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女人

裹脚，也叫缠足。裹脚的过程，远不止用长长的布带紧紧缠住女孩子的脚，很多情况下要对女孩子采取强制措施，大多数女孩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直到成年后脚骨变成严重畸形。对每个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痛苦而慢长的摧残过程，本质上讲，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身心残害的一种传统恶俗，最直接的表现是，它让一个个好端端的女孩子变成了“小脚女人”。正是这种习俗，在中国顽固地存续了千年之久，竟然演变成中国独有的“小脚”文化，成就了那时人们一种独特的审美观。美，是女人永远的天性，这种天性的释放，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是在这“小脚”文化时代背景下，“小脚女人”也会以一种特别的形式释放着这一天性。“小脚女人”已成为一种畸形之美的时代记忆，而“小脚”，也给人们留下一抹韵味悠长而挥之不去的别样乡愁。

我的邻居大奶奶就是这样一个“小脚女人”。

大奶奶和我家并不同姓，可她和我的亲奶奶没一点区别，她把我当亲孙子看，我把她当亲奶奶待。那时我八、九岁。我和大奶奶家隔着一条窄窄的胡同来往，这胡同没多宽，记得爷爷出殡那天，8个人抬着爷爷的柏木寿棺刚刚能出得去。那时，我已上小学二年级，大人们都忙着生产队里的活儿，为挣生产队的“十分”工分，起早贪黑，家中常常是多半天没人，却从不把栅栏大门关上，更不用说上锁了。大奶奶裹着小脚又上了年纪，无法去地里劳动。可她总闲不住，往往是边忙自己家的事儿，边替左邻右舍照看着家，到时候还给我家喂喂猪喂喂鸡、拾掇拾掇院子什么的。为了防止鸡狗鹅鸭外窜，父亲就用铁条在栅栏门门柱上拧上一个鼻儿、在门框上结成一个挂儿，外出时就关上栅栏大门，把门挂儿扣在门鼻儿上。到了冬天，大奶奶便拿了自己家那把长方形、只有一个簧的老“穿挺锁”，把我家栅栏大门锁上，将钥匙挂在她家大门柱的内侧。

一个中午，我回家吃饭，去大奶奶家取了钥匙刚要去开门，大奶奶喊住了我：“小么个，来，给奶奶干点活儿。”

我信以为真，进屋一看，饭桌上摆着一大碗地瓜汤，还有一小半碗胡萝卜咸菜条，发着光，显然刚用花生油调过。不等我问，她又说：“今天奶奶请你的客，你娘早晨出门时，没来得及给你准备吃的。”

我拔腿就想走，可耳朵早被扭住了。我只好拿个小板凳坐下来，不一会儿，一大碗地瓜汤就呼噜噜下肚了。到现在我还记得，地瓜汤就着胡萝卜咸菜条，那个香啊，就别提了！

那时，地瓜是乡亲们的主食。乡亲们习惯把面条称作面汤，也简称汤。地瓜汤是用地瓜面做的类似面条的食物，粗粮细做，是改善生活的上等饭食。做地瓜汤又叫擦汤，是个很费事的细活儿，得事先把鲜地瓜切成片，在太阳下经三五天晒成地瓜干，还得把地瓜干磨成面粉备用。我母亲是不会做这费时费力饭食的。为改善家人伙食，大奶奶一年中会擦几次汤。她擦汤时，先在地瓜面中加些水，和成面坨子，用两手把面坨子攥成一团一团的备用，事先在八印锅里添上水并烧开。这里说的印，是古时铁锅区分大小的型号，掌宽为印，八印锅直径约65厘米，现在看来是够大的，在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得具备，别看这么大一个锅，那时家里人口多，不管做上一锅什么饭，全家八九个人围坐下来，不一会准能把锅吃个底朝天，我家弟兄姊妹七个，吃饭如同作战，少不了你我扰碰，而我和三哥是饭桌上的老对头，时不时地产生摩擦甚至交战。大奶奶擦汤时有两种必备工具，一是擦子，就是厨房里常用的擦菜丝的擦子；二是撑子，是用来支撑擦子的，常用一根细长地木棍或两根细长木棍组合而成。擦汤时，把撑子架在铁锅上，左手拿擦子抵在撑子中间，右手抓起面团在擦子上挤擦，面团就被擦成一段段细条掉在沸腾的锅中。一锅汤做出来，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当锅盖一敞，氤氲蒸汽和地瓜特有的甜香扑鼻而来，盛上一大碗，偎在灶台旁或饭桌边，趁热吃下，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当时那一大碗地瓜汤，绝对是大奶奶没舍得吃，特地为我留着的。那时大奶奶家都是啃水萝卜咸菜头子，能吃上胡萝卜咸菜条，再调上花生油，是一种很高地待遇。

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大奶奶炕沿上坐了，高兴地不得了，连连感慨：“你看看、你想想、你听听……真真是。”

有时，我还能吃上大奶奶做的小豆腐。大奶奶能把剪来的地瓜秧、拾来的菜叶菜帮或撸来的树叶做成小豆腐，还颇受乡亲们的青睐。在我的家乡，把黄豆浆加石膏做的叫大豆腐，菜帮树叶加少许豆面蒸的叫小豆腐。那时小豆腐是家常便饭，大豆腐主要用来招待客人或病号的。大奶奶常常在屋门前磨台上把大捆地瓜秧子等淘洗干净，用菜刀细细地切碎，掺进少许豆面，放在八印铁锅里蒸。等到热气腾腾的小豆腐一出锅，大奶奶往往是先盛上一碗送我家，招呼我妈“他大嫂，尝一尝咱馏的小豆腐”，接着随着她那噔噔作响的脚步声，还会听到“老二家，尝一尝咱馏的小豆腐”、“她六婶子，尝一尝咱馏的小豆腐”……遇到我家没人，大奶奶就把盛满小豆腐的碗用笼布包了，系个扣，挂在我家栅栏大门内侧的枝杈上。

我的奶奶，就是我亲奶奶，去世较早。奶奶在世时，常常和大奶奶争论大脚、小脚的事，两位老太太时不时弄得面红耳赤。在我村里，象我奶奶那样大年纪的，唯有我奶奶没有裹脚，这常常让人笑话。那时，一个女孩子出嫁，双脚迈下花轿的一刹那，最受众人关注。人们关注的不是新娘的脸，而是新娘的脚，小脚越小，女人自然就越贤淑，越尊贵。奶奶在世时常常讲她裹脚的故事，她大概出生在清光绪末年，从小性子刚烈，不管母亲怎么劝说，她就是死活不裹脚。那年月，女孩子不裹脚，还了得？母亲妯娌仨一商量，硬是把奶奶绑在椅子上，把她的脚缠上，奶奶脚疼得直叫唤，后来是父亲心疼女儿，硬是给挡住了，但对外不能声张，还得装扮着裹了脚，直到奶奶出嫁。听说奶奶来到我家第一天，抬起大脚下轿的一刹那，就轰动了整个村子，以至于后来走在大街上也让人们指指点点。两位奶奶都会纺线，还是纺线的伙伴，有时两架纺车隔着胡同同时开动，像是比赛，我穿梭其间，好不快乐！只是大奶奶纺线时，把两只小脚窝在蒲墩里，是那么自然、协调，而我奶奶一双大脚杵在那里，看起来就不顺眼。

大奶奶那架心爱地纺车是卧式的，我们习惯叫它棉花车子。一到夏天，她让人卸了替她悬在堂屋的梁上，秋后再把它取下，安在大门底下开始纺线，为一家人准备一年的穿戴。

看大奶奶纺线是极有趣的。她的纺车主要由绳轮、弦子、锭杆组成，除去锭杆要跑到公社里供销社五金上购买外，其他配件全由大老爷自己打造，作为传动带的弦子，是用打了蜂蜡的细细的麻绳代替的。大奶奶纺线时，右手摇动纺车绳轮，通过弦子带着左边细细的锭杆转动，左手捏着预先搓好的棉条在飞转的锭杆上抽线。线抽到一定长度，右手把轮子一倒，再一进，左手同时一抬一松，抽出的线便收在锭杆上。于是纺车就发出时断时续，而又有节奏的嘤嘤声。

我常常坐在门前石板上看大奶奶纺线。她两腿盘坐在蒲墩上，右手轻轻摇着，左手轻轻抽着，车子嘤嘤叫着。她似睡非睡的眼睛透过老花镜瞅着渐渐粗起来的飞转的线锭子，嘴里不住地哼着“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那绵绵的调子，象在呻吟，象在哀叹，又象在哭诉，低低地，同纺车唱和。她间或停一下，伸一伸懒腰，象唱戏的到了回头，看着我，念呱道：“山也老了，树也黄了，小狗也长大了，妮子也该出嫁了，线蛋蛋也该换啦……”说完，摘下老花镜用两个小手指抹去两眼角积了半天的眼屎，挤巴挤巴眼看看我，再将卷饱的线锭子换下来。

我看到，这时的大奶奶，是多么地惬意啊。于是我就趁机同她搭话。

“大奶奶，你在干么啊？”

“纺线。”

“纺线干么啊？”

“织布。”

“织布干么啊？”

“做衣裳。”

“做衣裳干么啊？”

“儿羔子，打着辘轳问到底！”

她似乎生气了，但不那么认真。于是嘤嘤声又响了，接着又是那绵绵地调子。

大奶奶的纺车以极大地力量吸引着我，让我时常学着她的样子在空中舞动双手纺起线来。机会终于来了，趁大奶奶到栏里去，就是上厕所，我和邻居伙伴小狗蛋动起手来，小狗蛋摇车，我双手攥着棉条抽线，由于技术不到家，抽出的线粗细不匀，又不知道收线，硬是疙疙瘩瘩地把线抽得老长老长，以至于越过了我家的栅栏大门。当大奶奶提着裤子喊着“小祖宗、少老爷”从栏里跑来时，我和小狗蛋早已逃之夭夭了。

女人漂亮的小脚上，是打着自己社会地位烙印的。小脚既然是一种美，当然就有它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和时代分不开，也和女人的社会地位分不开。在那时，小脚之间也有档次之分，小者为上，体现在外形尺寸上，五寸小脚为“铁莲”，四寸为“银莲”，而三寸就成了“金莲”。这种区分，直接体现着女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家庭的贫富贵贱。而“三寸金莲”最能体现女人的贤淑和尊贵，将这种习俗发展到了极致，以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圣物”。当然，这“圣物”诞生的背后，有更多的摧残与更深的伤害。在我家乡，真正称得“三寸金莲”的，只有吴婆子一个。吴婆子是村里唯一一个大地主的老婆，她本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子，叫什么“令仪”。那年，我跟在当上红卫兵的哥哥屁股后边开批斗大会，就专门批斗过她的封建主义小脚、资产阶级小脚，因她的名字很拗口，整天什么“姨”长“姨”短的，有辱红卫兵革命形象，哥哥就强令其改名叫吴婆子，还在生产队里张榜公布。那时，我奶奶的大脚，大长了我家的革命志气，上边还派专人给她整理了典型材料，宣传她向封建主义开战和决裂的革命事迹，我也沾了奶奶大脚的光，当上了红小兵，那时，有奶奶的这双大脚，咱还怕谁啊。

从脚的大小看，大奶奶的小脚应该是"五寸铁莲"。按大奶奶的话说，她生来就是个下力的命。大奶奶家很穷，她一生拉扯了六个孩子。听说她是童养媳，当时大人们对此很避讳，我更不懂，也不敢问，到小学毕业才知道了个大概。

放学后，我很少同小伙伴们玩耍，常常到大奶奶家看她做活儿。在我印象中，大奶奶除了和老姊妹们见面时站在街头拉个呱外，还真没有闲着的时候，就是在喂猪时，她往往也一手攥着煎饼嚼着，一手搅拌猪食。

大奶奶家有盘厚重的石磨，每天，大奶奶用它磨出地瓜面、高梁面，给家里的八九个人做饭吃，无论冬夏，那嗡嗡的磨声总能听到。大奶奶很壮实，她一个人推磨。她那平时又尖又小的脚，走起路来噔噔作响，推起磨来，更是和谐而又有力。我常常在一旁不住地同推磨的大奶奶拉话。

“大奶奶你推的什么呀？”

“推的磨子呀！”

“推磨干什么呀？”

“磨面做饭呀！”

“做饭干什么呀？”

我问个没完没了，推着磨的大奶奶是不生气的。有时我瞅空过去推一把，可磨子好沉好沉的，纹丝不动。

厚重的磨子越推越薄，大奶奶的白发越来越多，而磨道里那噔噔的小脚声却依然那么有力。

我们村最后一个裹脚的，是我的一个本家嫂子――新国他娘，她的小脚几乎裹成了“三寸金莲”。那时她也就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上身常穿一件二青子（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矿物颜料，色调古朴又庄重）家织布大襟夹袄，下身是顺色的灯笼裤子，甜静面皮，黑风流，脑后一个圆形的卧卷（发髻），用黑色的线网子罩了，额前常飘着一绺长发，透出清秀、文静和贤淑，好一个风流小脚女人。裹脚，在其“残害女性”本质之外，还赋予了它时代的审美元素，尽管是畸形的，但这毕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美，在新国他娘身上，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美，正如上世纪80年代前后鸡腿裤的干练休闲、喇叭裤的洒脱自如在人们的不齿中流行开来，只是束缚之美与叛逆之美的不同罢了。然而，小脚的美，毕竟是深藏的、内敛的，能有几人有机会一睹它的真实风采呢！

我终于有幸亲眼目睹了大奶奶深藏一生的"五寸铁莲"，那是我与跨越时空的畸形之美的一次际遇。

那天中午放学后，我没打招呼就走进大奶奶的家门，见大奶奶正在洗她那双小脚。谁知见我进门后，她慌了手脚，忙转过身将脚放在泥巴盆中。这怎能藏得住脚！我以那时特有的天真与好奇盯着那双小脚，不禁大笑起来，喊道：

“小脚，大奶奶的小脚，小脚啊！”

大奶奶急了，发了怒，咬着牙，低声骂：

“祖奶奶，你这儿羔子，还不快滚！”

我哪里肯滚，我好奇地瞧着那双脚。那不是脚，俨然一把白瓜瓜的肉锥子，除了大拇趾可见，其它小趾前后依次挤拢在锐角的脚面下，难以分辨，恐怕早就融入到脚掌中，分不清是脚掌还是脚趾，只是一起构成了下肢的一个钉角。这哪里是脚啊？这分明是一个修炼千年的“圣物”。

直看得大奶奶脸上沁出了汗珠，我自己也发起呆来。让我难以相信，这么多年来，大奶奶家磨道里那没日没夜响亮而有力的噔噔声，就发自这双所谓的脚吗？

我不合时宜地问：“大奶奶，你的脚怎么这样？”

“奶奶！”她带了哭腔骂了一声，连忙用长长的青布带子把湿脚裹了起来，就象做了错事的诚实的孩子一样，向我解释起来，“别笑话俺……从不几岁，俺娘就逼俺裹脚，不裹就挨打，把俺吊在梁头上打，还不让进家门……奶奶命苦，从小受穷，十来岁就进了人家的门。”

她还说，她一个字也不识，她连名字都没有――我曾多次问大奶奶，你为什么叫张王氏呢？大奶奶也给我解释过多次，但我并没弄明白，直到上了初中。

大奶奶的话让我心里一抖，我童年的心第一次感到了沉重。我深知，我极大地伤了大奶奶的心，从此，我好长时间没到大奶奶家。

耄耋之年的大奶奶，那双小脚再也站立不稳，白发稀疏，再也盘不起漂亮的发髻。但她那别样的美，风韵犹存，依然通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