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表元的唐诗梦

对于国人来说，唐诗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情结。这种情结似与生俱来，有着血缘的意义。

前不久，因为特别的缘故，抽空读了研究宋末元初文学家，时称“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1244～1310)的书籍文章几种，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自唐以后，唐诗始终像远处的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成为诗人心中的一种存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和生活，虽极力想超越，却难抵左右，那种努力之后的徒叹无奈，或是内心最深的焦虑。

对于戴表元来说，唐诗无疑更像是一个梦。这位700多年前的奉化老乡，漂泊江南的教书先生，一生身处战乱困顿，却不忘遥望远处的高山，以及高山之后那远插云霄的雪峰，去感受唐诗的光芒。现在想来，更像是命中注定。

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名气不小的诗人，一个很有想法的诗人。

一

要说戴表元的唐诗情结，唐彦谦或许是一扇窗。

唐彦谦（？～893），唐代诗人。字茂业，号鹿门先生，并州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咸通末年上京考试，结果十余年不中，一说咸通二年（861）中进士。乾符末年，兵乱，避地汉南。中和中期，王重荣镇守河中，聘为从事，累迁节度副使，晋、绛二州刺史。光启三年(887)，王重荣因兵变遇害，他被责贬汉中掾曹。杨守亮镇守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时，担任判官。官至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节度副使、阆州（今四川省阆中市）、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刺史。晚年隐居鹿门山，专事著述。昭宗景福二年（893）卒于汉中。

戴表元和唐彦谦，两个相差三四百年的人，怎么会被联系在一起？唐彦谦怎么会是研究戴表元唐诗情结的一扇窗呢？

因为时间。因为后人的误读。因为那些不经意的存在。

至元二十五年（1288），时年45岁的戴表元回到奉化榆林的家。他去见了故交应浩然之子应德茂，并写下了诗歌《戊子岁晚赠应德茂》：

江海悠悠雪欲飞，抱书空出又空归。沙头竟成谁计是，山林又悔一年非。平生万卷应夫子，两世知名穷布衣。

在1284、1285两年里，戴表元的养父灏、生父溁先后去世。戴表元于1286年离开奉化，时隔20多年第二次去了杭州。但此番去杭，心境已与先前大不一样。想当年青春年少、登科及第、书生意气，那一段美好时光成为他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记忆。而如今，家国破碎，人生失意，为生计奔波，一句“恍然独行独止”，将失落孤寂的心情溢于文字之中，落寞的背影在料峭的春风中飘零。野桃花开了一角，但心情再也不能灿烂起来。作为先朝的遗民，戴表元的心是脆弱的，敏感的，心理的疗伤不可能一时完成。尽管有周密、鲜于枢、赵孟頫、仇远等一批朋友相伴，但都是些落寞的人，相聚的时候热闹一番，分手的时候更感寂寞。

而生活仍要继续，内心的力量来自何方，或许家乡是黑夜里最亮的星星。那里有生养的土地，性灵的山水，更有可爱的乡人。尽管战乱中他们四处逃离，但一俟局势稍有平复，他们也会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互帮互助，重建家园。

1288年，戴表元离开杭州，回到榆林，是否就是上面说的，回到家乡给自己疲惫的身心“加加油”，我不敢揣度。因为这一次，他在家乡呆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他没多久回到了杭州，一直到1291年春，他从杭州出发游吴，并于第二年再次回到奉化。

此次短暂的回乡，戴表元应是见了应德茂。至于应浩然和应德茂，与戴表元确切的关系如何，需要机缘去找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读万卷书仍是穷布衣的父子在戴表元的一生中，不是可以随意忽略的符号。

关于应浩然，戴表元写有诗《过应浩然先生墓》：

人间万卷庞眉老，眼见堂堂入草莱。行客须当下马过，故交谁复裹鸡来。山花不语如听讲，溪水无情自荐哀。犹胜黄金买碑碣，百年名字已烟埃。

关于应德茂，戴表元写的诗更多，戴表元现存的诗文中，较为明显的粗略统计就有《闻应德茂先离棠溪有作》、《次韵答应德茂雪后远寄》、《别应德茂怀断江》，以及上文提到的《戊子岁晚赠应德茂》。显见这对父子在戴表元人生中的地位。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对父子的“标记”，把后代的诗研究者搞糊了，以为此浩然是唐代那位与王维齐名的孟浩然，此德茂也自然成了孟浩然之子孟德茂，于是有一大波的诗作被误收入唐彦谦的《鹿门集》中。

根据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飞在其博士论文里的研究，最先对此问题予以关注的，是清代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续志》。朱绪曾（1805～1860），近代诗人、学者。字述之，号北山。上元（今南京）人。少从邑人孙铃问业，清道光二年（1822）举人，官至知府及秀水、孝丰知县。斋名开有益，藏书甲于江浙。其中官秀水时，获抄“文澜阁”书，故所藏宋元秘籍，多外间所罕见。他在《开有益斋读书志·续志》中的《剡源集佚稿》中写道：

唐彦谦《鹿门集》多误收剡源之作……尤可骇者，剡源集《过应浩然先生墓》，此昌国应傃之后人，应氏为四明耆旧，故云：“人间万卷庞眉老，眼见堂堂入草莱。”又《戊子岁晚赠应德茂》云：“平生万卷应夫子，两世知名穷布衣。”则德茂为应浩然之子。袁桷《清容居士集》有《题应德茂游吴纪事二绝句》。其为姓应无疑。今《鹿门集》前题《过浩然先生墓》，去一“应”字，以为孟浩然。后诗题《赠孟德茂》，注：“浩然子。”加一“孟”字，第七句仍作“平生万卷应夫子”，不知何解。唐茂业虽是唐人，集名《鹿门》，似与孟襄阳《夜归鹿门》相涉，然茂业为懿宗咸通年进士，去开元岁一百五十年，何能有“眼见”、“入草莱”及“故交”、“裹鸡”之语，而与其子船上酒香鱼肥，赠以诗乎？浩然是“应”非“孟”，其为戴作，非唐作，明矣。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看出，朱绪曾的论证非常严谨，一环扣一环，可谓滴水不漏，答案自然也如他所说，明矣。但问题是，这些诗，放在《剡源集》读，自是一脉相承；放在《鹿门集》，竟看起来也不觉得突兀。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有些难答。事实上，今人也有与朱绪曾意见相左的。观之于百度词条，也是如此。人的感觉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无可避免，对于一种业已存在的组合，哪怕是错误的，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觉，怀疑和说服同时进行，开放和束缚同时存在。更何况，无论是戴表元，还是唐彦谦，虽在当时名重一方，但都不是顶尖的诗人，和大多数的诗人一样，他们的特色并没有鲜明到“凌驾”于他人之上，他们的魅力也无法抵消时间的冲刷。他们存在过，在一个时代，或许精彩，或许艰难，都鲜活地存在过，但终究黯淡，渐渐湮没于历史的星空之中。

被人记住的总是少数人。但仔细想来，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能认识几人。即使是一个小城，一条小街，也会有两个一世陌生的人。但反过来讲，无论如何，有些人注定会相逢。

这就是缘份。无论时空如何转换，无论星光如何黯淡，总会有人发现。因为这世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让两个看起来孤立的人或事联系起来。更何况对于历史中的某个人，或因为血缘，或因为地理，或因为兴趣爱好，或因为时间梳理……他被记起——他俨然成为了一扇门，让我们通过这扇门探究那厚厚时间尘埃覆盖下的世界，不只只是为了纪念，或者猎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扇门了解人类，了解我们当下的自己。而对于占人口中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比之于李白、苏轼等天才级的人物，或许戴表元、唐彦谦等更具有参考意义。

二

宋德祐元年（1275）三月，元军占领建康。戴表元也随之开始了避难生活。其间，他曾被委以杭学教授及户部掌故、国子主簿之职。杭学教授，他推辞了；国子主簿，因战事正紧，他无法上任。实际上即使上任，怕也是短期的活，可能还要命。当年夏天，戴表元逃回到家乡。但此刻窗外，不是郑愁予诗中得得的马蹄，而是蒙古兵的铁蹄，仍在江南的大地上无情地踩踏。因此逃亡仍将继续。大概还不够舒上一口气，他不得不继续南逃，避乱于台州之地。及至1277年，当战争的尘埃渐渐落定，他才真正意义上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短期停留于棠岙后，于第二年在榆林买地建房，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从事农耕，教书授徒，交游倡和。也就在这一时期，戴表元开始了真正的诗文创作，其“宗唐得古”的思想也渐渐成型。

棠岙和榆林，都是在剡溪边上。或许是因了这条溪，因了四明这一片山水，戴表元注定与唐诗有一场约会。

中国的传统诗歌，唐诗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它将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从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到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论初唐时的融合孕育、盛唐时的全面繁荣，还是安史之乱后的潮退反复，这一路上，名家无数，名句无数，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最大奇迹，没有之一。尤其是开元、天宝盛世，李白的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如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的诗和生活，成为竖在高山之巅的一面旗帜。更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当然，还有与李白并称为“李杜”的杜甫这位跨时代的诗圣，仿佛大家说好了似的，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为那个伟大的时代勾勒出一片美丽的星空。这似乎也印证，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总是人才辈出，灿若星河。

对于后来者来说，唐诗是难以模仿的，无法代替的。因为唐诗是一个梦，一个盛世梦，一个飞翔的梦。它是一种理想，如远处的雪山，照耀着一颗颗漂泊游离的心。它骨气端翔、韵味无穷，它兴象玲珑、浑然天成。它始于唐，最终也归于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它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兼容并包，文化的南北中外融合，创造了对文学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

戴表元移居的棠岙、榆林等地，本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一部分。此处处于天台山脉和四明山脉的交接地带，溪河盘旋，地形复杂。山不高，却也有雪瀑、崖壁、山风、竹林；水不深，却也是九曲回肠，魂牵百里。六昭、跸驻、两湖、桕溪、三石、茅渚、班溪、高岙、公棠，这些落在“剡源九曲”上若隐若现的地名，虽处于山林，但一条不算太过漫长的清秀的溪河，将它们与城市和渡口联起。既有一定的距离，又绝非人迹罕至之地，这样的地方，是适于安放入世的心的。

中国的隐士，最多只是不关心政事，并不是从此与世隔绝。有隐得蛮厉害的，那就是去觅仙的，可谓别样的人生选择。或许对他们来说，心里始终相信生命中会有穿越，即使是跟着一个乡居的老头，拐过一条山野小径，拨开一些下垂的枝叶花朵，就有可能来到一个桃源之地，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样的念头可能谁都会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个念头，真正行动的不多，即使有，大概也是一时之兴起，阶段性的痴狂而已。更多的隐士怕是身在乡野，心在朝廷。即使如王右军，虽辞官退隐山水，一方面固然是钟情于山水，又有谢安、孙绰等好友交集；另一方面怕也是看清了情势，乱世之中，如何独善，也是个重大的命题。论语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话，把这种种心机给说透了。

所以剡溪两岸，四明雪窦，便有了一大波隐者的足迹，所谓“不乏逸人隐士、仙家辈出”，更是给予这一方清丽的山水神奇的色彩。而右军之居于九曲剡源之首曲，晋穆帝下六道诏书而不回，于后来者而言，本就是传奇。至于他的功与名，怕是更令人念思的了。

名士的踪迹总是能吸引心怀理想的人。更何况，在唐朝这个梦四处飞翔的时代。漫游的诗人一波波地沿着他们的足迹，入天台、入四明，一条剡溪串起了多少诗的音符，一峰雪窦留下了多少诗的意境，一瀑徐凫溅起了多少诗的雪花。尤其大历之后，社会开始动荡，武将有了用武之地，文士则被挤到社会边缘，追忆往昔，恍若隔世，目睹现实，恨生不逢时，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于是刘长卿来了，孟郊来了，皮日休、陆龟蒙来了，方干也来了……

公元1277年，戴表元也再次来到了这里。比之以前，这次因为战争，动荡更甚。自然，和以往一样，这一片山水又成了“隐者”之家。据《奉化市志》记载：宋末战乱迭起，北方居民大批入境，元至元年间，（奉化）总人口达26.3万，比宋天禧年间增14.8倍。戴表元《朱叟伊诗序》云：“于时浙中诸老林立，寄公侨客，自中原避兵来者泉集，而吾州尤为渊薮。”行走在乡野小路，身穿破衣草鞋，尘垢满面又步履匆匆的那个人，难不准是一位相当当的人物。四明山水又起到了精神疗养的功效。只不过，对于戴表元而言，这里有个特别之处，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虽然他小时候或居住在奉化小方门、丝绵行，但剡源戴姓本是同宗，无论从地理，还是从血缘上讲，榆林都可以称为他的家的。

因此，戴表元并不寂寞。在居住榆林期间，一方面，他与舒岳祥、胡三省、刘庄孙、毛震卿、汤子文等交流甚密，又先后识得好友陈养生、赵孟頫等；另一方面，四明的山水给他灵感，沿着那一段“浙东唐诗之路”，让他在追梦唐诗的路上，有了非同一般的感觉。所谓山水传情，那一抹在唐朝失落的情感，此刻他可以细细的体味，而他对于唐诗的推崇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诗论和主张。

作为印证，那时的戴表元已开始着手编一本唐诗的选集，汇诗、择诗，随选随录，录以成帙。至大德三年（1299），终于完成《唐诗含弘》的编撰。这本长期不为人所知的唐诗选集，其清抄本（残卷18册）现存于苏州市图书馆，共录得唐代诗人204家，诗1635首。

在《唐诗含弘》序中，戴表元写道：

世之评诗者曰“初日芙蓉”，又曰“弹丸脱手”，是则诗之为义，如丈人之承蜩，疱丁之解牛，工倕之斫轮，出乎自然以写其情性。若用意谿刻，遣调岩险，想其胸中若有不能遽吐之物，则病于生涩。想其笔下若有不能遽达之旨，则伤于锻炼，均无取焉。中乎道者，其唯唐贤乎。唐诸名家之诗，养之渊然，按之冲然，婉缛而不流于绮靡，直往而不流于血气。不浅不深，非显非晦，登峰造极，有非人可得而及者。

寥寥数语，将他对于唐诗的看法呈上。

在此序中，戴表元言及编此选本的动因，其中之一就是受其师王应麟、舒岳祥所鼓励。在谈及唐代诸名家之诗时，两位老先生对他表意：唐之诸名家，无不抒写其性，运用其妙，然其间一日之短长，偶失之推敲，不无有取舍之慎，盍相订以成集，可乎？戴表元自然闻之欣喜之至，马上进入状态。虽因他事所阻，在二十多年后，才最终成册。然期间日积月累，心血是花得多多的，自然也是兴致所在，因此对于唐诗的认识大概也是日益精深的了。

三

自然，戴表元不是当时提出“宗唐得古”的第一人。在其之前，这怕已是诗坛的一种思潮。当时，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方回所著《瀛奎律髓》所选3000多首诗歌，唐诗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四灵、江湖诗派也是以晚唐贾岛、姚合、许浑作为典范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安史之乱之后，在高空飞翔的诗歌，在杜甫这位伟大的“机师”操作下，开始低空贴近现实。世间便多了一大群苦吟人，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韵味逐渐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调也逐渐消退。清杨伦以为杜诗“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确是比较中肯的评论。这位自盛唐诗人群“出走”的诗人，其步入中年之后，浓郁顿挫的诗风恰好对应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的笔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可以说，凭一己之力，杜甫将诗歌的盛唐气象又向后延续了几十年。但此后，这种气象便不可避免地应合唐朝政权的走向，一步步走向衰败。虽有李义山，以其善感的灵心、细腻丰富的感情，以一种朦胧的美，把诗歌表现内心世界的魅力达到极致，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但总体来说，这只是个例。换句话说，即使如李义山这样的天才，也难挽颓势。

这块土地上若只有权力和杀戮，而没有了自由的思想，诗歌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及至宋、至元，盛唐的气象再也没有来过。外族入侵、中央集权、思想管制，以及理学的兴起等等，使宋诗在继承唐诗时，虽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虽融入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但却怎么样也找不到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那种胸怀宇宙万象积极昂扬的气韵。即使杜甫，虽宋有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对其推崇倍至，但技艺可学，可精进，杜诗里超出常人的那部分仍是属于盛唐、属于从盛唐“出走”的杜甫，却是宋人怎么样也学不会的。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 “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所谓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唐宋诗歌的差异也就一目了然。

和前述王禹偁那些前人大家一样，戴表元概是看清了唐宋诗歌中的这种差异，愈明晰，愈觉得唐诗的那种“无迹之迹”的可爱。但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在选本中，他表现的诗学宗趣还是在中晚唐，比之于初唐、盛唐，更多选录了中晚唐诗人的作品。这里面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考虑到戴表元所处的时代，大概也有可以揣测的。或许对一个身处战乱中生活困顿的人来说，像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是奢侈的，不合适的，当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或许也与一个人的阅历相关，从戴表元的行文风格来看，他毕竟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但他骨子里大概也是有点小情绪的，他有赵孟頫、鲜于枢这样的朋友，不至于在喝酒的时候像个迂腐的教书先生。但一个人身处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自小就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你反对恶，恶早已在你身体里生长。无形的束缚早已潜移默化了你的趣向。

就像当你沿着山道一直向前摸索，行至山头，你只能看到远处的几座高峰，至于更远处的雪山，那大概只能是心中隐约的潜在。又或许是因为人们已经知晓了雪山的这种距离，穷己一生也无法到达，便把稍近的高山作为攀登的目标。但无论是前者的有心无力，还是后者的务实考虑，于心里总是不甘的吧。

这样的揣测大概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正如我试图说服自己，是因为同病相怜，而不是惺惺相惜的缘故，戴表元在选本中选录了中晚唐中小作家的诗作，比如在七律中，就选有刘复、郑锡、柳中庸、杨凝、李中、赵光远、罗邺、罗隐、吴商浩、杨牢、沈彬、王表、高骈、郑淮等中小作家的作品。但这样的想法让我纠结，有时候我想，哪怕有这种想法，也是让人羞愧万分的。

再回到唐彦谦，在《唐诗含弘》余响卷上，收录有12首唐彦谦的作品，这比大多数的诗人收录的作品多，可见戴表元对唐彦谦的重视。或许戴表元是较多接触唐彦谦的诗作的，也有较深的研究，或者在写作上也是有相当的借鉴的。于是对后人出了个难题，因为一个“浩然”，结果把两人的作品搞糊了。

但无论如何，戴表元是有一个梦的，一个唐诗梦。虽然他无疑生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盛唐的气象。他目睹了一片片的衰败扑面而来。在这种衰败中，他依稀捕捉到了那道盛世的光芒，尤如落叶之金黄，一种炫烂的错觉。他漂泊潦倒的身影，在江湖中勾勒出一个诗意的画面，成了一个时代特定的符号，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模糊：

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

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

他像个歌者，这样吟唱着，并走进了我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