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洲情

武汉之所以称为“大武汉”，除了因为她是华中枢纽、地处九省通衢的重要位置外，还因为她下辖有13个区，人口超过1000万，是国内少数几个超大城市之一。

武汉的13个区中，武昌、洪山、青山、汉阳、硚口、江岸、江汉等7个区为武汉三镇原有的老城区，也是武汉的中心区域所在。其余6个区均为近30年来先后设置的新城区。其中，由原来的四个郊县（老四县）撤县设区的4个，分别是由武昌县改设的江夏区、汉阳县改设的蔡甸区、黄陂县和新洲县改设的黄陂区、新洲区。另外两个新城区东西湖区和汉南区，则是由原来的东西湖农场和汉南农场两个国有农场改设而成。

前不久，我的一篇记录我与黄陂区文友情谊的文章《我的黄陂情缘》在相关媒体发布后，有新洲区的朋友问我，以前跟他们新洲的人有没有联系。如果有，能否也写一篇关于他们新洲的文章。我说当然有，并且我跟新洲发生关联的事情，还在黄陂之前。只不过有的素材在以前的部分文章中都有提及，再写出来未免有些重复；另外，与新洲的朋友之间，也没有跟黄陂朋友之间那多故事，在感情上不及与黄陂的深。故此原本没打算写这篇文章。既然有朋友提到了，那就还是写一下吧。

在武汉的老四县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我所在的武昌县（现在的江夏区）。不管是武昌还是江夏，都是历史很悠久的地名。从三国时期的武昌和江夏，到宋代苏轼《赤壁赋》中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再到毛泽东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和江夏一直都存在于古典文献和诗词之中。武昌县是楚天首县，跟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同名，又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等著名历史事件，说到武昌这个地名，国人大多都知道。同样，知音故里汉阳县也与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同名，还有“晴川历历汉阳树”的唐诗名句，提起汉阳，国人也能知晓一二。二程（程颢、程颐）故里黄陂，则因为有木兰文化，二程文化等文化积淀以及天河机场等航空、物流枢纽，在国内知名度也很高。跟这三个郊县比起来，新洲在外的知名度相对就要略逊一筹，估计省外的朋友知道新洲的不多。为了让大家对新洲多少有一点感性认识，我先在这里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新洲的有关情况。

新洲地处武汉市东北。这里风景优美，旅游资源丰富。道观河风景旅游区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涨渡湖生态良好、环境优美，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湿地保护区。涨渡湖黄颡鱼为新洲特产，系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新洲也是一个积淀有悠久厚重的人文底气的地方。这里有曾与白鹿书院、东林书院、岳麓书院齐名的问津书院，因《论语》中“孔子使子路问津”而得名，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唐太宗李世民御敕修建的紫霞寺、报恩禅寺等著名的佛教建筑；中国最具代表的民俗节日之一的旧街花朝节吸引着邻近6省群众赶集观光。汪集鸡汤是武汉市传统名菜，以味鲜美、肉细嫩、香醇厚著称。

新洲著名人物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武汉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群；有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陶德麟；有土木工程、水利建设专家陶述曾（抗战时期曾组织与参加修建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昆明机场等工程；抗战胜利后，主持了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以及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湖北省省长等职的军阀萧耀南等。

虽然我至今还未曾到过新洲，但新洲是曾经给我的人生带来片刻高光时刻的地方，我对新洲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由于家庭贫困，我从小就立志要科技兴农、发家致富，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改变家乡面貌。1988年春，我在高二下期开学时擅自决定辍学回家务农，将家里筹集的学费寄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成为中国农函大第四届兽医专业的学员，学习畜牧兽医知识。当年下半年，迫于生计，我在家乡的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偶尔还写点文章，向《武昌报》和《湖北农民报》等报刊投稿。

1991年四月份，已经初中毕业快三年的武汉市新洲县汪集镇复兴山村女青年姚晓英，思想很苦闷：上学没门，成才无路，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她投书湖北农民报编辑部，发出了“路在哪里”的呼喊。湖北农民报及时刊发了她的来信，并在报纸上组织开展了一场农村青年“路该怎么走”的大讨论。

读了姚晓英的信和编辑部评论文章后，我激情澎湃，当即写下一篇应征之作《我借苦水酿美酒》，抒发了自己科技兴农的理想和追求。稿件寄出去不久，就在该报6月5日的头版头条中刊发了。

几天之后，姚晓英给我来了一封信，谈了她的处境和困惑，感谢我对她的鞭策和鼓励。我建议她脚踏实地，边工作边学习，并寄给她两本农村实用科技书籍。后来，她报名参加了湖北农民报的新闻*文学函授班和一个服装裁剪培训班的学习。一个多月后，湖北农民报记者前去采访她时，她还拿出了我给她的信件和书籍，通过报道公开表达了对我的感谢之情。再后来她是个什么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们通过几封信后，就没再联系过。

那篇文章刊发后，在广大农村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农村青年纷纷给我来信。我们武昌县范湖乡的一个青年朋友还特地找到我所在的村小学拜访了我。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时农村交通还很不方便，她头天从家里出发，步行到中心集镇上乘坐公交车到县城，然后再转车到徐河。徐河是从县城到我们这里的终点站，离我们村还有上十里路。因为车次不多，车到徐河时，天色已晚，她只好在徐河住了一晚。徐河也没有旅店，估计她是在别人家借宿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再从徐河步行上十里路才到达我所在的村小学。由于我不善言辞，我们只是简单交流了一会儿，她就告辞回家了。临走时，也没有留下她的姓名和通讯地址，就这么匆匆一瞥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让她来回花了这多时间，跑了这么远的路，却一无所获，总感觉挺对不起她的。

文章发表一个多月后的7月24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钟书樵同志对这篇文章做出批示，要求作好农村落榜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培养他们，使之成为“四有人才”。

这篇文章不仅是我发表的第一个头版头条，也是我得到省市领导批示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还是批示领导级别最高的一篇。这对于我这个时年22岁的农村青年来说，应该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吧！

姚晓英之外，后来的两三年，又陆续有几个新洲的青年朋友在看过我的文章后给我来过信。

1992年，《湖北农民报》开展过一次征集“凡人格言”的活动，我应征的那条“格言”被采用。新洲县大埠镇大埠村一个姓刘的青年朋友看了我的那条格言后，给我写来一封信，对我的人生态度深表赞同，希望我们能成为彼此真诚相待的“书信朋友”。这个朋友的字写得飘逸、灵动、潇洒，非常漂亮，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1994年初，我刚离开村小学到乡政府上班不久，又接到一封落款为武汉市江岸区球场路某单位的来信。拆看之后，才知道来信人此前曾经是新洲县李集镇建群小学的一名老师，姓温。温老师说这两年在报上看过我的许多文章，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心里有很多感触，一直想给我写信，但又没有勇气，直到现在离开了原来工作的学校，才鼓起勇气给我写来这封信。

对于朋友们的来信，我一般都会及时回复，既对他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也开诚布公地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朋友的来信，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说实话，我一直都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除了这些三十年前的“笔友”之外，近几年来，还先后在网上结识了一些新洲籍的文友（网友）。这里来说一说我与新洲区作协副主席周宏友同志结识的经过。

2009年8月，为了纪念建国60周年，武汉市文联《芳草》杂志推出了“武汉城市圈作家专号”。那一期专号里，有江夏作家专辑。说来惭愧，我不是什么作协的会员，按理是没有资格进入这个专辑的。承蒙负责组稿的吴松林老师厚爱，非要我提供一篇稿件。为此，我把自己的一篇散文《故乡的桐子园》给了他们。这篇文章也就有幸登上了这期专号。

对这期专号，我认真读过，还写了三篇短评，评论里面的三个中篇小说。其中，《无法摆脱的宿命》评论的是宜昌作家周士华（网名“夷陵散人”，系宜昌市夷陵区文联主席）的小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得到了周士华的首肯。他在论坛帖子下留言说，这是他看到的最准确、最深刻的一篇评论。《摘掉有色眼镜，享受亲情阳光》评论的是随州作家龚凤鸣（曾任随州市作协副主席）的小说《哥哥，等等》。这篇短评被我的老朋友罗爱玉（随州市作协副主席、曾都区作协主席）看到，认为写得不错，在她主编的刊物《今日曾都》上刊发了出来。另外一篇《无奈而执着的人生》，评的是新洲区作协副主席周宏友的小说《小城男人》。

当时，我与这些原作的作者都没有任何联系，自然也没有与周宏友同志有交流的机会。

前年年底，文友把我拉进了新洲的两个文学交流群。进了这两个群后，我就向群友们打听，有没有熟悉周宏友同志的。刚好群里有个朋友有周宏友同志的微信，就把他的微信推送给了我。这样，我就同周宏友取得了微信联系。

在后来的交流中，周宏友同志说，他早就看到过我的这篇评论，只是无法联系到我。他觉得我对他那篇小说的评点非常中肯。他说，你分析小说独到。你说的那些，正是我要表达的，你就像是钻到了我的内心。

现在，我们会每天浏览对方的微信朋友圈，有什么信息，也会相互沟通。虽说没有见过面，但也像老朋友一样，没有什么距离。

尽管同属武汉市，但新洲至今还是我足迹未及的一片“处女地”。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去新洲的地面上走一走、看一看，怀想一下过往的旧事，了却一下多年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