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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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文字常常是拒绝给人以希望的。
黄昏的天空，乌泱泱地铺着破碎的晚霞。它最初映在司机高高翘起的臀部，现在它溶进“我”无依无靠的心里。父亲给“我”的“漂亮的红色背包”被司机夺走了，司机爬上了拖拉机，幸灾乐祸地驶向他也不知道是何处的远方。背包里有“我的衣服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加之我青春和倨傲的精神，一并湮没在视线的尽头。当众人散尽，万物归于岑寂，我惟余动辄呼痛的身体。
荒唐的、该死的司机！——但凡摩挲过那揶揄一切伤口的冷酷文字，大抵咬牙切齿若此。
司机可谓“我”希望覆灭的源头。而在这之前，他亦是“我”希望的来源。作为整个下午的唯一一辆汽车，他的车使“我”在这美好的成人世界的第一个栖所真切起来；他收了“我”的烟，我以此获得了一种心安理得的，“兄弟”般亲切的假象。而后汽车抛锚，他却漫不经心，甚至在公路中央做起广播操；苹果遭劫，“我”被毒打，他唯应以嘲哂。
似乎不需费吹灰之力，他便能将“我”轻轻提起又重重摔下。十八岁的“我”对世界一切自以为顺理成章的美好想象是晴天的一纸薄窗，而当无常的风早晚引来一根刺，“我”第一次对沉重而荒诞的生存境遇有所领略。“我”沦为了这反常现实中的失语者。
然而司机只是一个缩影，亦不妨说是作者生存哲学表达的载体：矛盾与荒诞贯穿于迢递的人生长途，人类几乎注定与之相遇。十八岁是一个起点而非偶然的瞬间。及至此时，荒诞变成现实，过去的一切向往或许只是一场误解与轻信。正如那天的黄昏是“我”的极限，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会变成一种日常——我们无从知晓，但有理由相信。
但正因如此，对于希望的保有才更富重量。
小说的尾声耐人寻味：“我”躺在破敝的车中，“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全文的暖色调猬集于此。所谓“猬集”，并非指其成分之多，而在于在如潮的冰冷文字的包裹下竟不逊其温度。“心窝是暖和的”，这是在经受过一天荒诞的痛楚后，“我”仍力图确认的一件事。这是可贵的，这份确认无疑是一种成长，是在绝望中努力探寻着希望的本质：荒诞与现实无法分割，荒诞无边无际且无从消解，但并非世界的全部：在其笼罩下依稀抱有的心头热，使“我”的命运不屈从于意义在现实中的丧失，而仅仅属于“我”自己。
进一步说，抛开现实的希望是幼稚的、荒诞的，而只有深入现实及其坚冷面者，希望才有所附丽。因而希望的重量在于一种精神的独立与自律，在于脏水洗身却保持洁净，在于受捶却昂首的自尊与反抗，使自我生命不同化为荒诞世界幕布的一部分。回首思忖司机，那个看着被一洗而空的苹果和“我”被打歪的鼻子哈哈大笑的人，他的快乐生于绝望而夭于绝望，乃被希望厌弃、被荒诞吞噬的可怜人。
希望亦非深入现实却自甘盲视，如文中所写“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这样的人们好似羊群，虽在远行，却无所凭依，随波而流。希望是不为巨石所遮的西西弗斯之眼，因其清醒地看见，方有勇力面对不测的未来。
生而如客，在委顿的躯体唯有残车相伴时，我们又是否能撑起希望之重？
我愿涉身现实，用一生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