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查死因

这是一个极其平淡无奇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患癫痫病的人的故事；因此我只想用极其普通的方式来讲述它，我认为它不值得动用现代各种讲故事的方法和技巧来制造悬念诱人；这个故事似乎并不包含什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它诱不了人。公务缠身、商务缠身、娱乐缠身的领导们、老板们、影视明星们自然无暇对这个故事发生兴趣；那有空闲的，或喜欢看《故事会》电视剧的人们不妨听一听……好了，言归正传吧：我们芝岗村有个剃头的，名唤柯银水，年纪不足三十，新近死了。

柯银水在我们村大队部旁边开了一家我们村唯一的理发店。理发店不大，也就二十个平米吧。理发店的一半还搭了两节柜台，兼卖日杂小百货，两样生意都还好。对此，柯银水曾得意地对人说，这叫“以发养店”。嗬！很得生意之道嘛！

可是，他死了，死去不足半年。那天上午，大概十一点二十，也有说十一点四十，——反正不到十二点，河对岸的小学生还没放中学嘛——他拎了那只有些泛黑的红塑料桶到河里打水，因为有两三个从江苏打工休假回家的姑娘要做头发，理发店里的那个小水缸恰好没有水了。他对几个姑娘说：“你们稍等一下啊，我去拎点水”。那几个姑娘便在店里边说笑边等。几个姑娘在发达的江苏那边打了一段时间的工，都变得很洋货，穿戴、说话、走路和我们这里的土姑娘就是两样。这几个姑娘都是二十刚出头，穿着艳丽、笑声圆丽，她们使这白日耀眼、绿色满目的小山村增色不少啊。姑娘们嘻嘻哈哈地照照镜子，摆弄摆弄长发。但她们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银水回来；河边就几步路啊。其中一个姑娘随嘴骂了一句：“这个死银水，死到哪里去了？”谁知呢，她的嘴真灵：的确，就在她们等的时候，银水死了。

当那几个姑娘在理发店里听到一声恐怖的尖叫声时，她们像关了的电视机一样停止了说笑，都拥到了店门外。她们看见那条通往河边的田埂上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跌跌撞撞地朝这边跑过来，同时哭喊着：“死人啦！死人啦！”她太害怕了，太惊慌了，好几次跌倒在田埂两边绿油油的的稻田里；她爬起来，仍朝这边跑着，同时不停地尖叫着。这恐怖的叫声惊动了人们，人们纷纷朝河边跑去。到了村里人常在那里洗菜洗衣服的河边，我看见银水的头插在水里，上半身的大部分也浸在水里，下半身搁拖在岸边那块用来洗衣服的大麻石条上，两只黑色的拖鞋被蹬踢到一边；那只有些泛黑的红塑料桶安静地搁在大麻石条上，桶是空的。于是人们判断：银水正准备用桶打水时发了猪头风，一头栽到水里淹死了。人们慨叹：“真可怜那！唉，谁让他得上这个苦毛病呢？”

再可怜的人，一旦死了，人们也会念及他的种种善行来。人们都说，银水这小伙子虽然有病但为人老实，买卖公道，不像有些开店的又卖假货又扣斤压两；小伙子手艺也还不错，对人老少无欺。还有，银水不象别的年轻人乱花钱，他晓得疼财……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唉！只可惜得了这个苦毛病；还有的人私下里发出这样正直的感叹：“老天不公啊，也不给银水留下一个真种！”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死者总要入土为安的。当银水那新割新漆的红色棺材在喇叭李吹奏的高亢而凄惋的乐声中迂回在绿水青山之间时，人们看到银水七十多岁的老娘顶着那颗白发苍苍的头颅呼天抢地地在地上痛哭得昏厥过去，人们的心一下子被巨大的同情的潮水淹没了，不要说妇女们，连一些男子汉也禁不住红了眼眶。但是，人们看到银水的老婆秀子披着白色的麻衣扶着棺材嚎啕大哭时，心中就有一种不舒服的、类似尴尬的感觉，有的粗鲁的人忍不住了，就说：

“秀子那是在做作的呢！银水还不是叫她给气死的。”

“她不应该把那小孩也抱着，这不是在气棺材里的人吗？”

我听了，忍不住说：“你们懂什么啊？秀子不那样做该怎么做？你们讲讲，她该怎么做？！”

他们不作声了。

鞭炮声喇叭声哭声交织在一起，交织在稻花飞扬的五月的乡村上空。在这些声音里，柯银水正缓慢而隆重地向另一个世界走去。平时，他不起眼；今天，天，却是他的天，人们都在目送着他，唏嘘不已。人们都被自己对死者的同情而自我感动着，人们惊讶于自己的体内经储存了这么多高贵的怜悯的感情，储存了这么大的良心，人们在稻花飘香的阳光下不禁有点醉晕晕的了。他们彼时彼刻，全然忘却了平日对死者的鄙夷，甚至欺负种种。比如我吧，当时我拿着把印有十二生肖的折扇站在理发店门口，望着向河对岸山上缓缓而行的送葬队伍时，我也被自己的同情心感动着。那时，我觉得仿佛因为我的同情心死者倒欠了我什么似的。我当时全然忘却了有那么一桩事让我应该向死者道歉，因为那件事是我欺侮了他。

事情是这样的。

大概是去年正月吧，是个阴雨不断的日子，我来了两个城里朋友。新正月里，我便带他们到这个店坐坐那个店玩玩。乡下本没有什么好玩的，又下雨，于是在银水的理发店里我提出打扑克。

“斗地主来！”我大声吆喝着。

我的两个城里朋友同意了。

那时，银水正在给一个女孩做头发，靠近门边的长条凳上还坐着好几个等着做头的，店里的人很多，都是穿靴子拿伞的，小店里潮哄哄的。我熟人熟事地从柜台里摸出两副扑克，喊了声：“哎，拿了两副扑克啊！”

银水左手托了湿漉漉的头发，右手夹了一把剪子，朝这边看了一眼，应了一声：“哦，拿吧。”

我把扑克“哗哗”地洗了几遍，往玻璃柜台上“啪”的一搭：“来吧，伙计们，大五一五的。”

于是我们说笑着开始抓牌。可牌还没抓完，银水走了过来，说：“你们能不能到外面走廊里去打，这里实在太小了。我端两条凳到外面去。”我抬起头来，只见银水手夹着梳子，小眼睛里堆着笑，直直地看着我。我直视着他，问道：“你说什么？到外面去？”

银水连忙解释：“不是的，位置太小，今天人又多。要是平时……”

“好，到外面去！”我立即打断他，将手中的扑克牌往柜台面上一甩，掏出三元钱一扔，对我的两个城里朋友说：“我们走！切！还神气呢……”这后面的省略的话我总算忍住了没说出口。现在想想多亏没说出口。

银水赶上来陪笑：“好好好，你们就在里面打吧。哟，张师傅不会那么小气吧？”

我一拂袖，正眼都不望一下他，出了店门。事后有人在我面前说：“嚇！小张你那天真有气派，只把个小银水镇得捏了把梳子木头木脑地站在那里，都忘记了给人做头发了。当时我又以为他又要发猪头风了呢！”

是的，就这么一件事，在我拿着印有十二生肖的纸扇子站在银水店门口时看银水上山时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的胸腔里潴满了同情的潮水。但那件事过去之后，我清楚了自己对银水的真实态度：那就是自己从心底对这个患有癫痫病的剃头匠瞧不起。

其实，这些观看的人们呢，他们平时对猪头风柯银水的态度不都是这样吗：貌似同情，实则鄙视。他们平日里一起说笑，常常以戏谑的口吻谈到银水，它们想没亲眼见过银水发病的人总是不厌其烦的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

“有一次，她在给上河队家旺的老婆——就是那个大肨子啊——打头毛，刚打到一半，猪头风发了，往地下一栽，白眼直翻，嘴里的白沫直潽，两条腿抽筋样地直蹬。我正好去买盐嘛，看得我心里发麻，直往家跑……”

“你那算什么！还有那一次，他到城里去，哦，对了，就是为开理发店办执照的事。那天我也到城里去玩。小银水本来在我后面，上国道时，他超过了我。我看他骑了辆“金狮”彩车，劲蹦蹦的。我心中想，这个小银水，怪高兴的啊……哎嗐！正脑中想着，在前面不远处的公路旁，一群人在围观者什么，我以为发生什么车祸，就挤进人群，结果吓了我一大跳！你们猜怎么了？原来银水发了病，他坐在一张凳上，呆愣愣的，直吐口水……听人说，好险，要是他再往马路中央去一点点，小命就没了，他刚摔下车，一辆“大东风”就从他身边驰过……”

他的同学甚至描摹起他小时候犯病时的种种好玩的状态。每次说笑之后人们都一脸的茫然。这时，往往有人会打破那不详的氛围，“哎，二豆子，什么时候买摩托呀？”

人们的这些说笑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一般说来，人们没有伤害银水的心理；人们在他面前，——哪怕小孩子，甚至残疾的——都会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以不计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因为这样，银水很少有真正的朋友。他沉默寡言，不理发不卖货时便一个人坐在柜台内的那把椅子上，把黑黑尖尖的下巴衬在玻璃柜台上，小眼珠一动不动，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要不，就整理整理货架上东西，比如烟酒什么的或者理发案板上的剪子梳子发胶什么的；要不就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小心地分门别类、叠好、封好，或者将缺角少边断裂的破票子用透明胶纸修补好，哪怕一张土黄色一分的纸币，他都要耐心地修补。你瞧，这样的一个人，谁与他交朋友呢？连他的老婆秀子也当面骂他寒唧唧的。我好几次都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比如他店里有两个顾客或游客在谈话，如果他插了一句，别人至多礼貌地望他一眼，然后继续他们的谈话，好像他的插言只是门外一晃而过一个行人的身影。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若和他谈话，你觉得既吃力又不舒服：谈南京也不晓得，谈北京也不晓得，而且他的那双小眼睛总是木呆呆地盯着你的脸。孩子们也不大愿意和他玩，虽然他很喜欢孩子。一次，一个小孩拿两毛钱买一块泡泡糖，他拿了两块，对孩子说：“两毛钱只能买一块，我给你两块，你让我抱你一下，好吗？”孩子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他便将糖给了孩子，随即蹲下身子，将孩子抱起来。谁知那孩子吓得大哭起来，周围的人大笑起来，银水只好窘迫地红着脸将孩子放下。

不过，银水并非真的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少年时代的学友中有一个叫陆大龙的，是银水最好的朋友了。陆大龙，硕士毕业，现在在美菱冰箱厂当工程师，银水去年年底还和他通了信。这个陆大龙，小时有口吃，和银水同破学堂门，同进初中校门，他们同窗共八年。中考预选，两人同时落榜，两人商量后，同时补习了一年，结果大龙考取了省重点中学，银水取了普高。银水不服，没上高中，而是转学至城东中学再补习一年，结果更惨，取了一所农中。银水不顾父母的劝阻和反对，不上农中，而是拼了所有的气力再补一年，结果又是普高。普高，普高，银水无力再高了。他没上高中，而且将所有的课本、复习资料、几年来的作业本满满地装了两大蛇皮袋，用绳子扎死，沉进了芝岗村55年修的大水库——九冲水库——里。那几年，他的病常发作，有一次甚至在考试时昏死过去。歇学后，在家闲了一年，第二年便学了理发这门手艺。也就是在这年九月，陆大龙乘火车上北上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物理系。银水送了大龙一尊吴运铎的小型塑像和一百元人民币。此后，他们开始通信。信开始时密集，后来渐渐疏了。但七八年来，他们的通信一直在持续着：大龙本科毕业，继而读研究生，再分配工作，再调动工作；银水开理发铺，继而开日杂店，再做房子，定亲，老父去世，结婚，他们都及时地通过书信相互知晓。银水结婚，陆大龙恰好在省城，特地赶回来。那天他喝多了，因为人们在捉弄新郎官时，他仗义地帮着解围，结果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了。

还有就是，银水跟每个邮递员都交成了朋友。这几年，投芝岗村的邮递员频繁地更换，继那个大胡子老李之后，小汪、小胡、老颜，现在是小钱，都无一例外地成了银水的朋友。他们投到芝岗村时，总要到银水小店里歇歇，银水给他们水喝，给他们电扇吹，给他们火烘，有时还请他们吃中饭。他们呢，每次都要问问银水有没有信要发；若有银水的来信，他们都要拣出来，亲自交到银水的手中。有人曾不解地问银水：“哎，小剃头的，你怎么跟邮递员和得那么好呢？”银水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但我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他怕他的信失落，被人拆看。

事实上这样的事就发生过，而且这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这事使我的朋友张建国干的。前年八月的一天下午，张建国到桥头的小店玩，当时店里冷冷清清的，只有那看店的老头儿坐在柜台后面。张建国正想走开，不经意间，看到地上有一封信，信封都弄脏了。他就把信件起来，原来是银水的信，是美菱冰箱厂陆大龙寄的。他一时好奇心起，就将信带出店外，拆开了信。一读，吓了他一大跳，因为他看到这么几句：

“银水，无论生活怎样的不公正，你都要忍受，万不可胡思乱想，活下去就是坚强！”

张建国当晚见到我时就告诉我这件事。我也吓了一跳，随后又骂了他，骂他不该缺德，拆别人的信件。我问他把那信放到哪儿去了，张建国说他也只读了一半，没读下去了，回到家，偷偷地将那封信丢进锅灶里烧掉了。

从那以后，我总是觉得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好几次银水老婆和他老娘吵架，我都担心这银水，可每次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每次吵嘴时，他都会程度不同地犯病。——这次栽到河里淹死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此时，我站在银水的店门口，我想起了张建国干的那个缺德事。我似乎有所明白银水的死因了。请你设身处地地替银水想一想，他活的滋味又在哪里呢？那么一个又黑又瘦又有苦毛病的男子再遭遇到秀子这么一老婆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我又想回来了，银水有轻生的想法也只是一时的想法，他毕竟是个有家有担的人，绝不会真的去做傻事的。

平心而论，秀子长得是有点美，白白胖胖的，要是五官再灵秀点，倒有点像杨贵妃。秀子的家境在我们村算得上上中游。她初中毕业学了三个月的裁缝，单衣单裤也能凑合着做点。她怎么莫名其妙地嫁给了银水，这是村里的人不解的。当时人们都在背后慨叹：“鲜花插上了牛屎巴！”不过，银水是喜欢秀子的，很多人都知道，银水在初二时就喜欢秀子了，经常在放学的路上不远不近地跟在秀子后面。秀子作姑娘时，有很多追求者，这让她很骄傲；在追她的队伍中有个矮小而黑瘦的剃头匠，这使她觉得好玩。有一次同伴们问他：“秀子啊，这么多人追你，你选哪一个阿？”秀子说：“我选小剃头的。”说完，哈哈大笑，同伴们也都笑着扭成一团。其实，伙伴们都知道秀子的心思：秀子的眼睛高着呢，她暗暗地在追求小学校里的那个华老师。华老师师范毕业后，到芝岗村教书已三年了。华老师也长得白白净净的，能吹笛子会拉二胡。有一年学校办夜校扫盲班，秀子也混在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女孩子中天天夜里到学校里玩，不到一个月，华老师和他好上了。可是秀子有运无命，她和华老师有花无果。因为那年九月，学校里分来了一个女教师。华老师很快在两者之间作了取舍，放弃了秀子，转而进攻那个女教师。秀子很伤心。伤心的日子了，银水的父母托人到她家说亲，她竟答应了。定亲不久，银水的父亲去世了，秀子就在银水守孝期间嫁到了柯家。结婚那天，银水真快乐，我们都说他是《红楼梦》里娶亲时的贾宝玉呢。那个华老师呢，结果也很惨：追人家没追上，那女教师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调到城里一所小学里去了，人家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的亲侄女呢。华老师弄得鸡飞蛋打，霉里霉气的，那年暑假跑到广东去了。

蹊跷的是，结婚后的银水并不那样快乐，还和从前差不多，一副闷头闷脑、心事重重的样子。人们开始并没注意到这点，以为那只是银水的本性。直到有一天深夜，邻居听到秀子的抽泣声，人们才似乎捕捉到某种神秘的东西。终于第二天，人们第一次听到银水家的吵骂声。几个好心的邻居去劝，但邻居还没开口，他们便停止争吵了。邻居们只看见：银水的老娘坐在一只凳子上抹着浑浊的眼泪，秀子红着眼睛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银水还是那副模样，闷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邻居们虚劝了几句，便各自散了。

那次虽然没弄清银水家吵嘴的原因，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像激光一样具有穿透力的好奇心。不久，，一个特大的秘密新闻在芝岗村秘密传播着：患猪头风的银水干那事也不行，是个“太监”。这新闻像鱼雷一样传播着，你看不见它可它却在水底象土行孙一样地窜。

这新闻应该是真的，因为人们看见有那么一段日子银水总忘医院里跑，他甚至关了几次店门，和秀子双双到上海长江医院去了一趟。当然，别人问他们到上海干什么，他说去玩。别人鬼鬼地看着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笑声。

现代医学很发达，却不能在银水身上得到妙手回春的验证。银水奔波的结果是，结婚一年半了，秀子的肚子里依然空空如也；虽然她更成熟了，浑圆的身子和那南瓜一样的乳房焦渴地张扬着做母亲的欲望。科学行不通，不妨试试巫术。于是银水又奔走于僻乡野村古刹荒寺，寻访拜谒那些神汉仙姑高僧法师，乞求他们将自己虔诚、急迫的愿望转告上苍神灵。听说江北枞阳有个叫牯牛包的村子，村里有个神汉，于此行最行。银水不辞四百里之遥，跑了三趟，发病两次，终于有了效果。不久，秀子开始呕吐，喜欢吃酸的；再不久，秀子的腹部渐渐隆起，渐渐挺得高高的；再不久，银水家里终于有了孩子的哭闹声了。这真把银水的老娘高兴死了，逢人便夸她的媳妇好。

这媳妇是好，给这个家添了这么一个又白又肨的男孩儿。这孩子长的完全不像银水又黑又瘦，而是白皮嫩肉的，两只大眼睛晶亮亮的，双眼皮，不象银水那一条缝的眼睛。但人们又说，这孩子也不大像他的娘。不过这很正常，我想到生物学上的遗传和变异，这大概就是变异吧。古话不也有“丑娘老子养漂亮儿”嘛！照这样变异，这孩子最好也没有银水那个苦毛病。但愿如此。

秀子很爱这孩子。孩子周岁时，得到很多礼物，有吃的有喝有穿有玩的，其中有一只绿色的只有七个音的小口琴。孩子还得到他母亲给他的名字：新华。小新华狠招人喜欢，一副聪明又活泼的样子，常常将小口琴或快或慢地一次次吹着那七个音，从高音到低音，从低音到高音，有时甚至能有节奏地吹两个连音。有一回在那小店铺里，小新华拿着那小口琴放在嘴里有模有样吹着，我说：“这小孩这么喜欢音乐，要是华老师还在学校，可以教他拉二胡。”

我这话本是随口说的，却让张建国从中受到歪的启示。除了小店往回走，张建国用手拐拐我，神秘地问我：“哎，你可发现小银水的儿子象谁？”

我不解：“像谁？”

“你说像不像银水？”

我说：“那倒一点也不像。”

“嘿嘿！”他不做声了。

我骂他：“你这家伙就鬼头鬼脑的。”

“哎哎！你别骂我。难道你真的没看出那小孩像谁？像不像那位华老师？”

我一怔，继而恍然大悟：“哦，对，对！不错，像那个跑到深圳去的华老师。……不过，华老师走了已有一年多了呀。”我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张建国却狡黠地说：“谁不知道那个华老师经常回来，秀子还去看过他呢！”

“哦，原来是这样。”

当我把这消息当作珍宝一样将给其他人听时，谁知他们一点也不奇怪：“怎么，你到今天才晓得呀？”

舆论就像天花板里的老鼠，“嘁嘁喳喳”的，你看不见它们，但它们就在上面肆无忌惮地咬啮、打洞，你来不及防范，也无法防范，他们很快就将洞打得到处都是，并且将洞连成了片。于是全芝岗村，甚至是邻村都知道了银水儿子的父亲是谁了。

当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愤愤不平地去责备秀子，也没有太多地去同情银水。只是觉得银水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与常人不一样的人了，有一种让人害怕接近的不一样。

银水的病发得更频繁了，也更厉害了。他死前不久的一次特别吓人：他从家里拎着两只开水瓶往店里走，刚走到门口，病发了，他一下栽倒，头“咕咚”一下撞到水泥门框上，顿时血糊了满头；水瓶也打碎了，开水就往他的背下和屁股下浇，身上烫得怕人。那些伤口到他进棺材时还没好过清。人们都说，银水呀，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清清静静一个人过，才能保身……

听说有癫痫病的人不能受刺激，易受刺激，大脑就会意识模糊，还会产生许多五彩缤纷的幻想，而病人以为那幻想就是真的。这种说法如果是真的，那么，柯银水死的那天拎着红塑料桶去河里打水之前究竟受到什么刺激呢？是那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来他店里做头发之前呢还是之后？他在水中果真看到幻象了吗？……等等这些，我们无法弄清了。

可张建国这家伙说：“我怀疑银水……”

他又不说了。

我追问：“话怎么只说半句？你怀疑银水什么？”

他诡秘地把嘴附在我的耳边说：“我怀疑他是自己寻死的。”

我吃了一惊，头猛地偏向他：“什么？寻死的？”

张建国似乎被我吓着了，连忙说：“我只是猜啊。”

银水寻死？在他清醒时自己往水里扑的？我有些不以为然，反驳道：

“你尽瞎扯！他既然要寻死，为什么偏要假装发猪头风呢？明明白白地跳水、上吊、喝农药，不更有气派嘛？！”

张建国张着嘴，也不说话，一副中了邪的样子。突然，我失去了思考和争论这件事的兴趣，象甩掉某种不详的念头一样，我一转话题：“哎，今晚到你家去吃饭，怎么样？”

张建国回过神来，并且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真的？那走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