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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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士光短篇小说《山林恋》里有这么一段话：“有一天早上，我到梨花屯乡场去，早饭过后才回来。她把背篓都准备好了，要去打猪草，但还一直没有去，把饭温在锅里，等我回来。一听见土院里有脚步声，她就走出来，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仿佛我是她的亲人似的。”
写的是日常生活情景，原本平常，但是，“把饭温在锅里”，这一句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记忆，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说来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我那时十来岁，在老家的大队小学念书。记得是，到了农忙，比如割麦的时候，学校的作息时间就做了一点调整，上午九点多上课，下午两三点放学，这样，我们早晚可以帮着家里做一些事。农村的学校都这样。好是好，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就是我们上午八点多吃过早饭，拖到下午三四点才吃午饭，中间隔着七八个小时，饿得受不了。往往是，放学的钟声刚刚敲过，我们就蜂涌出了教室，赛跑一样朝家里跑，书包在后背一起一落，打在屁股上啪啪响。太阳已经偏西，我们在田地间奔跑，脚步啪啪响，嘴里呼呼直喘，忽长忽短、叠来叠去的身影却是一无声息，水一样滑过路边的树木、麦田、土堆、水沟。那时还是大集体生产，我们一路跑过，先要经过另一个生产队，只见两边有人正在地里割麦，在他们身后，割倒的麦子一堆一堆整整齐齐铺在地上，好像铺着一块一块巨大的黄金。而在另一块地里，有人正忙着把这些金子收拢来，捆成一个一个圆柱形的“麦个子”，准备拉回家去。阳光一览无余地铺在大地上，而天空，一些细微的东西浮动着，并且闪光——那是麦芒在飞舞。
一口气跑回家，门却锁着。大人早就吃过午饭上坡了，自然也是收麦。我知道母亲把我的饭温在锅里。我从猫眼洞里拿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厨房，揭开锅盖，果见一大碗鲜菜煮成的稀饭和一小碗炒胡豆，像两个好伙伴一样依偎在锅底。有人会说，这样的大忙季节，应该吃干饭才对，干饭更能抵得住饿嘛，这话没错，现在村里人都是这样的，可那时不行，缺粮嘛，哪家都是吃稀饭。好的是，饭是热的。饿了吃一口热饭也是好的。那时，大人孩子都会温饭的。所谓温饭，其实简单：午饭做好后，灶里还剩下好多亮旺旺的火炭，不是要温饭么，就给薄薄地掩上一层热灰，这就是煲火了；而灶上的铁锅呢，里面加一些水，水里坐着两碗饭菜，而水是慢慢自己热的，那饭菜就可以长久保持一定的温度了。何先生小说里那一句“把饭温在锅里”，我想大约也是这样吧。
温饭的事，在我们家，通常是母亲来做的。那时大妹还没灶头高呢，做不了。父亲主外，这种事自然是不管的，但他有时会提醒母亲：“记得给娃儿温饭哦。”母亲当然是记得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眼前是三个，还有一个在学校念书，那就是我了，我读小学四年级。他们吃午饭时，我还在学校，她先把留给我的那份饭菜舀好，之后在家的人才开始吃，饭毕，再把留给我的饭菜放进锅里温着。
我独自一人坐在门口吃饭的时候，塆里好像没一个人，十分安静。我们家的土坝里，除了阳光和树影，一无所有。狗和鸡们，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是猪圈那边，两只小猪偶尔“唔唔”两声。我把炒胡豆拌在稀饭里，搅几搅，捧起碗往嘴里倾倒一样呼噜呼噜吃起来，要不了多久，一大碗饭就吃光了，连碗边也舔得一干二净。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背靠门柱，好像睡意来了，就眯了会儿……忽然一声响，猛然醒来，睁眼一看，碗掉了，正在泥地上转圈呢，筷子倒紧紧地捏在手里。
当我收好碗筷往村子外面走的时候，太阳好像还是挂在西边那个地方。空气中隐隐地有些麦香。我朝着麦香传来的方向走去，翻过一道小山梁，转过一个湾，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金黄的底色上，浮动着无数的小黑点。那是我们队里的人在田坝里收割麦子。我跑起来，朝那些金黄和黑点跑去。我去捡麦穗。我想，我不在门口睡那么一会儿就好了。掉在地上的麦子，谁捡到算谁的，不用交公。那时，在我们这偏远之地，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是要割的，可是，捡麦穗这样的事却是从来无人理会，谁捡到就是谁的。我要跑快点。我要多捡一点。如果捡到两碗麦子的话，晚上就有好吃的了——母亲会将它们磨成面粉，做一锅连汤面给我们吃。连汤面，那可真是好吃啊。
说起“温在锅里的饭”，我的记忆中还浮现出好些别样的情景。好像是读五年级的时候，周末，我跟塆里同龄的几个孩子去铁佛坝卖柴，头天夜里出发，第二天下午返回，到家之后，已经饿极了，好在锅里照例是温着饭的，不用等，端出就吃，不冷不热，正好合适。还有，那时我们常在傍晚去很远的地方看电影，经常来不及吃饭就走，深夜返回，自然是饿得很急了，半路上就念着温在锅中的那碗饭，到家揭开锅盖一看，饭果然在那儿温着呢。后来，我去公社读中学，住校，平时一日三餐校中都是供饭的，可是每到星期六，中午就不给供饭了，但下午还要上课至四点，然后放假，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个个都瘪着肚子回家。好在，回家一看，锅里照例是温着饭和菜的……
前边说过，温饭这事向来是母亲做的。算起来，我读小学和初中时，都在家里吃饭的，错过了饭时，都是她给我温饭，温了十几年。直到十五岁那年离开老家到外面求学、工作，没再吃她温过的饭了。但是，温饭的事她还一直做着，给远行的父亲温饭，给放晚学的妹妹和弟弟温饭。
前不久，我们几姊妹会在一起，说起母亲温饭的事。妹妹说，她吃母亲的温饭十八年，弟弟说，他吃了十六年。说着说着，都就哭了。
母亲是一九九六年去世的，至今已是二十五年了。
烧纸
快过年了，回了一趟老家。没别的什么事，就是给父亲和母亲烧些纸。在那边，也是办年货的时候了，要用钱的地方怕也很多。
父亲和母亲的坟不在一处，中间隔着一大片田地，相距三百多米，却是彼此可以望见的。母亲是在父亲去世四年后走的，当年下葬时，阴阳先生去后山的坟地看了好几次，说不能葬在一起。我们是想让他们在一起的，可是先生很决断地说，不能。为什么不能，却不肯明言，只说“为你们生者考虑”。长辈劝我们还是听先生的，就把他们隔开了。
我先到父亲坟前，点了香蜡，磕了头，烧了几十封火纸，又到母亲坟前，点了香蜡，磕了头，烧了几十封火纸。我想尽量多给他们烧一些。生前，他们过得艰难，舍不得花钱；现在好了，我们几姊妹过得还不错，花钱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他们早早就走了，只能花一点纸钱了。我说，我今天专门从城里回来，给你们送钱来了；从前，你们老是找人错钱，借得人家都怕了，现在自己有了，可以用得大方一些，想买什么，随便花……
烧了纸，回老屋看看。坟地下面不远处，就是我们的老屋。只在窗外朝里看了看，没有进屋去。这砖木结构的四间瓦房，已经空置好多年，早就不能住人了。房上的瓦破了好多，肯定经常漏雨吧。屋里的摆设，跟从前差不多，桌子和板凳还在，竹编的背篼还在，冬天烤火的火塘也在，灶房的水缸也在，可是，都落满了灰尘，蛛网结了一层又一层，水缸干得起灰……我退下来，站在院坝里，看着变了颜色的门板，破了玻璃的窗户，心里叹息着：要是父亲和母亲还在，何至如此呢。
四合院那边的二娘来了，她叫我一声，就什么也不说，陪我看着，时不时捞起围裙揩一下眼。母亲在世时，她俩常在一起，我记得清楚的是，冬天，她们坐在火塘边，一边扎鞋、补衣服，一边叽叽呱呱说着什么，忽然打着哈哈笑起来，前仰后合的。二娘今年七十三了，母亲在的话，应该七十五了。母亲比她大两岁。二娘指着院坝边的洗衣台说，你母在的时候，常在那儿洗衣服，冬天冷啊，指头冻得红萝卜一样……我的眼泪一下冒出来。过了一会，她又指指那边屋檐下说，你母常在那里洗头。这事我倒记得，也是冬天吧，某个早晨，她蹲在院坝里砍猪草，偶尔抬头看一眼天，天空晴朗，无一丝云彩；她一边挥刀一边喘着气说：“今天，太阳好，好洗头。老天爷，等了好久啊……”那时，洗一次头，也不容易。缺水啊。我们那地方，别的还好，就是缺水。中午时分，太阳正好，她端一盆热水出来，放在屋檐下柱头旁边，然后站到阶沿下去，把原本绾着的头发打开，俯着身子，开始洗她的头发。她的头发蓄得不长，却是多而密。她用事先泡软的皂角在头上搓，搓出一头的泡沫。之后，就喊妹妹帮忙，给她淋一下头发。我也不请自来，跟妹妹站在阶沿上，拿木瓢舀热水，给她淋头发。她两手快速地在头上挠来挠去，说：“好，淋，淋，淋……”我们那时还小，觉得这是好玩的游戏，你争我抢地一瓢一瓢舀了热水，往她头上淋……她黑黑的头发，在湿漉漉的热气里亮晶晶地闪着光。
难得回来一趟，自然要去二娘家看一看。以前回来都是这样。二娘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才行十来步，到屋后竹林那儿，见路边那棵桃树还好好的，就想起从前偷摘桃子的事，忽又想起这桃树下曾经藏过一根树的。我考上师范那年，父亲和母亲商量，打算去河下集体山林里偷一根树，卖了钱给我凑学费。一天夜里，村里人都关门要睡了，他们却出门了。他们不许我去。我心中不安，在屋里走来走去。过了很久，我实在忍不住，决定去半路上接他们。那天晚上天上是有月亮的，但云层有点厚，月光淡淡的，只有那么一点意思，看什么都模糊不清。我在半坡里迎上他们，俩人正抬着一棵树往回走。是一棵柏树，比大碗还要粗。父亲在前边抬粗的一头，母亲在后面抬细的一头。我带着电筒，用电筒给他们照路，父亲忙喊关了，说怕人发现。正值盛夏，夜里也是有些热的，借着一点微弱的天光，我看见父亲裸着上身，衣服垫在右肩树头下面，左边的光膀子上湿漉漉的。他们想走得快些，可是母亲个头不高，力气又小，身子努力前倾，但两条腿挪不及，趔趔趄趄的。她喘得厉害，头发也散了，老挡她的眼睛，她一手托着肩上的树，一手去撩眼前的头发。我赶忙跑到她前面，支上肩，接过树木……抬回家，我们把它藏在屋后桃树下，那时，桃树旁边堆着很多柴草，拿柴草一掩，外人看不见……这棵树，我还记得，后来卖了五块五角钱。
在二娘家坐了一阵，说了一会儿话，天色不早了，告辞出来，准备回城。二娘说，你母他们走了，我还在嘛，住一晚又咋的，硬要走，回回都这样。说着又捞起围裙揩她的眼。我的眼泪也差点下来。我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遂挥挥手，告别。
我去父亲坟前，又去母亲坟前，跟他们道别。我说，我走了，明年又来看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