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小货郎

提起小货郎，不要说现在的小孩，即就是年轻人，可能也都没见过，因为追溯到四十年前，在我小的时候就已不多见了。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迟缓，国力薄弱，物资贫乏，老百姓日用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再加上计划经济限制，流通渠道单一，只有国营商店可以经营商品买卖，无论买点什么，不是凭票按人口供应，就是缺货买不到，零碎小商品更是奇缺。生活在矿区，想吃个水果糖都没有卖的。回想起来，还多亏了矿子校旁边的邮电所门口，隔三差五来得一个小货郎，使我困苦单调的童年有了些儿内容和色彩。

这个小货郎，是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皮肤白净、留有两撇小胡子的瘦小老头儿。他住在距离矿上七八里外的广阳镇，每隔一两天就推起木质的独轮车，早早的出门，边走边还不时的停下来，拿起个精巧的拨浪鼓，扑楞扑棱的晃几下，招揽着生意就来了。

他的小推车虽不大，可带的零碎却不少，车头的架子上挂满了五颜六色醒目的皮筋、塑料头绳和松紧带，横架着的木盒子里的一个个小方框中，琳琅满目，摆满了各式各样针头线脑的日用小零碎，林林种种什么都有，远比矿上国营商店日用百货柜台上的东西要齐全的多。

至今，我依旧清晰记得小货郎的那只大玻璃瓶，里面装有好吃又好看的彩色糖豆，二分钱能买到六个，嘴里含上一粒甜丝丝的好吃极了。还有商店里根本就没有，男孩子们最喜爱的像水晶般透亮的玻璃弹球，以及用石块一砸就炸响的炸药片，当时稀缺的纸质好点的作业本，可画素描的中华铅笔和削铅笔的小刀、大块的橡皮等文具，样样小孩都喜欢。

每当课间休息、放学时，小学生蜂拥而至，叽叽喳喳买这买那，把个小货郎围得严严实实。一些小孩子没钱，也要挤进去瞧一瞧，看个热闹新鲜。

许多同学和我一样，若是哪天兜里有上一两毛钱，早晨到校一进教室就坐不住了，心里不住盘算，在小货郎的摊上该买些什么。

头节课一下，就立即奔向邮电所门口的小货郎，围着独轮车的前后左右团团转，挑来拣去不知买什么好。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才慌忙选定，抓起买来的东西，随着铃声撒腿飞也似的跑回教室。上课还不时把手伸进裤兜里摸一摸，忍不住在偷偷的掏出来看看，心里幸福极了。

偶尔，我看到在小货郎哪儿用牙膏皮能换到五分钱，就盯上了家里的牙膏，天天盼着快快用完，也好用牙膏皮换到五分钱。等不及，每次刷牙就多挤点儿，恨不能赶快用完。可笑的事，有小孩迫不及待，就干脆一下子挤掉家里正在用的牙膏，拿牙膏皮去换钱。

不过，家里的牙膏用起来也实在是太慢了，等的都让人快要急死了，也还是用不完。我忽然想起了矿上的单身职工，那么多的人用完牙膏的牙膏皮都去哪里了？于是便到职工宿舍儿的房前屋后去转悠。头一次就捡到了一个牙膏皮，高兴坏了。可我也发现，这逐一早有小孩想到了，我到那里转了一圈，就看到有两个人在捡牙膏皮。

从那往后，我便隔三差五、放学后去捡牙膏皮。有时除了牙膏皮，还高兴能捡到一点废铜烂铁。每当在小货郎那儿换到一两毛钱，开心极了。碰到运气好，捡的多，能换到三五毛钱的话，就像是发大财了，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捡牙膏皮的小孩虽不多，但也不少，尤其是家在职工宿舍区西面住的几个小孩，占尽了地理优势，不论上学还是放学路过，顺便绕道就能扫荡一遍，害得我经常去了没得捡，扫兴空手而归。因此，我常常放学回家撂下书包就去，甚至连家也顾不上回，赶在那些小孩的前面，背着书包径直就去了。

那时候在矿区，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父亲一个人下井挖煤挣钱，每月挣四五十块钱，要养活一家子六七口甚至七八口或更多人，很不容易。几乎家家经济捉襟见肘、紧张困难，根本就没零花钱给孩子。所以，捡牙膏皮换到的几毛钱，对个小孩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诱惑大极了。

而且捡牙膏皮的同时，还有乐趣，

能捡到本地出产的沿河安、宝成、大雁塔、金丝猴，还有外地的大前门、墨菊、黄金叶、海河、三门峡、芒果等一些花花绿绿各种各样品牌的香烟盒，除了能叠三角板，在地上摔着玩，还开眼，让我长知识，从烟盒上见识天下还有那么多、那么美的东西和地方。

可以说，捡牙膏皮是我小时候生活的一部分，伴我整个童年，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才结束。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想起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的清苦，想起我的童年，想起为人和善而又不失精明的小货郎，想起他从不在紧俏货上加一分钱、短斤少两做生意的本分厚道。

然而，至今还有个问题让我疑惑，感觉奇怪。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一切都是公有或集体所有、统购统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极端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小货郎，光明正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