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旅游史

国庆长假前，儿子提议利用他今年的调休时间，全家再出去旅游几天，得到了我们的一致赞同。

9月23日至27日，我们一家三口开始了为期五天的自驾游。这次红色之旅，我们去了岳阳、长沙、韶山、洪湖等地，游览了岳阳楼、洞庭湖、湘江、橘子洲、岳麓山（爱晚亭、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故居、洪湖生态旅游区（洪湖赤卫队故事发生地、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等景区景点，了却了一些夙愿。这是我们一家三口今年的第二次集体出游。

我们今年第一次出游，是五月中下旬。那次是儿子休年假，我们去了庐山、南昌，游览了庐山风景区、江西省博物馆、滕王阁、南昌起义纪念馆、鄱阳湖等。至此，中国的四大名楼，我算是全部走到了。

一年之内，全家两次专程外出旅游，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的家乡武汉市江夏区舒安街道张塘村，以前叫武昌县舒安公社张塘大队，地处梁子湖边。虽然离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左右，但因为湖面阻隔，交通极不方便，每天只有两趟客运班车往返。从县城发出的客运班车，要绕上一大圈，行驶80公里左右，才到达离我们村还有四五公里远的终点站徐河集镇。从我们村到徐河，还要走四五公里的田间小路，往返县城一趟很不容易。去一趟县城，对一般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求。

过去，农村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子。用我们农村的话说，就是“一辈子都冇跨出过（自家的）四角门”。在我们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我们舒安公社有一个叫四顾山的湾子，有四五十户人家，在那一带算是一个大湾村。湾里一位老婆婆一辈子没出过门。有一次，别人对她说，汉口（武汉）很大。她问别人：汉口有几大，有没有我们四顾山大？想起这个笑话，至今还令人泪目。

公社驻地舒安集镇，离我们村子有十几公里。小时候，我甚至连舒安集镇都没有去过。直到1983年，我十四岁时，因为受当时风靡一时的武打电影《少林寺》《白发魔女传》的诱惑，才第一次跟着湾子的伙伴们一起步行十几公里到过舒安集镇。至于第一次到武汉，则是到了1985年，我16岁时的事情。那次因为看病，跟大哥一起去了一次武汉，算是走出了家门，“见了下广”。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是在1990年。那年我21岁，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那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天，学校包了一辆个体中巴车，组织学校老师到武汉东湖磨山景区玩了半天，吃了午饭就返程了。虽然时间很短，玩的地方也很有限，但总算是一次真正的旅游活动，大家感到很开心。此后十多年间，我都基本没有过什么旅游活动。

到了新世纪以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家、单位、家庭各个层面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有了外出旅游的条件，旅游逐渐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那时我所在的舒安乡政府在全区来说，还是条件比较差的基层政府机关，但从2002年到2006年（2003年除外），每年还是要组织大家外出旅游一次。那几年，我们先后去了三峡、黄山、西安、桂林等地。当时，因条件有限，每次只到一个地方，往返时间也只有三天。

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旅游市场不断完善，旅游产业渐趋发达，旅游产品也愈加丰富，旅游活动的档次也在不断提升。每次旅游时间从原来的三四天提高到一周以上，每次玩的地方也更多了。从2009年到2012年，我先后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大连、青岛七日游，海南六日游，内蒙古、山西八日游等活动，开阔了视野，增加了见识。

党的十八大以后，旅游完全成为了个人、家庭行为。即使如此，国人的旅游消费热情也是有增无减。外出旅游由过去的奢望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不算过去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活动，就是自费旅游，最近这十多年来，我们家也有过好几次，比如2010年，我和儿子两个人一起去了湘西凤凰古城；第二年，老婆和儿子一起去了桂林等等。

除了自家人一起外出旅游外，还有跟亲朋好友一起出游的组合形式。有好几次，老婆或者儿子跟着娘舅家的人外出旅游，先后去过北京、新疆、甘肃、云南以及湘西、神农架等地。出国、出境游也不再稀罕，老婆就曾经跟单位同事一起去过新马泰、港澳等地区。

旅游是一项需要“有钱有闲”的活动。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人们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为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发展，国家不仅出台了带薪休假政策，以法规的形式保障人们的休假权利，还在不断完善和细化落实措施，更好便利国人外出旅游。

据新华社的权威发布，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8.26亿人次，出境游594.8万人次，合计8.32亿人次。也就是说，全国大部分人在这个假期都出去旅游了一次。而根据文旅部发布的消息，2019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15463万人次，二者合计61.6亿人次，相当于一年内14亿人人均出游4.4次。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今后，这个数据还会不断增长，人们外出旅游活动只增不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当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