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上林书院

一

关于林逋，我已经有好些年不想他。想想也是，我这么一个每天为生计忙碌的人，怎么会去念叨这么一位在风雪中一晃就会隐没的人。这之间的差别也太大了，比高富帅与矮穷锉之间的差距，比爱琴海与离恨天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但陈佶告诉我，这位老先生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或许就在书架后面。陈佶是我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黄贤，他一年到头去黄贤也不会超过3次，且每次都几乎是路过。不过他的说法倒像是一种提醒，每次我站在书架前找书，总会保持听觉的超常。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夜深人静，虫声低吟中，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却也听到了自己平静的心跳。自然我不会透过书与书之间的小小缝隙，去观察书架后的光景，我还不想让自己变成某本科幻小说的主角。相对于那些在时间的轴线上结出南瓜或者苹果的主儿，我还是愿意做个普通人，连配角都不是。

所以说，少年的梦是充满弹性和创造的。只不过，因为所处的时空不同，我们有不同的介入方式。当我年少的时候，至少在十二岁以前，我从未离开过我的家乡。这个位于象山港边上的小村庄以一种平和的叙述，成了我生活的背景，它每一天的变化都不易觉察，却也不会有突兀之处，好像它所有的变化都在常理之中。

我知道这里面体现出的是一种良善。但当时我确实这样认为，尽管我的家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受到了不公平的礼遇。我始终想凡事皆有因果，所有的明天都是从今天出发，只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里，所有的事情都会给出一个公平的结果。

我们毕竟不是为讨一时说法而活着的人，幸福只有自己可以享受到。

所以那时候我经过村西北大茅岙水库大坝脚的时候，每次都会被眼前的那一排坐北朝南的老屋所着迷。今天我已记不清这一排老屋到底有几间，是一层的还是两层的，事实上，当时我也没仔细去看。算是年少时的无知或马虎疏忽吗，怕也未必是。

隔着一条小溪，踩过几块水中或隐或现的块石，经过一截两旁长满丝瓜南瓜冬瓜藤的小路，就可到老屋向阳的庭院。那里栽种着几棵果树，可以肯定的有梨树、枣树，前者是因为开花时的烂漫，远远就让人感觉到蜂蝶闹在其间的热烈；后者是暑假末的采摘季节，常有几个孩童，大概是他们家的亲戚，经常拿着新摘的枣到小溪边洗，这对我们少吃的小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诱惑。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有石榴、有桃树，或许也有梅树，那也只是或许。因为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从未到过那里，哪怕是渡过那条只有三四米宽的小溪。

大概在我刚识字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下午，我在村南的石拱老桥商山桥玩，在桥边的树林里捡到了几张用稻草捆起来的日记纸，可能是有人匆忙中扔在那里的。我在长满苍色青苔的桥面石板上铺开来一看，是手抄的鬼故事，《画皮》，我听我正读高中的大姐说起过。十一月，天色近黄昏，吹过来的风有点凉，透过略微撩草的字迹，我更能体会到字里行间里流淌的寒意。我匆匆地用稻草再将这些纸扎起来，依然扔到那树林里，然后像一阵冷风，逃回了家。

少年的我，很怕鬼，比蛇还怕。

这多少受到了村里老人们的影响。有些东西是碰不得的，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起，脸上带着那么一丝神秘的色彩。他们还说，在你不知道的某个角落，总有一双眼睛看着……说完后，他们自己前后左右地张望，生怕自己说漏了什么，被那双眼睛看到。他们说得没错。今天，我仍然能感觉到那双眼睛，只不过，这眼睛，不是邪恶的眼睛，这眼睛，是天使的眼睛，母亲的眼睛，这眼睛，看护着我，呵护着我，告诉我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不可以做。

但我和他们一样，当时显然理解错了话里头的意思。

更直观的感受来自比我没大几岁的兄长。他那时在邻村就学，每天凌晨天还未亮就出发，走上十多里路到学校，回来的时候大概也天黑了。于是一路上总会时不时地遇到“磷火”，这大概也是那时农村里的标配，许多人都碰到过。当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整个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他们语气中表现出来的恐惧。这种恐惧很快在我心里留下了种子，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过得特别小心翼翼。

或许是因为眼前的那种悠悠然太过美好，与三四里外的村子完全不同风格，让我感到了某种不同世俗人间的气场，我第一次看到那排老房子的时候，就突然有了莫名的感觉，那里必定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如果我不小心闯进去，可能会惊动什么鬼怪神仙，或者从某一幅画某一个暗门进去一个狐狸的世界，而我也终将化为一堆小小的白骨，令我的父母悲痛欲绝。对我而言，这显然不是新奇美妙的体验，虽然也感受到了诱惑，但恐惧是大写的，加粗的。人因为恐惧，只想逃离，当你不得不接近时，就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得内心的平衡。而此时似从青湾的山中吹过来一阵冷风，入秋后的芦苇“杀杀”地响，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这排房子为什么会孤零零地存在于此。它建于哪个年代，住的都是谁，对我都是一个谜。我也懒得去考证，去询问。随着村里一批老人们的故去，这种成谜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加强。

二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排房子被拆了，因为一个人他要成长，要外出求学工作，更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对灵魂有了新的思考，我已不再逃避，少年时的那种恐惧感亦荡然无存，所以老屋自然而然地被淡忘了。及至前些年，自己有了汽车，一日偶然驾车路过（那地方没有公交车经过），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废弃了的水上乐园，心里突然格登了一下。当我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时间仿佛在倒流，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它的模样，就好像此刻它依然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其实这中间有一次，我应该能想到这里，但却疏忽了。

1998年，当我试着写林逋的时候，我曾在回乡中听到村里的一位老人说，上世纪60年代修建大茅岙水库的时候，人们在这附近挖出过一块古匾，上有镶金大字，似乎在说明这里过去的繁荣，只不过当时的人们不识其中的价值，不知被扔到何处去了，更没人知道匾上写了些什么。但据说，当年杭州来了几个人，在这里作了一番调查，至于调查什么，不甚清楚。但老人说，终归是极重要的事，因为杭州人不止来了一年，来了好几年呐。

他说这个跟“梅鹤太公”有关。

他口中的梅鹤太公就是林逋。

多年之后，当我看过吴文江（1857—1897）先生编著的《忠义乡志》，我几乎第一时间对这排老房子作出了自己的揣测：这可能是上林书院的旧址。

《忠义乡志》卷七“书塾”，有上林书院的介绍：上林书院，大脉岙口。古黄贤林氏住大脉岙里，后徙今址，因呼旧居曰上林。康熙间为林姓香火院，祀其祖镮釴与和靖先生，寻改名书院，置田二十余亩，山三则，院屋中有三楹，两厅各五楹，今半圯。

大茅岙原来叫大脉岙。那么大脉岙口，不就是现在的大茅岙水库的坝脚位置吗？

但这样的揣测也只是个揣测。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怎样。说起来，吴文江撰编《忠义乡志》时，当时上林书院已半圯，到如今也不过百二三十年，应该有人知道上林书院的情况并告知子孙后代，至少在他们的下一代中，有人还能详细道来，这样的传承应是不过分的。但为何就变得模糊了呢？或许答案也在这两个字中：半圯。

无疑，上林书院曾为林姓祭祖之地，于一族而言，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却已半圯，这里能传达出什么信号。是林姓式微，还是这地方被弃用，这两个备选子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即使在目前，林姓依然是黄贤村的大姓。

为何弃用，自然与林姓子民“外迁”有关，虽然距离只有三四里地。

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初黄贤林氏的祖先来到这个象山港边的小村子时，他们的第一站断不是现在黄贤的位置，而是在大脉岙。《黄贤林氏家谱》记载，黄贤林氏世居福建长乐县。五代时，十世祖林登云，婚配赵氏育有四子。十一世林氏四兄弟则自闽迁浙东，长兄林鐦，定居象山：二兄林钏，定居奉化钹耳山；三兄林镮和四弟林釴合居奉化黄贤大脉岙。镮釴便成为黄贤林氏始祖。

当时的大脉岙自然不是水库，虽是山岙，也有田400余亩，黄贤溪哗哗地流过，怕也是男耕女织，一派田园风光。天空澄碧，青山苍翠，隐隐似一条巨龙潜行其间，这是否已在预示着什么。

其实，世事多变，在时间的长河中，许多事情都在悄无声息地变化，及至一定时期的日积月累，便怎么样也会有惊人的变化。战乱、天灾、疾病和贫穷让一部分村庄消失，让一部分人远走他乡，也可能让一部分人找到了安居乐业的良所。人们在流浪中选择，在选择中流浪，风水地理久盛不衰。有两类比较特殊的，一类是政治上的原因，历史上满门抄斩，诛九族的事屡见不鲜，为延续香火，能逃一个是一个；一类是避仇或避盗，那些人迹罕至之地，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于是在志书里便会经常看到，某个不起眼的山谷里，有一个村庄，村庄里只有区区几个人。

林登云大概是在吴越王钱镠下面为官。虽说是处在五代十国之乱世，但相比于其他区域，此时吴越王治下确是相对的稳定。这个因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而可以列为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段子手之一的王，开创了江浙繁荣的良好开局，杭州更是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但公元960年，大宋王朝粉墨登场，原有的一切秩序开始重构。因此林登云的几个儿子个个都远走他乡，耕读持家，也就很好理解了。

但吴越王无疑也成了林氏家族的一个印记，因为在他的治下，林氏家族达到了一个高潮，而之后，随着吴越王朝的结束，林氏家族的低潮竟也如影相随。这中间的落差，怕是容易在家族的后人心中激荡，泛起波浪。

在大脉岙，林氏应该没过多久，便南徙到三四里外的黄贤村今址（南宋《宝庆四明志》已列黄贤村）。我不知道在林氏南迁时，是不是在新址延续了原先在大脉岙的村名，如果没有，那当时是不是有黄贤村，有的话，当时村里住的是什么人。根据志书记载，黄贤陈氏可能还是稍迟于林氏迁入的。这个位于汉初“商山四皓”之一鄞大里黄公崔广隐居的商山脚的，并因此而得名的村庄，作为一段历史的密码构成，它与余姚黄墓渡（河姆渡）、鄞州黄古林（今属宁波海曙区）、宁海黄公渡等一起，连成一线，成为一个著名隐者的地名印记。如果是现在的地理环境，黄贤这个地方应在五代之前，就已成村了吧。虽然从地质构造来看，这一片出露地层以上侏罗统陆相火山碎屑岩系和燕山运动晚期侵入岩为主，属于非常成熟的区域，不大可能发生大的地质灾害。

但有一种可能，怕是如今的黄贤村口之南，当时仍是一大片湿地。

这应是有迹可寻的。

其一，再回到吴越王，他在内政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之一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由是田塘众多，土地膏腴，有“近泽知田美”之语。他还鼓励扩大垦田， “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黄贤在其治下，修筑海塘，怕也是常规之举。

其二，五代僧人布袋和尚曾历时三年，在黄贤附近啸天龙山旁择时修筑海堤。《忠义乡志》对这处水利工程有记载：“后梁岳林庄布袋和尚，在此得地二千余亩。啸天龙山在十庙契旁，岁久契为潮冲毁。”十庙契即为该海塘的三契之一。此也为佐证。

其三，在我年少时，黄贤村南的水稻田里，每隔一段距离，均有一堤，或曰门前塘，或曰黄贤塘，或曰温州塘，等等，与现今的海塘黄家滩塘遥相呼应。这塘，那塘，实质上是人类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驱赶海水，围海造田留下的痕迹。

其四，村里的老人曾告诉我，有一年海啸，堤塘损毁，海水倒灌，就连商山桥边的农田里都能抓到青蟹。

如此种种，皆在印证着猜测。

但不管情况怎样，一个村庄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在长大，在成为历史的经典。

于是，林姓居民开始在新的地方繁衍生息了，像蚂蚁搬家一样，许多在大脉岙的遗存，也一点点地被“抽离”，出现在新的地方。自然，按照《黄贤林氏家谱》的记载，这个事情主要是林镮一脉在做了。

在黃贤，林镮生一子名通，字君明；林釴生一子名逋，字君复。其后，林逋堂兄林通育二子，长子林彰，官朝散大夫，次子林彬，官盈州令，而林逋则终身未娶而无后。

到清光绪年间，黄贤林姓有60余户200多人。据《忠义乡志》记载，那时，林姓已在黄贤村里建起了祖祠追远堂，祭祀黄公的庙也从大脉岙搬到了商山脚下，老庙叫南祠，新庙叫东祠。

我儿时，追远堂是还在的，后毁于一场大火。我记得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天中午，火势凶猛，烧了有几个钟头，等救火车到的时候，火仍猖狂。在这之前，村民们水桶面盆一起上，但终究无奈，除了几根粗大的柱子撑着厚重的木梁冒着轻烟，一切都已灰飞烟灭。而东祠庙虽然现在还在，却不知何时起已是一个简版。

说起来，那些日子黄贤失去了许多宝贝。之前黄贤溪沿村的两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多数是枫杨，也有香樟。这些树若还活在今天，那是株株都可以进入古树榜的。但有一天，一声惊雷，劈中了其中一棵大树，没过两年，它竟然死了。我记得此树树干上有一大洞，是我们捉迷藏时的藏身之所。此树一死，其它树好像也生无可恋。当然，更主要的是人为的因素——建设，往往是破坏。这当然是题外话，却也是中国人历经三十余年得出的教训。

当时的中国人，太穷了！

大概也没过几年，黄贤陈家的祖祠孝思堂也毁于一场大火。老古董终于一个不剩地走出了人们的视野。村里又有了一些新的“地标性”建筑，如1984年建造的梅鹤剧院，接过了接力棒，延续着泥土的记忆。

所以，上林书院的被淡忘，几乎是必然。

今天，我已不再与自己商量，便已认定当年大茅岙水库坝脚下的那排老房子就是上林书院。这有些任性，但除了这样，还有更好的结果吗？

为了追踪那个出走的人，我需要一个原点，而这里就是。

三

而在另一边，具体地说，在1000多年前的孤山小庐，当那个人一曲琴罢，起身伫立，安静地看着窗外雪压翠竹，风吹梅香，双鹭时起，他清凉的思绪不禁飞过野塘，直到湖山深处……彼时，他是否会想到，千年之后，一个无名小子，作出的这个莽撞推定。

当然，在这推断之前，还有其他的，诸如其祖父是林登云而不是担任吴越国忠懿王时官通儒院学士的林克己，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的话；诸如林逋他是奉化黄贤人，而不是钱塘人。

历史自有其演进的路径，留存给后世的文本则更像是一本人写的天书，想要丝丝缕缕地去还原，仿若是种不可能。但或许也就是这种不可能，造就了我们的幸福，活在当下，成为一种哲学。

但我真的以为，人与人之间，有跨越时空的共鸣。当我起舞，他也起舞；当我沉醉，他也沉醉；当我不明所以，他也不明所以；当我极目远望，他也极目远望。人的希望和绝望，在于那一刹那间的转换。而那一天，当他的目光循着梅香，越过竹篱，远离这小小的所在，他是否看到了那个站在水库大坝下茫然失措的我。

或者有的，极短的一瞬。

更多的，他把空间留给了眼前的自然。

当然，还有记忆。

比如曹州十年。

那是一段“春风醉”的日子，他还年轻，有许多年轻人的想法。尽管这看起来像一场失落的赌博。

是失落，不是失败。

曹州位于今山东荷泽一带，距当时北宋政治中心开封较近，离当时辽宋的主战场澶州仅黄河之隔。可谓既是京郊，又临近国境之地，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这里风险重重，命若草芥。但正如火烧后的森林，也适合种子萌芽，小树快速成长。

而且这片“森林”已“烧”了200多年。

安史之乱之后，习惯于飞行的大唐帝国虽然仍延续了150年，但已像一颗石头在山坡上不断地滚落，不断地滚落，扬起的灰尘遮住了人们望远的视野。虽然出现了诸如代宗、宪宗、武宗、宣宗这样力换狂澜的强人，但大唐的元气早已伤去，帝国的江山尤如一锅渐渐烧开的水，蒸汽愈冒愈烈，终于迎来了沸腾的至暗时刻——五代十国时期。

这是礼乐崩坏的时代，伦理道德尽皆被抛在一边，只要手中有兵有钱，就可以造反，就可以改朝换代。

乱世出英雄，更何况这是乱世之乱世。

仿佛每一个人都有随时被杀戮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出人投地雄霸天下。哪怕你是个平民。刘知远、郭威、杨行密、马殷、徐知浩、钱镠……哪一个不是榜样。而在中下阶层武将文官中，平民出身的更是数不胜数。

林逋所处的时代，烽火仍在延续。尽管宋太祖赵匡胤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并“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宋太宗赵光义成功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附。次年亲征太原，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改变唐末以来重武轻文的国策。硝烟正在散去，尘灰正在飘落，大地逐渐归于平静。但强辽仍在北方虎视耽耽，燕云十六州可谓赵宋统治者心中之痛。辽宋交界之地，连年兵荒马乱，战火连天。

战火纷飞之地，热血激荡喷涌。来自大宋王朝各地的热血青年，如飞蛾扑火，涌向杀戮之地。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因为长期处于乱世，在许多有志青年的心里，生命的过程就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人生的宿命在于马革裹尸，尤其是五代十国的那些官员后代，见惯了祖先在马背上的出生入死，经历了故国灭亡后家族和人生的沉浮动荡，沿着祖先曾经的轨迹，将自己的一条薄命推向残酷的战场，只怕是一个极为自然的想法。这是多么悲壮的行动，这是多么悲壮的命运。更像扎在喉咙上的死结，似有别的无数选择，却无以选择。倘若在百五十年后，大宋王朝的子民仍有这般的血性，公元1127年或许就不会发生“靖康之耻”。只是那时候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风花雪月，莺歌燕舞。

命不由我，命在天涯。

今天，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林逋是什么时候到的曹州。作为一种猜测，如果他在曹州呆了10年的话，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其41岁开始“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的隐居生活向前推，大概也就是在他二十六七岁的时候。

未肯求科第，深坊且隐居。

胜游携野客，高卧看兵书。

点药医闲马，分泉灌晚蔬。

汉廷无得意，谁擬荐相如。

看兵书，医闲马，难道只为分泉灌晚蔬？一首《赠任懒夫》，正很好地“呼”出了年轻林逋心中的呐喊。

这是一种回声，一种压抑很深的感情。

但那一天，林逋听到了压抑更久的声音。公元1004年正月，大宋的京城发生了一场地震，那来自地底的声音森然而恐怖。飞鸟从草丛里惊起，大地仿佛发出了一种骨肉撕离的喊声。这更像是召唤，人与自然在这时仿佛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林逋隐隐地兴奋，有大事要发生了。

四

而在不远的宫殿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却为此脸色变白。

那位年轻人就是宋真宗赵恒，这一年，他刚刚继位6年。

对宋真宗而言，1004年注定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年份，因为历史是如此戏剧性地把他推上了澶渊高高的城墙，这座据北道之会，扼大河要津的城池后是一马平川，帝国的都城“裸露”在北来的风中。11月26日，当黄龙旗升起在城头上，连坐镇对面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女强人萧太后也放亮了目光。但她还不至于心慌，相反，皇帝亲征的事又不是第一次，宋真宗的老爸宋太宗就干过。但又怎样，还不是在高梁河畔受伤中箭，怆惶而逃。更何况他老爸是身经百战，而赵恒呢，怕是从来都没上过战场的“软柿子”。

但最终有件事让她不得不心慌了，那就是两天之前萧挞凛的提前阵亡。这位辽军中的实力派偶像，败宋军无数，同样受的是一枚利箭，只不过这枚从宋将张瑰手中射出的箭，不是一般的箭，也不是毒箭，而是一枚以床子弩射出的大箭，击中额部，他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痛就断了气，鲜血从他的脸上流出，凝结成一朵红云，而这朵红云也让聪明的萧太后感到了无奈，甚至绝望。

“难道这里便是我的葬身之地？”她不由得长叹一声。

但历史这时候给了她一个机会，给了这支孤军深入他国边境一千里，人困马乏的军队一个机会。萧太后没有想到，她的议和请求，宋真宗爽快地答应了。

澶渊之盟几乎成了宋真宗的耻辱，但对这位看似懦弱的皇帝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尽管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偶然。或许，经过几百年昏天暗地的杀戮，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和平的曙光已升起在这片平原。

就这场战争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相信宋真宗彼时的妥协和软弱，白白丢失了一个上佳的机会，浪费了大好的局面。但问题是，即使这次胜利了，甚至将聪明的女子萧太后也给灭了，带着仇恨的辽人不会因此而停止侵扰，帝国的边境依然会飘摇于烽火之间。而连年的战争，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费用，挑战老百姓生存的底线。更重要的，是造成局势的动荡，政权的不稳。尽管有太祖和太宗打下的基础，但离陈桥兵变，也就4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比五代时的各个朝代长出多少。更何况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有两位皇帝逝去，要说是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停留在猜测层面，宫庭的烛火抖抖晃晃。如果战争再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势必又有一批将领拥有超出一般的权力，什么时候再来一个兵变，不是没有可能的事，甚至更严重些，直接就割了你的人头挂上了城墙。“五代”变成“六代”甚至“七代”“八代”都是很有可能的事。

胜之，和之，面对辽这样的强敌，于宋真宗而言，这是最好的机遇。“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的一种高风选择。如果你是战败者，就不会有这份从容，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亦如此。这不是投降主义。更何况与萧太后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签“誓书”，有一个好处，是她有能力确保盟约得到顺利地执行，而不像那些昏庸软弱的主，说不定回去就给干翻了，使盟约成为过期的支票，事情又重新回到起点。

我们难以猜测到宋真宗当时是否是这样的真实想法。但至少澶渊之盟之后，大宋迎来了100多年的辉煌，从而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看到了《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至于那三十万岁币，即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那真是小菜一碟。祝勇在《澶渊：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根据后来宰相王旦的计算，这笔支出不及战争军费的百分之一，如果按宋朝政府的年度全部财政收入计算，还不到0.4%。用这点代价结束战争，实在划算。

和平真是个极好的东西，河北平原上的农民闻到了久违的气息，那是真正的阳光味道、青草味道、麦穗味道……安详而宁静。但和平仍需要武力去维护。一纸盟约，可以让辽宋之间相安无事，但旧有格局的改变，往往不是A吃了B，或者B吃了A，而是突然来了个C，把A和B给灭了。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没有了强大的军队，越是害怕战争，战争就越会如影相随。只不过这时你已没有任何的胜机和胜算，你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从容，留给你的只有屈辱和灭亡。此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事，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

这让人想起郑和的事。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家自永乐三年（1405年）接受明成祖朱棣授予的神圣使命，开始七下西洋，远航太平洋和印度洋,沿途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引领了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虽然说这一路上更多是为了宣示皇权，做的看起来是赔本生意，巨大的开支让明朝的财政不堪其重负。但1477年，当那个名叫刘大夏的兵部侍郎为了彻底打消帝国重启远航事业的决心，一把火把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全烧了时，留给人们的不止是一堆随风起舞的灰烬。当然，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如此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并不只是这个原因，但此间的空洞也已成了一个永远的“伤疤”，甚至于今天，关于郑和船队真正到达过哪些地方，也只能根据其它资料的零星数据予以碎片化推断。或许，帝国的船队也绕过了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甚至绕过帕潘斯高原之南的合恩角，又重新进入了太平洋。或真的是第一个绕行了地球。当然，今天我们无须去强调这些，并刻意去声明这个听起来不靠谱的第一，如果久久是要这么个名份，那又有什么用的呢。但是，船队的资料仍是如此的重要，可以说，正是花费了重金才得到的“宝藏”，如果保留了下来，总会有人去研究它，从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而问题是，刘大夏据说还是一个口碑不错的官，他对自己做这事还相当的满意，相当的自信。

无疑，郑和下西洋，这更像是无意中进行的一场风险投资，但投到后来，发现资金链有断的危险，就慌不及措地收了手，回到平庸的状态。这样的收手，或许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为了帝国的平稳运行。但是切记，所有的风投都是有意义的，哪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风投的价值，不是只在于获得资本的增值，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看清人类的未来，给予今天的人明天的方向，明天的答案。带着逐利的想法，去做风投，或许只有短浅的目光和一地鸡毛。

人是需要有一定奉献精神的，不为当下，为未来的长河。这样，才能诞生伟大，伟大的人、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国家。

按照这个逻辑，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人物能够造就伟大，但他却早早地落幕了，留下一个狠籍的声名，他就是那个短命王朝隋的皇帝杨广。

像我年龄的这一代人知悉杨广，更多是从单田芳老师的评书《隋唐演义》开始的。荒淫无度、横征暴敛是加在他名字前的定语。他的表弟唐高祖李渊还给他上了个谥号叫炀皇帝。谥法对所谥字号有着详细解释，关于“炀”的解释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看起来此人真是一无是处，坏得可以。

但这是真实的杨广吗？

唐初由魏征和长孙无忌主编的《隋书》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书中指出杨广“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实在是一个不错的评价。不说他战功显赫，南下平陈，统一南北，攻灭吐谷浑，征讨契丹，东征高句丽、琉球，等等，就说他组织开凿接通大运河，就是一桩显著功业，大大开拓了隋朝疆域，也加快了南北经济和文化交融。但这个还不是重点，他实施的机构改革，即“三省六部制”，被大唐捡了个现成，时至今日，仍被日本沿用。他还开创了科举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至今。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仅此，他就可以彪榜史册。

可是，他为未来做了许多，但却忘了当下。他太性急了，太好大喜功了，本该按部就班要做的事，怎可一古脑儿全上了？以至于劳民伤财，让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如此情境，再骄傲好看的头颅只怕也只能黯然。

再远大的理想，也要植根于土地，也要顾及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黎民百姓，也要张弛有致。有些事情要做，但不是现在。现在，先让自己活下来。

活着，是一切的基础。

这么说，并不是为杨广洗地。他在劫难逃，不止因此。史书记载的他的种种可恶，只怕并不能删去大部。但比起个人的品行，他对时势的认识和选择，只怕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刘大夏能有那份自信。

所以宋真宗说：“数十岁后，当有能扦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

这一刻最纠结的只怕是宰相寇准。这一趟，他辛辛苦苦将皇帝老儿“逼”到澶渊的城墙上，以此大振宋军的士气。如今，宋军明显占了上风，对方明显处在弱势，正好乘胜追击，乘机收回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作为礼物送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部分或全部，甚至更遥远的草原腹地，成就一番伟业，在扩疆拓土的同时，也可为宋太宗报一箭之仇。但处在他的位置，出于对帝国领导者利益的考虑，出于对天下苍生的体恤，他不得不去权衡和考虑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由此带来的巨大损失。当宋真宗答应议和请求时，他并没有一味地阻拦。

五

历史的漩涡，将人卷入矛与盾的纠缠，尤如一条缠绕的线束，伸向遥远。

但1004年的那个冬天，那次握手言和，对林逋来说，比之寇准，他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失落。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新的时代确已悄然而至。

天下已定，不会再有我林逋什么事了。

或许林逋发出这样的喟叹，更多只是我的想象。

但我想，与其他故国遗臣子弟不同，林逋去那里并不只为得到一官半职。对当官，他可没多大的兴趣，“只觉得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他也断不是抱着去那里见见世面，交几个知心朋友，为自己以后的事业做一些人脉上的准备。尽管当时曹州因其地理位置上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战略重要性，汇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的优秀青年，还有官府重用培养的年轻官员，使得他有机会认识其中的佼佼者，并结下深厚的友情，甚至可能包括李建中、李及和薛映。

但他无疑是个非常人，他来到此地，仿佛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而且，这件事不仅仅关于他自己，至少不是为自己扬名立万。

梅尧臣在林逋诗集的序言中写道：“君在咸平、景德中，已有大闻。”

那么，他因什么而大闻？

是他的诗名？这确有可能。虽然他早期的诗作遗留不多。宋史称他作诗“既就稿，随辄弃之”，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得300余首传世。这中间，归隐之前特别是放游早期的作品极少，感情平实，起伏不大，有较浓的生活色彩，基本是放游生活的写照，如《寿阳城南写望怀历阳故友》：

楚山重叠矗淮濆，堪与王维立画勋。

白鸟一行天在水。绿芜千阵野平云。

孤崖拂阁晴光见，极浦渔舟晓未分。

吟罢骚然略回首，历阳诗社久离群。

这是林逋经宣城、芜湖、当涂、和县、含山、寿县、无为、潜山、池阳、金陵等地，直至曹州途中，在寿县逗留时，回忆历阳故友的感怀。大概是他在历阳呆了的时间不是太短，他还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诗社，与当地的诗人一起读书唱和行乐，度过了一段快乐逍遥的日子。多年之后，他在《春日怀历阳后园游兼寄宣城天使》写道：

昔年行乐伴王孙，事尽清狂是后园。

一榻竹风横懒架，半轩花月到顽盆。

佳人暗引莺言语，芳草闲迷蝶梦魂。

今日凄凉旧春色，可堪烟雨近黄昏。

在过去的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此诗或是个密码，以解开他的不婚之谜。一句“佳人暗引莺言语，芳草闲迷蝶梦魂”，的确能将人引入“歧路”。但后来一想，倘若在历阳这个地方，真发生了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多年之后他断不会如此轻松地回味这段美好的时光。但作为一个客居者，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诗歌文人圈子，一方面，固然靠有人邀请或引见，另一方面，自身须得有一定的诗名吧。

而正是这种放游，让林逋的诗名更大。所以，陆放翁在《渭南文集》中云，至祥符、天禧间，“天下文学名天下者，陕郊魏仲先、钱塘林君复”。

但陆放翁毕竟是后人，对林逋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了解估计也是在各种典籍的考证中获得，也会有空白，和个人的好恶。巧的是他所提及的两人，无论是魏野魏仲先，还是林逋林君复，都是当时的隐者，且为宋真宗所重视。这是比较有趣的，实在有太多的耐人寻味。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林逋以诗名天下有不确定的说辞，事实上，从现存的诗歌看，林逋的诗歌的确在当时处于领先者的行列，不仅仅是那句传诵千年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但林逋之所以大闻，难道久久是因为诗名？这里面大抵是有可供探讨的空间的。

“驴仆剑装轻。寻河早早行”（《汴岸晓行》）“胆气谁怜侠，衣装自笑戎”（《淮甸南游》），如此英姿勃发的少年英雄，便是林逋在诗中的自画像。这也比较符合我们之前的推断：从一个重武轻文的乱世中来，特别是五代十国的那些官员后代，见惯了祖先在马背上的出生入死，经历了故国灭亡后家族和人生的沉浮动荡，身上没有一点武功，怎敢闯荡江湖。这是必备的素质。南宋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说林逋“微邻于侠”，范仲淹在《寄赠林逋处士》中写到他与林逋交流相处，有“剧谈来剑侠，腾啸骇山神”的感慨，可见林逋不仅会些武术，而且还隐隐有侠者之气。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美名传扬？

这是我的猜测。

但有一点不好理解。

范仲淹是个隐士控，他虽然自己不是隐士，但与许多隐士有交往，且往往是忘年交。比如魏野，比如林逋。他对林逋的评价很高。他和林逋相识，应是天禧五年（1021年）之后的事。对林逋来说，已经走入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在林逋的诗中见惯了“病”字，好像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他自小体弱多病，甚至于让人以为他的不婚，也是因此。但同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范仲淹他们这些青年才俊的眼里，是不同的另一个形象？

这一直是我的困惑。

一个人生病，这很正常，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一个人老是自怨自艾地强调自己生病这个事实，算不算正常？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生病了，内心感到脆弱，就会向他人诉说，以引起关注和同情，甚至救助。但那个人若是林逋，就不正常了。林逋是这样一个性情孤高的隐者，只怕是宁愿自己默默地死去，也不会选择这样。更何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病也不是生一天两天了，如果有诸如上述的想法，也应该早早地漏了——“投了降”。我不敢把林逋的这种行为归之乞怜，更不敢将之认定为一种故意的示弱。尤其对于后者，这样的念想竟让人割舍不下。

而在另一边，改革家范仲淹千里迢迢“越界”，从泰州的任上来到杭州，来到孤山，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仰慕林逋的为人为诗为文？

这里面有太多的未解。但倘若真如我的想象：他是在回避，他本打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打算做这件事，或不为自己，只是受了他人的委托，或者干脆没有人委托，只不过他觉得应该这样……现在看时势对自己不利，或者大势已去，只好放弃，只好把这个伟大的想法，伟大的计划深藏心中；或者无须他出手，目标就已鬼使神差地达到，他于是撤退，并想方设法盖住那些一不留神就会显露出来的光芒。

那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愿意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演变下去。

六

他于是发出喟叹：天下已没有我林逋什么事了。

他或作仰天长啸状。

这一情景像极了陈抟率几百弟子在赶往汴梁的路上听到宋太祖登基，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的样子。

陈抟据说是林逋的师父。

陈抟（871年—989年），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白云先生”、“希夷先生”， 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养生家，尊奉黄老之学。

后人称陈抟为老祖。

既被称为老祖，自当不凡，也会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发生之事，有些只怕是后人或信徒生发之想象。据说陈抟以善睡著称于世，“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陈抟虽退居山林，练习睡功，但也未曾忘却济世治国，于寻仙觅真之际，寻求治国拨乱之道。宋太宗时，陈抟两次应召入宫与太宗交谈。有一次太宗让宰相宋琪询问神仙方术，陈抟不但直言自己无方术可传，还指出白日升仙于世事无补，所谓“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最好的修行就是“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另一次，宋太宗向陈抟求问济世安民之术，陈抟取纸笔书写“远近轻重”四字，解释说：“远者远召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太宗听罢大悦。陈抟临出京时，太宗在便殿赐宴，诏宰臣赴宴赋诗，以宠其行。

本应是化外之人的陈抟却一直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不止是宋太宗，还有之前的宋太祖、周世宗、唐僖宗。这些皇帝为何如此看重他，除了长寿、除了种种民间传奇，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他的这些经世韬略和治国理念。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毕竟是乱世，有太多的可能。更何况是这么一个在民间有众多跟随信仰者的厉害角色，皇帝们自然放心不下。于是，得三日两头把你找出来，叫到身边，试探试探，揣摸揣摸，研究研究。

《唐才子传》说到陈抟的弟子，称“如洛阳潘阆逍遥、河南种放明逸、钱塘林逋君复、巨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长，皆从学先生。”

这是大咖的豪华组合，称之为魅力集团并不为过。

这也多少有些离奇。倘若此说为真，则可解开林逋一生中的许多秘码，这些秘码如今隐在一处空白中，但这一刻我们像是触及了某个机关，在这处空白中逐渐浮现出一些画面，一些场景，一些数字，一些背影。

陈抟逝于公元989年莲花峰下张超谷。这一年，林逋刚好二十出零。倘若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已入陈抟的门下，那么太平兴国九年当陈抟参访汴梁与宋太宗赵匡义“交流”济世安民之策时，林逋或就在他的身边。因这一趟陈抟被留了几月，宋太宗才放他归山。那这几个月里，林逋和他的那些师兄弟们有哪些奇遇，就有许多种可能了。

但此说终归让人不太放心。虽然，林逋的很多修身养性和济世治国理念，像是得了陈抟的真传。但光凭一段记录，我们仍不能莽然的认定。但无论如何，于林逋而言，他生命中给我们留下的空白，即离开上林书院，到放游江淮的这段日子，的确需要有这样的一位名师给予提携、教导。即使没有陈抟，大概也有同样厉害的一位老师。

同样，他也是一位厉害的老师。在出师之后，就有弟子。

《宋史》说他“尝客临江，时李谘方举进士，未有知者”，对别人说“此公辅器也。”他去世时，“谘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如此云云，很是明白。当然，在他的弟子中，他的侄子林宥你可以不算上。但对这个侄子，他是万分的欢喜，只怕寄托了自己的希望。这希望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内心的失落。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林宥是不是他堂兄林通的儿子。更有可能的是，林宥来自家族谱系里更远的分支。他教育林宥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就在他出师之后，放游江淮的初期，只不过，当时跟随林逋的，是只有林宥一个人，还是还有其他；当时林宥是跟着他放游，还是只在较短的时间里在某个地方，或者说在林宥的家里得到了他的教导，只怕仍是未解。

他教育弟子，自不会仅限于如何作诗著文，应是涉及天地自然、人文经史、治国理政。他“少孤力学”，名师教导。他乐与年轻人交流，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较强的人格魅力，这从他与梅尧臣、范仲淹以及欧阳修等忘年交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他们相谈甚欢，完全没有年龄隔阂。他的眼光很“毒”，比如对李谘，他看得不是一般的准。

他具备做一个好教师的资本。

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关注了很久的问题：谁是那个或那些有心人，在记他的那些随就随弃的诗。林逋的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他人的唱和之作，或入书信，寄往远方的友人，或在诗社唱和，但相当一部分只怕是他的弟子承担了那个“有心人”，而他的弟子如何记录，记录什么，是否得到了乃师的默许？而且，倘若事情真的如此，那20多年之后，编辑他的诗集将是一项浩大工程。那不是资讯发达的时代，你只要在网上发一个帖子，就可以“唤醒”更多的相关者，而是需要你一点点去整理、发现、找到相关的唱和者，或寄书信（找人送去，找的人可靠的，或能送到，找的人不可靠，那是无论如何也送不到的），或千里迢迢，亲自登门造访，搜集相关资料。这编书的过程，当有许多本身的故事，也可发现林逋的一些过往，那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编书的人不会错过。很可惜的是，这样的故事和过往，我们并没有发现许多。

或许我们仍可将这归之于时间。但还有一个我关注了很久的问题，即他的弟子好像被人关注的不多。是他的弟子愚笨，还是他的弟子和他一样，选择了世外的生活？前者看起来不大可能。如果是后者，怕是受到了他个人魅力的深度影响。至少从他对林宥中第，以及积极鼓励范仲淹出仕改革的态度来看，他是希望弟子们出仕，而不是选择与他一样的生活。你可以说，像梅、范、李等人，都受过他的点拨，也可算是他的弟子。范仲淹更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林逋的智慧，写就了当时的“网红”文章超万字的《上执政书》。不过真这样去归并，有些勉强。

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中间是否有刻意地选择性“隐”去。

这“隐”，一方面来自他本身，这很好理解。另一方面，则来自官家的意志。

你可以说林逋及他的弟子隐得至深，长期处在官家的“雷达”扫描范围之外。但与他的名气相比，以宋真宗和宋仁宗对他的重视而言，这真不是个理由。

七

“天下于是定矣”，当陈抟说这句话时，我们或许有多种解读，但终归是一种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感慨。无论是传说中所说，他看好赵母担子里一左一右坐着的两兄弟，还是他真有另起炉灶的想法。他这时应看清了许多，人生自此完成了华丽大转身，遂入华山为道士。

这是一种告别。这是一种比他百日不醒漫长许多的“睡眠”。

而澶渊之盟后，林逋一路向南，并没有马上归隐。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或许就是在想告别的一种方式。

直到1008年，那个可爱的宋真宗做了件很弱智的事：天书封祀。

对林逋来说，这事太荒唐太刺激人了。但问题是这样的事发生了，就这样平平常常的发生了。老百姓是瞎子吗？不，老百姓都安心于自己的小生活，根本不关心这鸟事。

天下太平，民心已定。眼前再也不是需要你出手相助的飘摇帝国。

于是告别，于是把自己埋葬，于是就有了正史里可以记载的信息：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

在这个过程中，他似“睡”着，但其实醒着。他最终把自己的智慧和人性之光，传达给了慕名前来的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们，传达给了西湖的山水，传达给了孤山上的松竹梧柳、桃李杏樱、梅兰菊荷、海棠蔷薇……传达给了此刻站在浙东象山港畔大茅岙水库大坝脚下沉思的我：

芳草谁能梦谢池，但将心地喻摩尼。

千岩万壑时相忆，明月清风两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