，还有一丝新鲜感。我的老家很偏僻，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很少出远门。上高中之前，除了中考外，我连舒安集镇都只去过一两回。湖泗离家有五六十里路，又是一个小城镇，有两条街道，有一些商业门点。对于我们来说，去湖泗读书，就相当于是出远门，见了广（外面的世界）。湖泗绰号“湖泗国”，其方言跟我们有较大的差别。武昌县南部以及周边鄂州、大冶区域，大都属于赣方言区，湖泗虽然地处这个赣方言区，受赣方言影响很大，其方言却更接近咸宁话，属于湘方言的一个小片区。有的人说湖泗话也是赣方言，其实是误解误读。1990年，武汉市教师普通话考核学习教材上关于湖泗方言就是这么说的。湖泗方言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h、f不分，w、v不分。比如，他们把“”红（hong）色”读成“冯（feng）色”，把“黄（huang）河”读成“冯河”，把袜子的”袜（wa）”或挖地的“挖（wa）”都挖读成“（va）”。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柴尚德老师就是与湖泗中学一墙之隔的柴家湾子的人。我第一次在课堂上听他说“冯色”、“冯河”时，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湖泗中学在石山下有一片林场，生长着已经成材的杉树，那里是学生学农的基地。杉树下间种着其它农作物，我们第一次学农活动，就是去那里给林下作物松土、除草。很多人以前在家没有锄过草，一不小心就把作物苗子给锄掉了。柴老师也是半边户，平日有空时也要回家帮着做农活，所以对农活很在行。看见有人把作物苗子锄掉了，他就会在旁边指点，叫你轻轻掏，不能用力“va”。他们把用力、使劲叫“下膊”，叫你”下膊va”就是让你使劲挖。

在众多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班主任柴尚德老师了。那时他应该是四十多岁，脾气比较温和，中等身材，按当时的标准有点胖，皮肤白皙，头发稀疏，但每天都梳理得油光发亮，朝上竖着，胡子也刮得很干净，显得光鲜、清爽。可能是有高血压的缘故，脸庞经常是白里透红的，如果喝了酒或是有翻眼的同学跟他顶撞，令他激动起来，那就红得更明显了。刚入学那两个月，他可能没太注意到我，在我取得语文知识竞赛第二名的成绩后，有一次让我起来朗读课文。我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一让我起来，我就紧张得不得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读了一会儿就让我坐下了，以后就很少点我的名。冬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他就带着我们去公路上跑步，边跑边喊“一、二、三、四”的口号。除了偶尔驶过的车辆，公路上就是我们整齐的脚步声，“砰、砰、砰”的很有节奏，口号声、脚步声划破黎明，传得老远老远。跑到石山桔园再折返回来，天才刚刚亮，满身汗津津的进教室上早自习。

1988年春季开学时节，我去学校背被子回家，可能有同学把我来寝室背被子回家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听说后连忙赶了下来，我在邮局门口等车时，被他逮住了。他拉住我的背包绳子，问我为什么不想读了，我说成绩不好，读不进了；他说你成绩在班上还可以，起码要读完，搞个高中毕业证，不然这一年半白读了，不划算啊！我说我不要高中毕业证。他拉着我的手要我转去报名，我说没有钱了，报不了名，他说没有钱不要紧，我给你担保，等你家里卖了头麻（当年第一季苎麻）再给钱。我打死不肯转去，劝说了好一阵之后，见我态度坚决，他才放手离去。可惜的是，几年之后，他就因脑溢血去世了。其他老师里面，记得名字的只有校长吴时荣，高一时教我们的政治（哲学）；化学老师童贻灯，个子不高，络腮胡子，皮肤较黑，有点像舒安卫生院的徐黑皮。其他老师都不知道姓名了。

除了原来一同在徐河中学读初中的同学易志等人外，到高中后新结识的同学中，当时关系比较好的有彭政、夏自维等人。尤其是彭政，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辍学回家后，我们还保持了好几年的书信往来，他的这些来信我至今还保存着。1989年高考结束后，我还专程骑自行车到湖泗他家里玩，下午分别时在湖泗至舒安的路口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学校里没有什么文体活动，课余生活比较单调。喇叭里每天早中晚三次循环播放的就是《大海啊故乡》、《少林少林》这两首歌，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广播室的人也不说换点新的。那时，流行歌曲传播很快，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的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火遍全国，春季开学后，从一些年轻教师的收录机里就传出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曲很有诱惑力或煽动性，一听到那像烈火燃烧一样的“呜呜呜”的过门曲子，人就不由得来了劲，想跟着喊起来。

课余时间，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供销社图书柜台，或是去邮局，一般是星期天或平时中午休息时间，看看有哪些农业科技书籍、杂志，如果有想要的，就咬咬牙买下来，先后买过好几本书，有《肥料手册》、《农村文化手册》、《农家日用大全》、《副业生产手册》及一些杂志，当时做了个图书、杂志登记册子，算上初中时期购买的，这方面的书籍、杂志总共有三四十本。

晚自习时，有时提供一些报纸、杂志供大家浏览。那时看得比较多的是青年类杂志，受众最广的是《辽宁青年》，其次是《湖北青年》，科学类的有世界自然科学期刊中很有名的《自然》杂志。在《湖北青年》上看过对越作战的战斗英雄赵怡忠的报道。赵怡忠家乡鄂州市梁子镇毛塘村，离我们湾子只有三四公里，因为地域的接近性，所以记得比较清楚。还看过当时武昌县的风云人物、武昌县民间特产研究所所长、养蝎状元周基湖的报道，据说他受到过时任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接见，令我非常敬佩，对我后来决定辍学回家搞科技兴农有很大影响。我辍学回家后，还给他写过信，咨询特产养殖事宜。不过事后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干事创业的人，而是一个投机者，打着科学养蝎的旗号从事诈骗、非法集资活动，先是在武汉被人举报，在得到省市有关部门要调查他的信息后，便偃旗息鼓躲去外地，后来跑到海南，改头换面继续从事诈骗活动，最终于2002年在海南被抓，判了15年徒刑，据说他前几年刑满释放后又旧病复发，再次被送进了监狱。

我决定辍学回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当时的武昌报上看到了中国农函大的招生简章和中国农函大武昌县辅导站成立的消息。这两条消息，坚定了我辍学的决心，我决定参加农函大，学习农村实用技术，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在1988年春季开学时，我将家里东拼西凑借来给我的报名费，寄到了设在北京的中国农函大，参加了该校第四届兽医专业的函授学习（当然也没学到什么）。

星期天有时去爬山或远足。爬山只有石山一个山头，上去过两次后就不想再去了。远足有过几次，一次是几个人沿着新开的314省道（贺站至大冶）的土路基向东走到了祝祠中学。一次是87年暮春时节，跟易志两人漫无目的地沿着一条撇水港往西北方向走。那时正是早稻发棵时候，极目所至，到处一片绿色，时不时听到布谷鸟的欢唱，心情十分开朗。那次我们走到了浮山，看到了浮山下的龙窑。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湖泗青白瓷窑址，只看见窑址前有很多瓦砾，没觉得有什么价值。第三次应该是87年冬，还是跟易志一起，走到了官堤洲边，看到那里正在抽水捉鱼。官堤洲不是湖面，只是梁子湖西南端的一个湖汊张桥湖涨水后淹没附近农田形成的一个垸子。

       在这一年半中，稍微值得一说的，就是曾经三次受到表彰，都是在高一。估计是因为刚开始入学时，也有一点想学好的心理，学习还比较专心；另外一个原因是，除了上述成绩差的三门外，语文、政治、化学、生物四门课程成绩在班上都属于上等，其中，政治经济学或者是生物学还曾经考过一次满分。所以只要那三门成绩稍微有所上升，总成绩就有可能反超那些正规录取的同学。第一次是刚进学校不久，大概开学一两个月时间吧，学校举办了一次语文知识竞赛，我在那次竞赛中获得了高中组第二名，奖品可能是几本作业本，没有保存下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高三的一个学生，第三名是高二的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刚入学不久的高一新生，我那次能够力压群芳，超过绝大多数高二、高三学生取得第二名，还是为班级争了光的。后来，获得第一名的这个学长当了县四中的语文老师，现在好像在区教师继续教育中心工作；获得第三名的，先是在乡镇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后来成了领导干部。只有我这个第二名是个老童生，除开最初几年的小学代课教师生涯外，在基层机关搞了二十多年文字工作，各方面都是原地踏步，基本没有什么进步。第二次是高一上期期末考试（八七年元月份）获得二等奖。第三次应该是高一下期期中考试（八七年四月份）。这两次的奖品都是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记本，至今都还保存着。高一上期期末考试获奖的日记本作了政治经济学笔记本，高一下期期中考试获奖的日记本，作了农业科技信息、生活小常识一类知识的笔记本。这之后，估计因为成绩下滑厉害，高一下期期末考试和高二上期的考试，再没有获得过奖励。

在湖泗读书时，湖泗还是乡，后来改为镇，前上十年又改为街道。通过湖泗的314省道是我们在那读书时才开始修筑的，湖泗的明星企业膨润土矿也是那时创办的，现在，随着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它也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被关停了。三十多年间，我们见证了湖泗的沧桑巨变，也亲身感受着国家发展进步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