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

我对和我一样年轻的阿珍说，不就是给厂长登记一双鞋号吗，何必这样兴师动众？

阿珍两只圆圆的眼睛盯住我看了好半天：怕什么，天会塌下来？

那是早上上班不久，我正伏案起草一份文件，厂器材库来电话，说库里最近要派人去上海购批劳保皮鞋，让我们厂长办公室速将厂领导的鞋号报过去。主任探亲不在，我速将情况汇报给临时负责室里工作的阿珍。阿珍当时正坐在打字室和三个打字员谈什么热点新闻，开心的笑声从楼上直传到楼下。听了汇报，阿珍就皱了眉，说厂长出差去了深圳，一时半时还回不来，事情有些难办。我说好办，人的身高是脚长的七倍，只要知道厂长的身高，就能知道厂长的鞋号。阿珍一瞪眼，说我废话。满脸卑鄙的微笑。她让我把全室人喊到打字室，说要开个短会，研究一下厂长的鞋号问题。阿珍这人向来办事认真，连走路的步子都迈得不紧不慢，不大不小，稳稳当当，深得主任和厂长的赏识。

阿珍首先深刻分析了厂长鞋号登记准确与否的厉害关系。登鞋号事小，反映出我们厂长办公室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和为厂领导服务的态度问题。眼下正遇砸“三铁”削减人员，小事情办不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切身利益。可厂长调厂里上任还不到一个月，家又不在本地，这鞋号从何找起呢？听阿珍这么一讲，我们大家深深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也不再认为阿珍是在兴师动众，反而由衷地钦佩起她的干练与成熟，就学着她的样儿皱起了眉头。

阿珍到底是阿珍，一摆手让打字员立刻打印了七份“关于寻找厂长鞋号的最佳建议表”分发给我们全室人均一份，要求每人至少填写三条以上，下午上班提交给她。

文件自然是起草不成了。我们几乎全停下了手里的活，关了各自办公室的门，手捧着脑袋，替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挖空心思地等待着灵感的降临。都想在这件事情上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空前绝后，都想到时候美美地露上一手。

午觉自然是没有睡成。大家都怕在宿舍或者家里会使灵感的降临受到干扰，竟不约而同地早早地胡乱吃了顿午饭就往办公室跑。

我怀疑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出了毛病，二十多条建议竟像同出一辙。可这些小小的智慧果，最终还是被我们又残酷无情地否定了。与厂长早先的单位联系，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正如阿珍说的，那都是些无凭无据的老黄历了，谁敢打保票说厂长的脚就一直那么点大，再没有长呢？给他家发电报吧，但谁敢拍着胸脯说出人家家属的确切地址呢？至于说厂长办公室的地方，不错，值班床下倒是有一双鞋，可那是双拖鞋，谁敢说拖鞋与劳保鞋的鞋号就没有区别呢？

为了各自的饭碗，大家谁也不敢轻易地拍个胸脯，甚至不敢轻易地打个响鼻。我们像是一群失落在林子里的鸟儿，被饥饿驱赶到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时不时地发出些还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悲叹声。万般无奈之际，只有学着阿珍的样儿，耷拉下平时高傲的脑袋。

阿珍究竟是阿珍，说声马虎不得，大家的脑袋就又旋拉到了原位。我想我们的脑袋或许原本就该是耷拉着的，何须当初非要制造出一副高傲状来吓唬人呢？

这时候，不知是谁打开了一扇窗户，就听一束刺眼的光柱忽地射进潮湿的空气里发出嗞嗞的脆响。机灵的小通讯员叭地一拍脑袋，说几天前他在厂长的办公室里打扫出一双绣花鞋垫，一时疏忽扔到了三楼的垃圾洞里。阿珍的一双圆眼倏地亮了许多，直亮到我们大家的心里。

我们兴奋得将“小通讯”抛起好高。

整个下午，我们身着工服，头顶初秋的毒日聚集在一楼的垃圾总出口处寻找那双鞋垫。为了消掉早上对于阿珍的那点敌视，我不惜丢下临产的妻子，在垃圾口爬进爬出。

男士们挽了袖筒，奋力挥锹，汗落如雨，女士们全戴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由阿珍领着，在蚊蝇的呐喊中，一人捉一根细木棍，弓腰圈背，不停地翻刨着那积压了整整一个夏季的垃圾。那副目不转睛的可爱模样，远远望去，与其说像一群美国西部的淘金者，莫如说像一群寻食的鸟儿。

（《鸟儿》首发于《百花园》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