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

一

书海浩瀚，好书百里难挑一。读好书讲缘分，读到就是好缘分。

一九九七年秋天，我逛达城南门口书店，得《郑板桥全集》影印真迹本，内容含家书、诗钞、词钞、道情、题画。家书置首，十六封，自题小引，以他独创的“板桥体”刻印。一气读完，大呼妙哉。置案头或放枕边，伸手可触，得闲取来，咬文嚼字，品味识意，获诲益妙趣，必击膝称快。

名为家书，实为美文。美在率真，美在高情，美在懿识，可谓见性见情见智，中国齐家文化典范。我多次向人鼓吹，奇文共欣赏。

郑板桥三岁丧母，中年丧父、丧妻、丧子，无兄无弟，唯堂弟郑墨，视为同胞，手足情重。年龄上他比郑墨大二十四岁，历多阅广，长兄当父。其《怀舍弟墨》诗云，“我无亲兄弟，同堂仅二人。上推父与叔，岂不同一身？”这些家书，是他外地游学、做官期间，写给郑墨的。郑墨留守兴化老家，耕读持家。五十六岁这年，他修订家书，手书刊刻，自题《十六通家书小引》，谦言“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疏狂之士，扬州八怪之一，自谦如此，足见他很在乎这些家书。

从写信地点看，大致可了解郑板桥的人生履迹。家书多出自任职的范县、潍县，那是他人生高光时期。其余家书出自游学的杭州韬光庵、镇江焦山别峰庵与双峰阁、仪真县江村茶社、淮安舟中，怀揣大梦，苦行僧似的边读边行。

从写信时间看，郑板桥给郑墨写第一封信是雍正十年。此时，他寄居杭州韬光庵，年近不惑，卖画为生。按他的话说，“托名风雅，实救困贫”。功名仕途，镜花水月，他仍然没有放弃，苦读以求腾达，因为这才是士大夫的正途。

郑板桥家书虽然只有十六封，但内容丰富，涉猎历史、宗教、文学、修身、齐家、处世、营建、耕作、生态等。书短情长，切切以告，谆谆相教，一腔真情发肺腑，一片冰心朗日月。论事议物评人，不为庸常所囿，劈行幽径，视角独到，见解奇特，启迪心智，唤人觉悟。后世人津津乐道他狂放、怪诞、恃才傲物，只见其表；他深怀天地万物的大胸襟、大情怀、大悲悯、大智慧，凡夫俗子哪能识得其真。

二

纵观历史，引领文坛风骚的文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大多仕途多舛，青云之志难酬，豪情化作东逝水。屈原沉江，陶渊明归隐，李白佯狂，杜甫颠沛，苏东坡遭贬，难以尽述。

郑板桥也不例外，难逃命运魔咒。他原名郑燮，号板桥，江苏兴化县人。家境贫寒，少时离家游学、应试，辗转仪征、杭州、杨州、镇江、南京、北京等地。二十岁秀才，四十岁举人，四十四岁进士，历经三朝，他自嘲“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穷经皓首，半百之年，终获七品芝麻官，履职河南范县，四年后调任山东潍县，六年后去官归田。晚年往来扬州、兴化间，作闲云野鹤，与人诗酒唱和。友人赠他一联，“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高度概括了他的人生，遂添“郑三绝”雅号。

孟子说，得志则泽加于民，郑板桥捧之为信条。他认为自己侥幸成功发达，全仗父母葬了村里的风水宝地，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众人之富贵福泽，我一人夺之也，于心安乎不安乎！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悲悯情怀人皆有之，他接下来的行为，常人就难及了。他安排郑墨，“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并嘱咐“务在金尽而止”。

郑板桥不是富豪，可以挥金如土，也不是达人，视钱财如粪土。从小经历贫困，他深知钱财重要。他卖画，开画坛先河，制定润格，明码标价，“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还拒绝以物换画，直言“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无视斯文扫地。而今挥金撒银送人，事出反常，傻了？疯了？

更离谱的是，对亡灵郑板桥也善待。他在《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中，委托郑墨买墓田，要求保留原有的孤坟，说孤坟也是别人的祖坟，“刻石示子孙，永永不废，”“后世子孙，清明上冢，亦祭此墓。”如此情怀，古今有几人？

多读书是好事，读成书呆子就不好了，容易烧脑犯糊涂。郑板桥不是书呆子，抱定“达则兼济天下”，又不愿变通，所以感叹“难得糊涂”。官场有官场潜规则，不按潜规则行事，早晚卷铺盖走人。他布衣草鞋没官仪，不鸣锣开道没官威，心怀黎民泽加于众，唯下不唯上，这些行为都叛离了官场潜规则。山东闹灾荒，他为民请赈，不惧忤逆上司，愤然去官归田，做了第二个陶令。离开潍县，他画竹别绅士民众，题诗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为官十二年后，郑板桥回到了人生起点。常人眼里，他是一个失败者，最终以悲剧离场。然而，天地间有杆秤，这杆秤就是民心。潍县父老乡亲难得遇到一位好官，遮道挽留郑板桥。挽留不成，家家户户画像以祀，还在海岛寺集资为他建立生祠。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千古一人。

三

修身、齐家、入仕，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三件大事。尤其是入仕，乃终极目标。一人得道，鸡犬跟着升天，谁不拼死拼活争取飞黄腾达呢。

朝廷以制艺取士，此乃光明正途。郑板桥别无选择，也不能免俗，被主流裹挟，耗去半生。身在浊世的大染缸里，他无法独自清白，然而心灵是清白的，思想是清白的，精神是清白的。他希望家人也清白做人，无愧天地。他勉励郑墨发愤读书进取，又不忘强调人品修养。《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他郑重告诫郑墨：“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在郑板桥看来，明理要从小教育，从礼貌称呼教起。《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三书》他嘱咐郑墨，“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

郑板桥前妻徐氏早亡，所生之子也早夭。五十二岁那年，继室饶氏才生得一子。老来得子，天大喜事，但他很清醒，官二代加富二代，易养难教，不成才也就罢了，最怕败家、害人。《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三书》他告诉郑墨，“富贵足以愚人……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愿也。”

郑板桥忙于政务，把妻儿送回兴化老家，托付郑墨照顾，家书中多次谈论教子。如《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叮嘱郑墨，“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又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顽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

对子女严格管教，对家庭成员及仆从，也不忽视教育。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要求郑墨，“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所谓“舂揄蹂簸”，取自《诗经》“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句，泛指农事家务。

然而，按儒家修身齐家思想，某些方面郑板桥自己也难做到。《清史列传·郑燮传》记录，“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他不仅狂，还怪，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怪在书法自创板桥体，不落俗套；怪在绘画只画竹、兰、石，每画必题诗；怪在不入流，不媚上，愤世嫉俗，不高兴就开骂。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也就罢了，漫骂就有辱读书人斯文形象了。《淮安舟中寄舍弟墨》信中他自我检讨，“愚兄平生漫骂无礼……爱人是好处，骂人是不好处……老弟当时时劝我。”不过，他又为自己开脱，“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啧啧称道。”

有爱，有憎，爱憎分明。这狂人、怪人，是不是也很可爱。

四

被皇权、功利和礼教扭曲的社会，人生下来就受苦，天不亮就被赶起床来读书，学而优则仕。几千年不仅没有改善，还愈演愈烈，而今娘肚子里就施以胎教，呀呀学语早教，蹒跚学步幼教……为欢几何？

郑板桥家书，多谈读书心德体会，与郑墨分享，今天仍不失参考价值。

书难穷尽，也无须穷尽，择其精华而读，才是善读书。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说，“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 终身受用不尽。”即便经典如《史记》，篇章也有优劣差别。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说，“《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

读什么书重要，不读什么书同样重要。记得小时候祖母曾对我说，读《易经》会打卦，读《增广》会说话。四大古典名著民间也有说法，少不看水浒，女不看红楼，男不看三国。何也？水浒宣暴，红楼宣淫，三国通篇阴谋论。郑板桥在《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信中说，“训子弟，私情也……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孙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

读书悟道，欲有所获，就要精读、细读、反复读。《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郑板桥说，“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过目成诵是美谈，他却独持异议，“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说这样读书最不济事。他称赞苏东坡在翰林院读《阿房宫赋》至四鼓，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

读书人追逐功名利禄没错，过之则容易走火入魔。范进中举，疯了，幸得屠夫丈人一巴掌打醒。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批评某些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奔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能有好结果。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郑墨，“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就是财富。

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气自华的人少见，读了几本闲书，吟得几句歪诗，便目中无人，张狂怪异的人，倒是满大街可见。郑板桥既狂且怪，但掂得清自己几斤几两，《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四书》中坦言，“愚兄而今已发达矣，人亦共称愚兄为善读书矣，究竟自问胸中担得出几卷书来？不过挪移借贷，改窜添补，便尔钓名欺世。”人贵有自知之明，无则面目可憎，贻笑大方。

再说作文。科举制度下，读书为作文，作文是入仕的敲门砖，郑板桥不能摒弃八股文，然而却不被所囿，自有主张，是以独树一帜，流芳后世。

写作理论，汗牛充栋，不过写什么，怎么写而已。郑板桥在家书中，多次与郑墨交流，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他还就此问题，从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拿杜甫与陆游的作品对比分析，让人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他非常反感附庸风雅、无病呻吟的文风，“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满纸人名，某轩某园，某亭某斋，某楼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别号，明日便上诗笺。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他告诫郑墨，“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

郑板桥强调作文要不受古人羁绁，标新领异，有“新鲜秀活之气”，这无疑是正确的。《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信中，他告诫郑墨，“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 挹先辈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强调这样的作文才“利科名，厚福泽。”然而，他的怨词、凄词不少，如此自相矛盾，实乃残酷现实所迫。同时他还极力主张“作文以沉着痛快为最”（《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要指画目前，道民间痛痒，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这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提倡文章“为时而著”是一致的。

文学艺术是相通的，郑板桥融汇贯通，成就诗、书、画三绝。书法以隶书掺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绘画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他的书画作品，求之者多，价格不菲。他却不以为然，《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对郑墨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他进一步说明，“不得已亦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同时他评价其诗文，“古人以文章经事，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不过一骚坛词客尔。”志高才可能趣高，才会有大襟怀。

郑板桥眼里是揉不进沙子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说，“古人云，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当下情形何其相似，涂鸦者皆自封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还前缀“著名”提振威力，睥睨众生的模样，自己不觉脱形走样，旁人看得丑陋，实在可笑复可悲。

五

杜甫评价李白，“佯狂真可哀”。郑板桥之狂、之怪，亦是佯狂、佯怪，是“难得糊涂”的伪装，实则心怀大悲悯。这悲悯有来自他自身的底层身世经历，更多则来自芸芸众生的疾苦，因而往往自相矛盾，表里不一，善于变脸，对下慈悲脸，对上翻作狂脸、怪脸。得罪上司，去官归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郑板桥教导家人要仁者爱人，与人为善，自己却缕缕越规犯矩。巡抚包括向他索画，他画《风竹图》。画就画了，他还要题诗。绘画雅事，题诗亦雅事，雅上加雅，堪称大雅。你就题竹报平安、咬定青山、高节清风之类的谀词媚语，上颜大悦。可他不，题什么“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是好诗，用意却让人费猜疑了。隐喻？教诲？告诫？勉励？这就不通人情世故了，人家可是你的上司啊。

对社会底层民众，郑板桥不会这样。他教育郑墨为人要存心忠厚，不要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信中，他拿一件事教育郑墨，“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恧。”穷人也有尊严，他也要维护穷人的尊严。

旧时把众生分为士农工商，称四民，“学以居位曰士”的士排第一。 郑板桥颠倒众生，把“辟土殖谷曰农”的农民排首位，而把士排末位。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任范县、潍县知县期间，他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教育郑墨，“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他的平等、博爱思想，在那个时代鲜见，难能可贵。

郑墨来信告诉他，新置的田收获粮食五百斛。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就按五斗算，也是二千五百斗，大丰收啊。郑板桥又狂起来，是喜极而狂，连呼“嗟乎”，“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由此可见，他是真以农为本，把农民排在首位，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我说郑板桥之狂是佯狂，怪是佯怪。士大夫愤世嫉俗，佯狂真可哀！

六

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学以居官位的士大夫们，都非常清楚这个现实，所以都会未雨绸缪，及早谋划告老归田事宜。古人平均寿命不大，五十岁便是老龄了。郑板桥老来才作官，参加工作不久就打算起退休养老事来。

告老归田，得有田可归。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与郑墨商量购置产田事，“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所谓典产，就是通过典当获得的田产，没有所有权，原主随时可能赎回。为什么要限购百亩田呢，因为孟子说过，“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超出百亩，不合古义，自己占多了，别人就减少了，是莫大罪过。道德君子，食古不化，是不是挺迂腐挺可笑？良田万顷、连阡越陌的人家多矣，他不能干涉别人，但能做到洁身自好，“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读到这里，我不笑了，也不觉得他迂了。做人不能太贪婪，太贪婪就是作恶，作恶伤人终伤己，没有好下场。

有田可耕种，保证饮食无忧，还得有房屋可居住。郑墨来信报告买房的事，郑板桥觉得该房不合己意，“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他物色了一处心仪的风水宝地，鹦鹉桥边，杏花楼前，其间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宜结茅乐居，嘱咐郑墨帮他买下此地，筑墙建房。对未来的房屋，他进行了设想，也算是规划和设计，“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

出则仕，退则隐，这是古代士大夫的人生之路。兼济天下的理想达不成，退而独善其身。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都是逃避社会现实。隐是一种病，传染性强。现代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幻想回归乡下，重拾田园生活，种菜种花种春风。

七

鱼传尺素，鸿雁寄书，驿路梅花，通音告讯。互联网时代之前，书信是人们异地沟通联系的重要形式。

书信是私人间的交往，一般不示人，但公开流传的也不少，或以言词见彩，或以阅历见奇，或以所识见智，或以情感见长，各显千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避恶向贤，爱憎分明。吴均《与宋元思书》，山水寄情，志趣高洁。诸葛亮《诫子书》，警钟震耳，情切意远。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辋川胜景，去尘忘忧。林觉民《与妻书》，巾短情长，字字见血。古往今来，不胜枚举。

书信以家书居多。在外作官、经商、从军、旅游的人们，报平安，寄相思，谈见闻，诉离情，问归期，家书是游子与家人联系的纽带。张籍《秋思》诗云，“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其纠结缠绵情态跃然纸上。郑板桥家书亦如此。如《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书后又一纸”，又“书后又一纸”。现代人体验不到这种感受，异国他乡、万里之遥，打开手机、电脑，电波传讯，语音、视频，天涯若比邻。时间空间压缩了，情感也被压浅薄了。

郑板桥童年时，就随父亲去真州读书，游学各地，六十一岁去官归田，所写家书不少，但因疏懒随意，多散失了。后人从镇江一位藏书家那里，觅得郑板桥家书一厚册，计五十九篇，附志中说明，是从郑板桥后裔处借来抄录的，真实性待考，是否完全也待考。他亲自修订、手书刊刻、写给郑墨的十六封家书，是他家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真实无疑的。

古时候由于交通落后，一封书信在途中辗转，累月经年，有的甚至长达数年，才送达收信人手里。是故，杜甫诗云，“家书抵万金”。郑板桥家书不仅是其家庭财富，更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后世有幸读者，获益岂止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