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总是起得早,坐在屋门前那块用来磨锄头的石头上,唤醒夜半里的公鸡。缓缓从衣兜里掏出那用塑料袋包裹起来的山烟叶,一边慢慢地裹着山烟卷子,一边用眼睛看向屋前方那从山凹处延伸到远方的黎明前的夜空,这已成为他春夏秋冬的习惯。他盼着夜色再稀薄一点,就可以捞起那把放在他身边的锄头,向他的一亩三分地进军。去纵横驰骋,去释放他怎么也释放不完的力量。我们兄妹三人在长大,是他力量生生不息的源头。
大多数时候,母亲这时已在灶头上忙碌,一个锅里煮猪食,一个锅里煮我们的早饭。一根根稻草被母亲塞进灶塘,一根根茅草被母亲塞进灶塘,一根根树的枝丫被母亲塞灶塘,烟雾就一缕缕升起来。一簇簇升起来,蹿上灶头的上空,从煤油灯的头上慢慢地四散开来,瞬间弥漫了整个灶屋,而后是我们睡觉的房间。
我和两个妹妹醒来,一般都是被烟雾叫醒的。醒来的我们看着黑漆漆的房间,咳嗽几声,翻一下身就又迷迷糊糊地睡去。但往往这时候已不是真睡,只是赖在床上不想起来。被母亲喊起来的时候,天大都还没完全亮开,父亲已到地头多久了,我们不知道。看着冒热气的杂粮饭,我和两个妹妹揉着眼屎迷糊的眼睛,才慢吞吞地开始吃饭。吃完饭,等我们再迷糊地睡了好一会儿,天也就大亮了。父亲往往在这时候回来了,只听见他呼噜噜吃饭的声音,那阵势就像雨骤风急一样。
父亲吃完饭,嘴一抹,就又走出了门。这时就是他教训我和两个妹妹的时候到了,嫌杂粮粗饭不好吃,就得自己多努力。一分付出才会有一分收获。我们知道,父亲肯定是看到我们兄妹碗里剩下的杂粮粗饭了。
二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或许是那句“辛苦做来快活吃”的理念的支撑吧。成家后,父亲被生产队选为生产队小组组长,在任小组组长的一年里,父亲不管怎么带领小组的队员忙活,年产量就是上不去,生产队摊分的粮食任务无法完成。父亲发现其他小组也差不多,还有更差的。读过高小的父亲开始琢磨其中的原因。他发现,不管自己怎样身体力行,带头干活,但大多数队员干活的积极性都不高。父亲想,要是这些田地都分摊到人头呢?分给他们自己种,再把生产队给的年计划上交的粮食摊分到人头,或许状况会有所改善。
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向生产队的队长说了,生产队的队长不敢应允也不阻止。于是父亲就按自己的主张擅自做了主,把田地分摊了下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公社来了消息,要将父亲抓起来。在那个时代里,土地属于大集体,父亲这种行为说大就大了去了,可以说你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也可以说你是资本主义的肌瘤。
或许是父亲比较幸运,就在这个时候,田地下放承包到人头的风吹来,宣布大锅饭的时代真正结束。
桐麻园的日子在大锅饭结束后也如其他村社一样日渐红火起来。各自在一亩三分地里薅刨耕种,原先那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渐渐成为了过去。茅草房从一间到两间,而后又从茅草房变为瓦房。父亲的房子也在跟着变。在这变的过程中他的后面有了我们兄妹三个,他的力气也就越来越大,干劲也越来越大。
父亲学做砖瓦时,我已开始记事了。那是一个长期从事砖瓦制作和烧制的师傅到了我们生产队,闲不住的父亲跟着跑前跑后,跑着跑着师傅就真成了他的师傅,接下来一到农闲就跟着走乡蹿村去了。
后来,我们兄妹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能照顾家,父亲就不去走乡蹿村了。在家的附近打造了一口砖窑,从砖瓦毛坯到烧制出窑,他都一手做到底。有时一窑砖瓦烧制下来,会有三分之一烧制不成功。烧制不成功就卖不出去。父亲会皱着眉头几天不说话。而后将那些烧制不成功的瓦往自己房子需要的地方摆弄,自己的房子上摆弄不了了,就送给那些比较困难的邻居,至少可以不让他们的屋顶漏雨。在此时,在物质上,父亲也感受到了一分付出不一定有一分收获的尴尬,但在精神上似乎收获了很多。到后来,桐麻园几十户人家的房顶差不多都有父亲炼制的瓦,这让父亲多少有一些骄傲。所以,父亲也没有太多的纠结。
村里通上公路后,小山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预制板楼房也在不知不觉中耸立在山坡上,有与山坡山顶试比高之嫌。我和两个妹妹也就长大了,长大的我们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也没能实现自己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梦想。父亲烧制的砖瓦经不起从城里运来的火砖预制板的冲击,不管是颜色还是质量。不得已的父亲只好放下自己的手艺,从那些全家都出远门打工去了的邻居手里,承包一些土地来耕种。说是承包就是帮着上交三交农税,其他的不用再管了,多的收入是自己辛劳的报酬。尽管如此,可天公时时不作美,那些瘦薄的田土,父亲往往一年辛苦播种和耕耘下来,也没有多大惊喜。
三
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后,看着那些出远门打工的人过年过节回家,一身衣着光鲜。穿着小山村不能见到的,话语里夹杂着与小山村不一样的口音,提着与小山村不一样的物事,尽管他们的脸上还有些许兴奋感压抑不住的沧桑。我和两个妹妹不安分起来,相继走上了打工的路。
桐麻园的年轻人,凡能跑得动走得脱的就都走进了城里,走向了异乡。桐麻园的房子越空越多,桐麻园夜晚的灯盏越亮越少,桐麻园的土地越荒越多。父亲从一家又一家人手里接过他们的土地,父亲驰骋的疆域就更宽广了。
人体终究不是铁打的,父亲也不例外。父亲胃穿孔的时候,他已被锄头折磨得皮包骨头。黑瘦瘦的,是那种瘦得让人担心的瘦,黑得让煤惊慌的黑。躺在病床上,轻声哼哼,就像他劳累后躺在床上哼哼一样。是的,他是真累了。大多数时候,他干活累了吃不下去饭就喜欢空着肚子喝酒,抽烟。酒喝了,烟抽后,他感觉没那么累了,腰也没那么疼了,才有精神继续上坡下田。胃就这样穿了。穿了胃后的父亲戒了烟酒,干活没有力气了。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抽上烟了,喝上酒了。且从原来的中午晚上喝,变为一日三餐都不能少,或者每回一次家都会空口喝上两口。酒让父亲有持续的力气干农活。
在酒里泡着的父亲走路越来越慢了,声音越来越绵软了。一个消息又一个消息从他绵软的声音里传入我的耳朵,这一季玉米收获了3000斤,小麦收获了2500斤,稻谷收获了4000斤……现在农税减免了,现在三交减免了,现在种别人的土地什么也不用给了。
我听得出父亲疲惫的声音里充满了亢奋,我明白父亲在他一分付出一分收获里兴奋,但父亲的那句“辛苦做来快活吃”的话,我想他一定没有真正做出最后的兑现。他是辛苦了,但却一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们兄妹给他们买回的衣服几年了还压在箱底,买回的补品过了保质期还在那里摆放着。他们把血汗换来的粮食送进城里,换来零星的纸币安放于我们兄妹身上。
电线杆走进桐麻园时,父亲已经当社长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们也有电灯了,那高兴的话里充满了酒精般激荡起的兴奋。就如那些年,我和两个妹妹在逢年过节时盼来了一件新衣服一样。
机耕道下村下组的时候,我们生产队很多户人家都已远在他乡。因这条路是全民的路,乡政府基本出不了多少钱。为了响应“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得靠大家集资才能完成这条路。父亲一个一个地找电话,打电话与他们沟通,有的爽快地应下了,并很快寄回了钱。有的口里应承了,钱却迟迟不到。有的说,我十年八年也不会回家,修这条路我也享受不到。父亲与他们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父亲说,我先想办法给你们垫付上。于是在年近60岁的父亲领头下,一个炮眼一个炮眼地凿打,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掘,这条机耕道就进了桐麻园。
四
联社是近几年基层改革后的一个大组,我们这个联社是原先的三个社合并而成,父亲又光荣地当上了联社的组长。此时父亲已60多岁了。
我们这个联社,是几个大山弯的一条脐带,在一道山崖上盘踞,队与队之间的路走得快最少也得20分钟。我们这个队在中间。山路狭窄,多坎多岩,我和两个妹妹真担心父亲,本就瘦得不能再瘦了,走路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风火火。慢得不能再慢的脚步,要是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滑倒在坎下或者岩下,那该怎么办?所以打一次电话回家,就叫他别做社长了。而父亲说,他不做了谁做啊,要不老的老,要不小的小。就是有能力的,他们嫌一年1000块钱不到的辛苦费太少。
桐麻园的人在一个一个地少去。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在我们这一代远离故乡时,比父亲老的比父亲小的,好像争抢着离开烟熏火燎的日子似的离开了这个人世。而荒芜了的桐麻园,一丛丛草淹没了昔日热闹的山径。修起来的机耕道,也经不起时间的风雨冲淘,要不这里被塌下的泥石淹没,要不那里被洪水冲塌。这条路本就是每一个社员集资修筑的,对于后面维护的事宜一无所有。看着这条富民路的满目疮痍,父亲心疼了,这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怎么走啊?
那是2014年。
三伏天,父亲时常用中午大家躲避太阳的时间,一个人用他老迈的肩头去清理。将那些垮掉的,塌下的,用撮箕一趟接一趟地来来去去,该补的补上,该填的填上,边沟该清理的清理。常说人老骨头绵,可父亲皮包骨头的身体,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伏天太阳的疯狂。他似乎不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病倒了。
病倒的父亲已67岁了。67岁的父亲,似乎还有用不完的力气。他看不惯土地被荒芜,他用他的经验对一块块田地进行筛选,凡是好那么一点点的田地,他都不放过,加起来有近10个人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兄妹每次说,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不要种庄稼了。而他在电话里,用他那已关不住风的声音说“辛苦做来快活吃”,这还不是为了往后的日子过得更顺畅些。再说,你不做,我不做,到时候吃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