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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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
母亲八十多岁了，总喜欢喋喋不休唠叨一些往事，高兴起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还喜欢唱上几句陕北民歌，而且越是人多越唱得来劲。老人家满口没牙，操起浓重的乡音唱起歌来十分可爱，总能引起一片欢笑。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一个周末，全家人四世同堂正在说笑，突然母亲一改往日陕北民歌，唱起“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刚开头大家还给鼓掌，可母亲唱着唱着眼里热泪滚动，声音哽咽的唱不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她才擦去泪水，定睛望着大家说：“啊呀！从前的生活跟今天简直没法比，想起来跟做了场梦一样！”
老人家的感慨，使我想起平日里她唠叨的许多往事。
黄河岸边的小山村
一九三零年五月的一天深夜，在陕北绥德县东面的黄河边一个古老的山村，一户农民家里生下一个娃娃，给这个本来日子就过的紧紧巴巴的家里，又添了一张嘴。外爷和外婆看着又生了个女子，愁得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外婆望着襁褓中的婴儿，安慰自己“这娃娃来到这个家，兴许能带来一点福气，让咱这穷家翻个身”。外爷听了失笑说，那就叫个“翻身”吧。于是母亲便有了个名字。
我问后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母亲呵呵笑着说，你外婆又不是神仙，我也不是个什么宝，随口说的一句话，能怎么样？母亲来到这个世上，不仅没带来什么福气，使这个家翻个身，反倒小小年纪就遭了殃。她六七岁那年，出麻疹眼睛受风出了点毛病，老是好不了，就请来村里一个神婆给治。这神婆装神弄鬼，口里念念有词，胆大用缝被子的大针狠心在她眼睛上扎了一针，就算是给治了。结果随着母亲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和哭嚎，这只眼睛从此再就什么也都看不见了。这下可急坏了我外婆，整天泪眼涟涟心疼担心，一个女娃娃家，眼睛给扎坏了，将来连个婆家也说不下，咋办呀？
母亲娘家住在黄河岸上，祖祖辈辈守望这滚滚滔滔、一泻千里的黄河，却因河流喘急，种的是山地，水引不上去，一点也指望不上，还得靠老天吃饭。而这里十年九旱，多数年景不好，可怜受苦人辛苦一年也打不下多少粮食，经常上顿不接下顿吃不饱肚子，还要挨饿。天旱一点儿，山凹凹里背阴处的地里，还能长出一些耐旱的荞麦、洋芋、红萝卜之类的东西，人们隔三差五的能吃上一些高粱面窝窝头、洋芋擦擦，喝上一种叫做“钱钱饭”的稀饭，甚至蒸一大锅洋芋、红萝卜，煮一锅南瓜填饱肚子充饥，凑活着过日子。
我们家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听说这些，竟还羡慕得不得了，赞叹太有营养，太好吃了。老人家听了哭笑不得，冲着他们嚷嚷：“你们这帮整天爱吃汉堡包、冰淇淋的孙子，知道个狗屁！让你们没有白面馍馍、大米饭，整天光吃这些东西试试看，就知道那是个什么滋味了。”
遇上大旱，那就麻烦大了，地里庄稼种不进去，山凹凹里、阴坡坡上也长不出东西了。粮食颗粒无收，什么吃的都没有，饿的人前胸贴后背，就连山里能吃的树叶和野菜也给吃光了，甚至把榆树皮剥下来用石碾子碾碎，也吃掉充饥。若是谁家有上一把谷糠，让人都稀罕，羡慕的不得了。
天旱的没办法，人们就向龙王求雨。男人们纠集在一起，向天摆上供案、点上香火，磕头捣蒜的祈祷一阵。然后领头的人端起个碗，拿根柳枝，带着众人唱着祈雨调奔向山沟，把碗放在山涧崖下静静守候，如有几滴水连续滴进碗中，就说明求到雨了，众人齐声欢呼，喜的不得了。
我们都不信，说那是电影里演的。老人家辩解说电影里演的是真的。我说，那遇到大旱就求雨，不就年年风调雨顺，没灾年了吗？她老人家哈哈大笑，调侃说，你当龙王爷就那么好说话，不求上几次就能给你顺顺当当下场雨啊？我女儿问，年年天旱打不下粮，那歌里唱的热腾腾的油糕和滚滚的米酒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家不理会，唱起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完才说：“说你是个傻瓜蛋，你就是个傻瓜蛋。十年九旱，那还不许有一年风调雨顺啊。”
她兴致勃勃讲，遇上好年景，地里五谷杂粮，种什么成什么，不论谷子还是糜子、黑豆和高粱，庄稼长得实在是惹人喜爱。树上结的苹果、梨、桃一筐筐的收回来，不好存放，就当饭吃。只可惜，这样的好年景太少了。她常说，那时的陕北人不喜欢种白萝卜，都说“家有粮食千万石，不拿白萝卜就饭”，人们都嫌吃了白萝卜帮助消化，饿得快，费粮食。
我四姨来家里串门说我母亲小时候可怜，天冷了没被子盖，晚上睡觉只盖一件我外爷白天穿的老山羊皮袄。母亲还笑说：“两条腿穿进两个袖筒里，再连铺带盖的一裹，暖和得很。”我不可思议，就问：“那硬茬茬的山羊毛扎的人能睡着吗？”她想了想，疑惑说：“是啊！那阵儿怎么不觉得呢？”
我女儿说：“怪不得你上不起学，不识字。”老人家忙说：“不光是没钱啊，那时，女娃娃不兴上学，谁家女娃娃上学，众人还笑话，羞先人里。”
她羡慕人家上学，就常坐在学校的窑洞脑畔上，跟着教室里的学生一起念书，念到她都背过了，许多学生还背不过，气得先生常训斥学生：“人家在脑畔上听都听会了，你们坐在这里学都学不会，脑瓜里装的都是浆糊！”
母亲讲，她没上过学，可从十一二岁学着纺线线开始，在家里做饭、织布、养蚕，地里种瓜点豆的务庄稼，用老麻籽、菜籽榨油的什么活都学会了。如今看到农民田园里种的庄稼、蔬菜瓜果，场院里忙活收获的情景，还是羡慕，忍不住给我详细讲一些庄稼蔬菜的播种、收获过程，骄傲的说地里的活儿没她不会干的。
每当提起好年月里丰收的好日月，母亲总情不自禁唱起“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绘声绘色描述，荞面做的碗陀、疙陀，玉稻黍做得抿节儿和豌豆做的杂面是怎样做出来的，又是如何的好吃。甚至想办法弄来一些食材，做些给大家吃。头回吃，大家还觉得稀罕好吃，可吃第二回就觉得不怎么样了，第三回就连她自己也不想吃了。老人家疑惑“那时我怎么觉得就那么好吃，总也吃不够，做梦都想吃呢”。
山坳坳窑洞里的困苦
母亲说，十七八岁那年，经媒人说和，约定好日子，她就被一顶花轿抬着，嫁到七八十里路外的山上，一个十三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去了。
原以为以前娘家人多，日子过的才艰难，这下自己成家了，生活应该比以前要好点了。没想到，这儿都是陡坡地，吃口水还得用牲口从沟里往回驮，过得日子还不如从前。就这，不久男人还害病给死了。
她说那年月在陕北农村，缺医少药不说，人们还迷信的厉害，得了病以为是妖魔鬼怪缠在身上了，不去医院治病，而是请来神汉神婆装神弄鬼，在病人身上乱抽乱打驱赶妖魔，灌香灰面面吃。结果，有点小病给弄成了大病，稍微大点的病也折腾死了。尤其是妇女，生个娃娃动不动就把命给要了，死人的现象太普遍了，村子里常有发生。
两年后，遇到同村的我父亲，父亲因为前妻生娃给死了，经人撮合，两人就组成了一个新家。结婚那天，请来几个人吃了一顿饸烙面，就算是把婚事办了。
两个家凑合在一起，除了一孔窑洞、一个土炕、一条旧羊毛毡和一点儿破铺盖，所谓家具就是一把老镢头、两张铁锨和一口铁锅，穷得连一点积蓄存粮都没有。而这时又过了春播季节，夏秋的地里种什么也跟不上了，只能种一些晚秋作物。好在他们勤快，一点儿也没敢耽搁，忙在伏天地里饿着肚子种下了一点荞麦。
母亲讲，陕北人日子过得清苦，讲究还不少，过年时非要吃上一顿饺子不可。这一年，全靠打下的那些荞麦和借来的一点高粱度日。过年没白面包饺子，就用荞面包，饺子馅里肉少，没有油水，散的结不成个团，包不到一块，只好把皮擀大点儿，擀得厚一点儿，才能包在一起捏成个饺子。结果下进锅里一煮，一锅的灰黑色的蛋蛋乱滚，捞出来黑不溜秋的饺子难吃不说，还难看得要命。这年就这样，凑合吃了一顿饺子，算是过了个年。不过，第二年赶上了个好年景，五谷杂粮的收下了不少，就不挨饿了。
每讲到这里，母亲就愉快地放开嗓门唱起了《高楼万丈平地起》或《翻身道情》。还说，那时全国已经大解放了，镇子上放起了电影。头一回看电影，看到电影里的人说话，还以为后面藏着人哩，见银幕上的人打火抽烟，蒸的馍热气腾腾，满场子里的人惊讶，觉得神奇。
集市上，广播里整天播放宣传国家民主、土地和婚姻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的歌谣，许多内容她至今都记得。尤其那首梦想未来美好生活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记得最清。她说，那时住在土窑洞里穷苦的农民，见都没见过楼房是个什么样儿，听都没听说过电灯电话是个什么东西，实在是想象不来，广播里整天宣传的未来美好生活是个啥样子，就背地里反说 “楼上楼下等着吧，电灯电话黑摸里，大米干饭没吃的，购买棉花赤肚子，买盐站队——毛主席万岁”，根本就不相信政府宣传的那一套。
其实，这也怪不得农民落后，当时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所谓的生活好了点，也不过是不像过去那样上顿不接下顿、饥肠辘辘挨饿了。可惜，就这样，也好景不长。
没几年，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农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吃起了“大锅饭”。为了吃饱肚子，穷苦的人们也折腾美了。在社长的带领下，农闲人不闲，整天修梯田、挖旱井、打旱坝，忙活得不得了。结果，修梯田把不长庄稼的生土翻起来，厚厚地压在熟土上面，使本来就产量不高的土地庄稼长得更差了；旱井里存下的一点水不顶用不说，还害的过路的羊甚至毛驴经常掉进去给摔坏了。旱坝遇到暴雨，就被冲的什么也没了，等于白修。就这，还要把红旗插在山上、标语写在地头，喊得劳动号子震天响。
村里实行合作化，土地归了集体，许多人认为干得多、吃的多，就不愿吃自家的饭，出力给集体干活。父亲老实厚道，还一如既往一天到晚守在地里，听社里的话，把土地当做自己的来伺候。母亲也一样，劳动一点不马虎，依旧勤快，给地里挑茅粪，唱着歌跑得飞快，别人挑完两趟时，她已经开始挑第四趟了。秋天收黑豆更麻利，人家两个妇女才收五六分地，她一个人就收完一亩多地了。社长表扬她，批评人家，气的人家埋怨说他眼睛不好，干活也不说慢点，手脚还那么快，害得她受表扬哩，人家挨批评。
想起来那阵儿社里的劳动奖品，虽说只是一条毛巾或一个搪瓷的小茶缸，可母亲还是兴奋，高兴说每回都有她的份。不过，也气得说：“哎呀！有些人真不像话，也不想想，大家的地，要是都不好好种，打不下粮食，吃什么啊！”
讲起当年拼命干活的场景，母亲唱起了《军民大生产》，唱完又感叹，他们拼命干活，想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盼望着吃饱饭，不再饿肚子。谁知道，打下的粮食都让社长拿去交了公粮，得到表扬光荣的戴上大红花，高兴地到北京开会领奖去了。而他们辛辛苦苦一年挣得公分最多，也分不到多少口粮，还要上顿不接下顿挨饿，害得我们家穷的连个火柴也买不起，做饭生火还得到邻居家里去引火种。
有一次，准备做饭引着火后，母亲赶着牲灵到沟里去驮水，让八九岁的大姐看火。大姐添柴时，不小心把家里唯一的一根捆柴火的麻绳填进了灶火里，慌忙往外抽绳子，不想，烧着的绳头扬起来，火星溅到了窗户上，引燃窗纸，烧了个精光。
十冬腊月天，窗户不糊不行，可是没钱买纸，母亲没办法，就打发大姐去找在镇上工作的我二姨夫，给买了两毛多钱的纸，才把窗子给糊上了。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我们家的日子彻底撑不下去了。
窘迫离乡的艰难
腊月天，眼看要过年了，社里还不分粮，要等着上头来人看粮仓，我们社里丰收了。可我们家能吃的东西连春节也挨不到了。这可咋办？父亲和母亲愁坏了。这时，铜川煤矿来招收工人，我二姨夫出主意，让我父亲干脆去铜川下井挖煤，也好给家里省下一个大人的口粮，让我母亲和三个娃娃凑合过个年。母亲说不行，听说下煤窑在井下遇到水和火，人连跑的地方都没有，太危险了。父亲认为姨夫说的对，不然这个年就没法过，硬是狠下心来走了。
父亲走的那天，天气特别冷，母亲抱着一岁多的三姐，带着大姐和二姐，在上送行。二姐看父亲要走远了，就连声的喊爸爸，可父亲就是不应声，一直走的看不见人了，也没回头看上娘们几个一眼。母亲说当时她的心一凉难受极了，觉得父亲的心怎么这么硬，孩子叫爸爸，连个头都不回就走了，后来还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当时听见孩子的喊声，心都碎了，鼻子一酸泪流满面，硬是强忍着伤心低头哭着走了，再敢回头看上一眼，就走不了啦。
母亲常说，陕北人讲究腊月不出门，甚至都说“好狗腊月不挪窝”，不是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你爸爸怎么也不会在那时撂下我们走了。还说，这一走是死是活，以后还能见上个面不能，谁都不知道。父亲走了没几天，社长到县上去开会，兴高采烈抱回来一个镶在玻璃镜框里的“丰收”的奖状，村里就分粮了。母亲望着分到的一点口粮，伤心地说：“早几天分这点粮，你们的副社长，我们家人也不至于腊月天、快过年了，被逼的到铜川下煤窑讨吃去了啊！”
几个月后，收到父亲从千里之外捎回的四十块钱，母亲才得到一点儿安慰，看到一线希望，伤痛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可第二年父亲回来探亲时，又遇到了大麻烦。尽管他回来，一天也顾不上休息，整天下地劳动，还想给家里多挣点工分，然而出人预料，到了临走时，却被人给拦住了。人家质问：“你走了，你的婆姨娃娃咋办？难道让我们养活吗？”看我父亲愣住了，就说：“要么你留下，要么就把婆姨娃一起都带走？”父亲和母亲明白了，他们是嫌父亲一个壮劳力走了，留下女人和三个孩子是社里的负担。这下怎么办？让他们犯了难。
他们虽然贫穷，但根在这里，祖祖辈辈习惯了在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的生活，突然要他们连根拔起，离开这里，他们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惶恐。
母亲想起来到人世间经历的煎熬，想起了这片黄土地上祖祖辈辈的贫穷，就问父亲：“矿上有带家属的吗？”父亲说有，母亲拿定主意说咱们走。看父亲还犹豫就坚定说：“人家去了能过，我们去了也能活！”于是，一家人就带着能带走的全部家当，一条破旧的羊毛毡和一点破烂的铺盖，背井离乡，艰难的离开了山峦沟壑纵横，看起来支离破碎、没有一点儿绿色希望，却又让人魂牵梦绕的黄土高原。
最让母亲难受的是，从此一别，路途遥远，离开生养自己的家乡，远离了亲爱的妈妈和姊妹兄弟，今生在世，也不知还能再见上个面不能？母亲说，那感觉简直就是生离死别。走的那天，父亲赶着毛驴车带着一家人灰不遢遢地动身，母亲跪在窑洞前久久不愿起来，从自家地边走过，心灰得连头也抬不起，看也不想看一眼。从村子里到绥德，几十里路上，母亲泪眼婆娑望着山卯上、沟岔里，一个个熟悉的小山村和一户户人家，不断在身后消失，伤心不已。
铜川矿区的架子车
未曾想，全家人一到矿上，就报上了户口，吃上了商品粮。第一次到粮站买粮，见到白格生生、晶莹剔透的大米和雪白的面粉，母亲喜地要命。从离开老家那一刻起，全家一直阴沉的心情，顿时开朗。后来，母亲就报名参加矿上副业队劳动，干上了临时工，也挣上了钱，高兴的不得了。
恰在这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母亲说，矿上号召职工家属开荒种地进行自救，她和我父亲勤快，就房前屋后的到处开地，能种什么就种什么，包谷、洋芋、白菜和豆角的种了不少。秋天，父亲还叫工友们来家里吃煮包谷。母亲常骄傲高兴的说：“都说那几年全国人民都挨饿，可咱们家一点也没饿着。”为了多挣钱，尽量让这个家和孩子们生活的好一点儿，母亲在矿上做临时工，除了生孩子休息了几天，一气就干了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待业青年剧增，厂矿企业劳动力过剩，被精简下来，才不干了。
记得母亲被精简下来那天，还难受的哭了。其实，一九七九年以前，我的三个姐姐先后都已经参加工作了，她那时就用不着辛苦操劳了。可勤劳、穷怕了的母亲，还总想多干两天，再多积攒点儿，使生活更有保障，日子过的再好一点儿。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参加了工作，当上了警察，没几年又结婚生子后，她才放下心来，告别了一生的辛劳。
就这还没闲下来，一次碰到一位附近农村的妇女拉家常，得知人家有台织布机，一下勾起了她的思绪，忙跟到人家家里去看。看那古旧的样式和老家使用过的一模一样，爱不释手，当场上去就织了起来。看她织出来的一段布匀称平展，人家夸赞织的好，她骄傲的扎起三个手指说“有三十多年没动过了”。
随后他给人家送了二斤点心，就打发父亲把织布机给借回来了。紧接着翻箱倒柜的找出家里积攒的劳保手套，一双双的拆开，又不知从哪儿弄来许多没用过的棉纱，全部抖成线，忙活着上浆、漂洗梳理整齐，喜滋滋的织起布来。看母亲坐在织布机上操作熟练、潇洒的样子，我惊讶，三四十年过去了，他怎么一点儿都没忘！母亲说：“咋能忘了呢！从前在农村的女娃娃家，整天干的就是这活儿。”说着竟还高兴的唱起了《周总理纺线线》，喜滋滋的告诉我，那阵儿公家把棉花分给每一户人家，家家都纺线线织布，支援八路军。
有几次，望着织好的布，她手在上面轻轻地展来展去惆怅，感叹说：“这手艺再也没人学了，看样子到她的手上就完了。”还说这回多织些，给我们每人分一点儿做个纪念，不然往后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土布了。
九十年代初，为了老人生活方便，更好地安享晚年，我们做儿女的商量，把父母从矿上接到了铜川市区。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母亲闲不下来，看到家里堆积越来越多的不用了的旧床单、被罩和衣物，丢掉了可惜，竟然拉出来家中那台已“下岗”了十多年的缝纫机，做起了鞋垫，想拿到街头去卖。
我们竭力反对，不愁吃、不愁穿，这么大年龄了，怎么想起来这么个主意！她说，闲得心慌，有个事做，心里踏实。再说觉得大街上热闹，走街串巷的好玩。于是，铜川街头又多了一个卖鞋垫的陕北老太太。这一卖，竟然又是好几年，一直到街上有了城管，她也实在跑不动了，才收场作罢。
这时，母亲去了一趟七八十里路外的矿区，回来后百感交集，说离开矿上这么长时间了，回去一看，觉得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竟然想起了许多往事，特别对从前拉过的架子车，尤为感慨。
我是在矿区长大的，亲眼目睹了矿山的建设发展，对于那种人拉的架子车，太熟悉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无论暑天骄阳似火，还是寒冬朔风凛冽，整天矿区道路上，都有副业队家属们拉着满载沙子、水泥、砖瓦的架子车奔跑的身影。毫不夸张的说，整座矿山地面上的一切，都是像母亲一样的矿工家属，用架子车一车一车辛辛苦苦给拉出来的。
母亲在矿上副业队干了二十多年临时工，盖过楼，修过路，拉过垃圾，烧过水泥、白灰和砖瓦，卸过汽车和火车，还在选煤楼上捡过煤矸石，什么活儿都干过。提起那个年月里的辛苦，母亲惆怅说，卸水泥卸得脊背都被水泥蚀烂了，疼的钻心，拉架子车拉的肩膀红肿，大腿内侧都磨烂了，累得要命，实在不行，就吃两片止痛片，硬撑着还干，怕扣工钱，一天也舍不得耽搁。许多活，放到现在，民工也不一定愿意干。还笑说，如今儿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出门逛街还要打把伞，怕太阳晒着了，买几斤水果、蔬菜提在手里就叫喊给累死了。笑说让她们拉个架子车试一试，还不要了小命了啊。
我说现在汽车满地跑，火车跑得快的都要飞起来了，机械化程度高了，干活有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上楼坐的都是电梯，许多事都不用人做了。老人家感慨：“你说社会发展的快不快，做梦也想不到，把人也变得娇气了。”
城市街头安逸幸福的老太太
时间一晃，老人家在铜川市区生活都二十多年了。如今，每天清晨，她总是把老年证往怀里一揣、手机挂在脖子上，就出门上街去了。在街道上溜达，瞅见有老太太的地方就坐下来，和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从你家到我家的聊开了。直聊的太阳晒的头皮疼，才起身乐呵呵的抖抖胳膊、跺跺脚，道别回家。尤其周末，在小吃摊上吃过早点，就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跟着大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合唱团，从头到尾兴致勃勃唱歌，愉快打发时光。
经常末了，老太太余兴未尽，还要扯开嗓子再唱上段陕北民歌，引人围观给鼓掌就更来劲了，高兴地还扭起了秧歌。有人给拍照、发微信，也不理会，更是手舞足蹈扭的欢快。逗得众人一片喝彩，不住赞叹老太太健康长寿精神好。完了再到农贸市场转一圈，买点想吃的东西，沿着平展宽敞漂亮的街道，欣赏着街景回家了。吃罢午饭，还忙着要去打麻将。晚饭后，电视看到不想看，就喝上两口酒，念叨着“骑马坐轿、什么都不顶睡觉”俏皮话，才上床休息。睡梦中，慈祥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看起来总像似在做好梦。
每天出去，母亲都有新的发现，每次回到家里，总免不了一番感慨。一次从街上回来，老人家进门就说：“啊呀！我想数一下咱们楼前这条街上，一分钟到底有多少车经过，数了老半天，把眼睛都数花了，也没数清。”逗得大家笑得不行，她不理会，盘算了一阵惊叹：“哎呀！光咱们家，你们姊妹四个，加起来就有五辆车啊！”我说：“你没看，咱们小区小车多的都没地方停了。”她点点头，笑眯眯地说：“是啊！看样子现在的人不是一家两家有钱，都有钱啊！”过去连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都不敢想，看看现在，几十层高的楼房到处都是，楼前楼后还有花坛草坪，人们都象似住在公园里一样，电灯就不用说了，电话早都用上了，如今的手机连个线也不用，讲话还能看见人，人人都有，不得了啊！
她想，象她这样的老年人呆在家里，国家每个月给发一千多块钱养老金、一百块钱高龄补贴，看病还有医保给报销，就问我：“你说这好事都是谁给办的？”我随口就说：“政府给办的。”她生气说：“跟没说一样。我问的是，政府谁让给办的？”我说是习近平。他重复念叨一遍名字，点点头说记住了。接着又问：“他是谁的儿子啊？”还埋怨自己“刚才还记得，这会儿怎么就给忘了呢”。我说是习仲勋，她重复一遍，感慨说：“还是老革命的后人当领导好！总给群众办好事。”
从电视里看到，国家不但不收农业税了，农民种地还给发补贴，实行了合作医疗，看病也能报销了。农村里的老年人也给发养老补助和高龄补贴，她不解地问：“国家大了、人多了，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看她认真的样子，我就认真的给她讲：“国家的家底是你们那个年代辛辛苦苦劳动积累下来的，后来的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全国人民挣来的。”她似乎听懂了，感慨说：“不容易啊！”还说：“不过，一个家里的钱再多，还得掌柜的发话说怎么花，才能花啊。我看，还得感谢习近平。这人厉害、不简单、了不起啊！”我女儿笑说，奶奶什么都懂啊，她故作生气笑骂“你还以为奶奶没文化，是个糊脑狲啊”。
平日里老人家一拧开水龙头、打着燃气灶，就想起在老家冰天雪地里赶着毛驴到沟里艰难驮水、十冬腊月荒山上砍柴的情景。常说：“而今住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睡在软乎乎的床上，想起黄河岸上的那个小山村和山坳坳中的那个土窑洞，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母亲常常望着我父亲的遗像，满眼泪水感叹“你老家伙！没福气啊”。
每遇母亲问：“电视里整天发展、发展的说，还要发展的更好里。你们说，还要怎么发展，咋个好法？”我们乐了，都说：“你吃好、喝好，活它个一百岁，到时候自己看！”老人家听罢也乐了，转而又一本正经拿腔拿调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就好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蒸蒸日上，所以归根结底，世界是你们的！”逗得大家笑得不行，她却又唱起了“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母亲一生辛劳，经历坎坷，受尽了贫穷艰难，熬到了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过上了富裕美好的生活，怎能不幸福！整天听着母亲的唠叨和愉快唱起的陕北民歌，看母亲自在逍遥安详晚年，我的感觉比母亲还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