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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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小学生每天的零花钱可能不止几块钱，看到现在小朋友潇洒花钱的样子，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十来岁的时候跟着姐姐捋槐叶的日子。
离我家十来里远的地方有个槐叶收购点，收了槐叶用粉碎机磨成粉，装成袋，送往外地。有人说槐叶粉出口日本；还有人说，日本人收槐叶粉的目的是等中国人把槐树都捋死了，打进中国，中国人无处躲藏。后边的说法显然不合逻辑。槐叶粉有什么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这儿都改种速生杨，槐树几乎见不到了。当年，家前园后，河堰沟渠，田头路边，挤挤挨挨，到处都是槐树，别的树种数量很少。槐树生长慢，木质硬，易栽植，有土就能活。
槐村满身是刺，手碰上去，尖刺就会戳进手里，把刺尖留在你手里，让你的手触碰到被戳的地方就会疼。如果你不把刺挑出来，时间长了，那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鸡眼。(鸡眼就是断刺尖周围的肉干死变硬，形成一个死硬的肉椎子，肉椎压迫肌肉，手会疼痛，不舒服，影响手的伸握。)
槐树的刺，落到地上，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车带立马被扎跑气。我刚参加工作那会，托人买了辆崭新永久牌自行车，宝贵的不得了，骑回家，半路车带就扎跑气了，心里郁闷的不行。后来，更是三天两头，上班途中，车带扎跑气，心里十分烦闷。
记得上河堰捋树叶，常常被追赶。追赶的人是大队小队的干部。原因是捋槐叶会把树捋坏的；也有的是不让别队人捋，只让自己队的人捋。有一次，被追赶，鞋跑丢了，光着的那只脚，一瘸一瘸的，不敢着力，一着力，砂礓，草茬，树茬刺的脚疼。等追的人走了，再回去找鞋。年年追赶，年年所有的槐树都被捋的光秃秃的。有人追赶，就偷捋，一早一晚、中午捋，更有甚者半夜捋。三伏天，中午时候，最热的时候，干部们都呆在家里，我跟着姐姐，一队大人，摸到河堰，争先恐后地捋槐叶。渴了，捧几捧沟里水喝。嫌沟里水脏就忍着。热的受不了就扎进沟里，把身上弄湿。有两次，我被热得中了暑，头晕、恶心，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地下睡觉。不能躺，忍着，背着十几斤鲜槐叶，一步一步往家挪，挪完四里路。
还有一次，中午跟着姐姐去我们队最远的河堰捋。中午饭没顾上吃，一人带两馍，从中午捋到天黑，又捋到月亮升到了半空。肚子饿的咕咕叫，胳膊腿累得酸疼。同去的还有几个妇女，她们还不肯回家。(每个人都捋了几麻袋，拉一架生产队的平车，要是背是背不回去。)原因是那里树叶没被捋过，长的旺，她们不捋完舍不得走。回到家，庄上人已睡觉。我和姐姐把槐叶袋卸在门口，吃点凉馍，胡乱洗两把，躺床上就睡……
被大人喊醒，一睁眼，天亮了，赶忙去晒槐叶。拉起麻袋一倒，一股酸味，槐叶全焐黄了。黄了，人家不收，白累了半天零半夜。父亲训斥:“睏得这么狠？急着挺尸吗？不倒出来晾！弄来家有啥用？”姐姐挨了更多的训斥:“他小，你大，你也忙着挺尸吗？”
捋树叶讲究速度，还得小心那刺。戴手套，刺也会扎进手里。捋树叶中，摸索出一个方法:拿一把树叶攥住树条，从根部往梢头一捋，整枝叶子就捋下来了。这方法适合捋长的树条，但也不能保证手上不扎刺。无论怎样，每次手上都会扎十几个刺。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挑刺。母亲右手拿根缝衣服针，左手捏住扎刺的部位，(捏得紧，挑起刺来，才会疼得好点。)用针反复的拨动刺的周围，直到流血，用力一捏，刺尖随着血液流出。刺扎多深，就要拨多深。刺扎得深了，拨起来，会很疼很疼。母亲拨一下，我“哎哟！”一声，疼的头往下缩，胳膊往里踡，全身痉挛，切牙扭嘴。母亲问:“疼吗？”“疼！”“疼就别挑了。”“挑！不挑，怎么行？”疼也要忍着，不挑它出来，不光现在疼，长了鸡眼，让你终身疼。我父亲的手上，脚上长了很多鸡眼。整天见他拿小刀挖鸡眼。不挖，拿不了东西，走不了路，垫得疼。
捋槐叶也有省事又安全的办法:用镰刀把整个枝子割下来，晒干，敲敲，树叶就下来了。这方法又是队干部们最反对的，尽量不用。现在想来，那些槐树多是树根长出的条子，不割也没大用。
一天，我跟着姐姐和几个大人去河堰捋槐叶。所到之处，槐树都被捋的光光的，只剩枝杈，我们寻找着，企图寻找到别人捋剩的槐树叶。忽然，我发现前边一棵槐树，树枝上长满浓密的叶子，油绿泛光，很是吸引人，树也不高，很得架捋。一阵狂喜，快速跑上去，逮住一根树条就捋，还没捋下来，“嗡”的一声，一群蚂蜂狂飞乱舞起来，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立马往回跑。已经晚了，脸上不知被蜇了几下，刹时疼的钻心。几个大人连忙喊:“快趴下！”我哪里静得下心趴下，先前吓得跑，这时疼得只想跑。我跑到姐姐跟前，疼的直跳脚。姐姐扶着我的头说:“我看看。”有人出点子:“把刺挤出来就好了。”姐姐就一个一个的挤，一共三处，都在额头。还是疼，有人又说:“挤点马莲菜(马齿苋)水涂一涂，会好点。”没有用，越疼越狠。疼得嘴歪眼斜，直哼哼。又有人说:“你带他去家吧！去家用醋抹一抹。”姐姐带我回到家，用醋抹了，也没用。一直疼，叫也没用，喊也没用。后来又想起以前听大人说过的事:有一个人上山打柴，被蚂蜂蜇死了。心里又恐惧起来，紧张地问姐姐:“我会不会死？”姐姐说:“你才被蜇了三下，哪里会死？蜇的多了，中蜂毒多了，才会死。”听了姐姐的话，心才安下来。那时，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死，我那么小，人生的很多事情还没经历过！父亲回来，又训了我一通:“瞎眼东西，有蚂蜂还捋吗？不知蚂蜂厉害吗？”母亲说:“他小孩子家，知道什么？你就别吵他了。”当下脸就肿起来，火火燎拉的，眼肿实了，只能张开一条缝，看东西都很困难。照镜子看，脸好大好大，成了特大馒头包，脸皮红通通，明滋溜的。第二天去上学，同学都笑话我，“两天不见长胖了。”“夸富啊！胖还只胖脸。”我苦笑也笑不了；我羞愧，脸上也没反应。一直过了一星期，脸上的肿才慢慢消下去。无论何时想起来，那种钻心钻骨的疼，都让我畏惧，那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晒干的树叶很占空间，就把两个被里缝在一起成一个大口袋，一口袋使劲按能装二十来斤。几个人一起，装一平板车，拉去收购点。口袋太大，绳没刹好，路上还要掉几次。槐叶7分1斤，多的时候卖过两元多，少的时候只卖过几毛钱。卖的钱，交给母亲，买煤油，买盐。
虽然卖的钱自己花不上，但捋槐叶，晒槐叶，卖槐叶，还是坚持不懈。这也许就是艰难的生活，让幼小的我早早学会操心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