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有条“崔公路”

一个地方，尤其城市道路以某位历史人物命名，这在当下并不稀奇！但若某个群峰耸峙、层崖峭壁的巍巍大山中，以一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外地人物命名一条古道峻岭，且历经四百多年仍令人念念不忘，那就值得好好探究了！

桂东在哪里？这不难获知，“度娘”可以说得明白无误！但崔公是谁？“崔公路”究竟有何来由？要揭开这些谜底，就得穿越时空，去翻出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桂东”与“崔公”

桂东古为三楚之“南楚”，今属湖南省郴州市，位于湖南东南边陲、罗霄山脉中段，境内“万山环拱，层峦迭障。”仅此寥寥数言，就不难想象其地貌特征与地理环境。据悉其境内有山峰571座，其中800米至1800米的山峰就有536座，还有1800米以上高峰22座。就连县城海拔都高达824米，居湖南各县城之冠，相当于福建省的周宁县城。虽然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桂东经济并不发达，2020年财政收入不足4亿元，常住人口也仅约20万，但却历史古老，周代以前就有行政建制及管辖记载。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建县，距今也已八百多年。因元、明朝代设湖广行省，以辖湖北、湖南、广西和广东、贵州部分地区，故有“湖广桂东”之称。革命战争年代，桂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开展革命活动，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基本成型并向全体官兵宣布于桂东的沙田村。

再说“崔公”，讳世召，字征仲，号霍霞，又号“半呓居士”，别号西叟，生于隆庆元年（1567），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福宁州宁德县一都（今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其虽自小天资聪颖，“未登第时已著才名”，可谓“丰姿俊秀，学问渊博”（乾隆《宁德县志》），却天不佑之，命途坎坷，竟困于诸生二十余载，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得中举人。随后又三次赴京竞试，皆名落孙山。天启五年（1625），年近花甲方得授江西崇仁知县。即便今时普通公务员，58周岁已属待退之龄。世召公初涉仕途，却大展经纶，竭力民生，并修纂《华盖山志》八卷。履职不到两年，便获评“拮据服官，颇著能声”（道光《崇仁县志》）与“善乎，邑侯崔公之能为崇也”（邱兆麟《崇仁县重修城垣记》）之口碑与赞誉。如若照此以往，安稳经年后，世召公或得伯乐一顾，或致仕而归，也许就与后来的桂东失诸交臂了。但命运之神此时却不甘平铺直叙般，偏偏设了个跌宕的情节，给世召公以生死考验，并使之险些丧命。时值魏忠贤把持朝纲，各地官员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营造生祠。江西南昌阉党爪牙闻知世召公诗名，便持尺幅前往求诗，为魏珰歌功颂德。这在趋炎附势者甚或常人眼里的进身之阶，世召公视之为侮辱清白的奇耻，当即严词拒之，“不肯为逆祠出手”。于是得罪阉党，并被强加以“充运辽粮不餍”之罪，押解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天牢。幸亏次年崇祯改元，方才得以生还。明末名士陈继儒、状元韩敬都对世召公深为敬佩，或赞之“劲节正气，照耀寰中”；或誉之“操守峻而诗文洁”，既推崇其刚直不阿，又夸奖他怀珠抱玉。遭此劫难，一般人定然心灰意冷，干脆回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事。世召公也的确回到宁德，或在城区西山营造“秋谷别业”，或与友人吟诗作赋，过了一段清闲日子。崇祯元年（1628）六月，在同僚上言推荐下，他接到朝廷诏令，便重出秋谷，赴京谒选。在此期间，不仅拜访了朝堂热心官吏，还结交了多位著名人士，创作了不少诗篇。

崇祯二年（1629）夏秋之际，六十二周岁的世召公“补授湖广桂东知县”，以羸老之身，践行抚民之志，并在短短两年里，克服远离乡土与亲人之苦，“以实心行实政”（同治《桂东县志》），留下了“文学政事两擅其优”（康熙版《湖广通志》）之褒赞，也让一条“崔公路”畅行于桂东百姓心间，久久不能忘怀！

修筑“崔公路”

那么，“崔公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竟让岁月与人心如此挂怀呢？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既能开辟一马平川，也能造就巍巍雄山。桂东不仅全境地处“万山之中”，“陆不通车，水不行舟”，尤其西面之山，因“四山矗峙，碍日遮云，行者自麓跻顶，复由顶下坡，上下往复如是者四，名为八面山。”八面山位于罗霄山脉中南段、南岭山脉北端，其最低海拔860米，西面与资兴市交界之主峰高达2043米，整体呈纵谷脊岭为主的中山地貌。山中“峭壁万仞鬼斧劈，鸟道飞悬不盈尺。”“上有三伏层阴之积雪，下有万壑聚吼之流泉。”“密林深谷，鲜苔滑屐，藤蔓牵衣，上陟近天，下临入地，行者顶踵相接，不觉目眩心惊。”民众因而感叹：“上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路有难于蜀道者，如郴属宁桂之交八面山是也！”此山之崎岖险峻，由此可见一斑。这可严重阻隔了桂东的对外交往。就像宁德与罗源、福州的陆路交通，据说最早依靠朱溪古道（今车里湾往岚口），后来凭借飞鸾古道（今飞鸾镇通罗源蒋店）。而再后来的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之所以修筑家喻户晓的白鹤岭古官道，则因于朱溪、飞鸾两古道皆过于艰险之故。但这些古道所在的山脉，海拔都不过五六百米，较之八面山，显然小巫见大巫了！

据同治《桂东县志》记载，直至明正统（1436—1449）前，八面山都仅“旁径达兴宁（民国三年起改称‘资兴’）”，且其途“林木蓊翳，峝蛮窠聚。”所谓“旁径”，当指偏僻而弯曲的小路，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那种路吧，何况其间林木茂密、谷深洞幽，兽巢虫窝、强盗蛮人诸多，几乎无法通行。即便这期间邑令范忠对此有过修整，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其邑人或邑令都相继整修，还在一个叫“小乌溪”的地方建了茅庵，供行人途中休息，但这些修修补补，都不能改变其“鸟道”之本来面目，“旁径”依旧是“旁径”，仍然“似有鬼啼愁惨澹，杳无鸟度晓高寒”，险峻难攀。世召公到任不久，便多次勘察八面山。对于从小生活在三面环山之乡的世召公而言，崇山峻岭原本不足为奇，但面对眼前高耸入云、目不及顶之峰，仍不免倒吸一口凉气。好在他骨子里最具不屈不挠的意志，对邪恶势力如此，对艰难险阻亦然。他很快下定决心，为百姓之盼义无旋踵，毫不退缩。于是决定以原有走向为基础，改用石板、石块铺岭，且岭宽必须三尺以上。谋定而后动，既然责无旁贷，那就义不容辞。资金筹措就从自己带头捐俸开始，官方资助一点，民间集资一些，聚沙积腋，凝心合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两年不到，一条前所未有之石岭便蜿蜒于八面山上。百姓为此欢呼雀跃，世召公也因而喜不自禁，当即题联于岭边憩庵，曰：“峰高八面路，何崎鹫岭，中分一壑；佛在寸心修，即是普陀，遥指诸天。”时常往来于桂东、兴宁两地的行人，更对此感恩戴德，并自发在烂柴坑立了一块石碑，镌以“崔公路我”。从此，“崔公路”便在桂东、兴宁一带口口相传。几百年来，其影响和称誉长盛不衰。至今不仅志书有载，也仍为一些学者和当地尤其上年纪的民众所熟知。同治《桂东县志》记载当地举人邓华楚所赋《崔公路》一诗：“人爱愚公愚，能使操蛇惧。力精山为开，夸娥感诚素。我怜八面山，天险谁能度。乌鸢拍翅迟，攀陟猿猱怒。有仁者崔公，戚然深民虑。垦壤披荆榛，叩石破烟雾。五丁来效灵，行道喜奔赴。常恐年久湮，置产修牢固。迄今二百年，攀缘非故步。君看荫途松，尽是甘棠树。”诗中不仅盛赞世召公修路之举，而且为他因“常恐年久湮”而“置产修牢固”的缜密心思大为敬服（说的是世召公修路竣工后，为确保道路维护费用，特意捐买“荒田垄数亩”。后因土豪强占，还引发了一场官司）。民国《桂东县志》刊载其邑清代名士胡源深《八面山》一诗，其中亦曰：“有明崔公闢莱开鸟道，风虎雾豹咸感德化迁。”这些名人名句既充分肯定当时开辟此路之艰辛、之重要、之精神、之感天动地，也表明百姓心中有杆秤，谁最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真心实意地把他们装在心里，他们就把谁装进永久的记忆，岁月荒废不了，历史不会忘记！

“崔公路”今何在

那么，“崔公路”如今何在？境况如何？人们果然还记得吗？

2019年7月，笔者一行7人冒着炎炎酷暑赶赴桂东考察，誓要给心中所有的疑问以不折不扣的答案。7月2日一大早，素昧相识的桂东宗亲崔显标、崔建雄带领我们沿着山路从县城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旅游开发的八面山观景台。只见眼前的山峰雄浑巍峨，将山坳围得严严实实。遥望山顶上的瞭望台，仿佛古代仕女头顶发髻上一件小小饰物，需要极目远眺才能发现。而俯瞰山下的村庄，却宛如散落谷底的微型摆件，遥远而不显眼。继续驱车二十多分钟来到山下，行走在村道上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与山外世界几乎完全隔离。除了不时的鸟叫鸡鸣，可谓万籁俱寂。据说这个村庄最早无名，因与世隔绝也不必命名。后来先后称之“军营铺”“金银铺”，近年则称“八面山村”。古时桂东百姓要前往湘、粤、赣三省交汇的邻县兴宁，就得由此翻越八面山。在那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崔公路”修通后，据说显著的便利很快带来了如潮人流，以致行人拥堵。于是清雍正至嘉庆年间，人们又在相隔不远处相继开通另外两条通道，三条道路分别俗称下路、中路、上路，依序由西向东分布，直通兴宁赤竹园、青市等地。由于当年立于“烂柴坑”的“崔公路”碑早已不知去向，且同治《桂东县志》仅有世召公“见八面山鸟道崎岖，捐俸辟途，至今人呼为崔公路”的粗略记载，并未具体阐明道路细节。而这三条路又都必经“烂柴坑”，那么究竟哪条是“崔公路”呢？按该县志记载，雍正壬子年（1732），其“邑庠钟清文于山右别采新径，捐金开壁。”由于难以明确“山右”是针对面向还是背靠来说的，故而难以据此排除其中一条。乾隆壬戌年（1742），“州守胡星委员勘丈，度其远近，规其平险，较旧路坦易。因集各属捐俸，廓大之，立碑记于兴宁赤竹园。乾隆丙子，钟清文又于庙头岭中间另辟一径，较前更坦，刻碑于黄沙岭。”无论胡星派人勘丈并“度其远近，规其平险”的，还是钟清文于庙头岭中间另辟的“一径”，皆仅改造而已，且无论“赤竹园”还是“黄沙岭”之石碑也都无影无踪，无助于从中找到答案。嘉庆十五年（1810），“邑庠邓巍捐千金，改八面为两面，遂成坦途，行旅便焉。”这显然是崔公、钟清文之外新修的一条路，但仍不能断定哪条是属！

2015年“郴州新闻网”曾刊载《八面山古道》一文，文中引述如此一则传说：相传桂东四都人李溆源赴长沙赶考的前一夜，其母梦见观音现身，告知此考定然中举，望李家从此多做善事，永葆家业兴旺。李母醒后欣喜不已，当即焚香许愿，若其子果能中举，一定倾囊另辟八面山新路。不久捷报传来，李家于是还愿开辟中路。因“中路相比早有的下路更为平坦”，沿途并设有多处茶铺，“所以此路开通后，便很少有人再走下路了！”该文接着引述：八面山新路的开通，使李家声名鹊起，为县人称道。流源有一邓姓财主，为盖过李家名气，便在八面山另辟一条路，是为“上路”。此路多沿山岭而行，虽路途比中路近些，但地势较高，途中绝壁也多，加上山水的冲击，常有坍塌，养护艰难，所以开通仅数十年便难以行人，众人仍改走中路。如此传说虽然主观色彩浓厚，且与史籍记载有出入，不足以为据，却间接摆明了一个观点：“下路”应为“崔公路”！

如今下路、中路遗迹尚存，尤其下路仿如穿着简朴的老人，依然以清晰的容貌、硬朗的身板纵贯而上。而中路则掩没于密林荒草中，古老的石阶断断续续，若隐若现，显然废弃已久。笔者费劲地攀爬了一段，觉着一时实在难以探明究竟，便转向八面山村走访，看民间对“崔公路”记忆如何，可否从中寻得线索与佐证。这个人烟稀少的村庄，如今仅有老人留守。十分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在一座低矮而老旧的屋舍采访到96岁高龄的黄汉兴老人。他虽然年事已高，却身体健康、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为人热心。话题一打开，便边吸烟边应答，侃侃而谈，俨然历史见证人似的。他肯定“崔公路”之说早已有之，但也不能断定三条路中哪一条为是。只听说“下路”最早修成，而“中路”最繁华。由于“中路”人来人往，山顶上修建的两座简易客房和每天一担米供不应求，慢慢就仅供挑担者歇脚和充饥。大约清朝后期，一群以邓姓为主的生员从郴州赶考回归，路过驿站不让吃饭，邓姓生员气不过，回家后向族老倾诉不公待遇。族老及生员家长都深明大义，不仅不找茬，还干脆另辟蹊径，又集资修通了一条新路（即上路）。老人之说如同《八面山古道》文中所说，其实在不确定中，对“崔公路”已有明确之指，只是缺乏直接证据罢了。老人回忆中还提及三十多岁时曾在“中路”山顶见过一块石碑，形似墓碑，约一米多高、五六十公分宽。因不识字，不知道碑文内容。后来其父告诉他，碑文为“催工路”，是催人修路的！因桂东、兴宁两地民众视石碑为界碑，就都悄悄将石碑往对方移动。争来争去，兴宁人便悄悄将石碑隐藏或丢弃，以致不知所踪。桂东县为开发八面山旅游，近年多次派人找寻石碑，皆无所获。而依志书记载，老人所见石碑可能并非“崔公路”碑，而是胡星或钟清文所立之碑，其父也误读了碑文内容。

不能忘却的记忆

1957年106国道通车后，八面山古道随之弃用。即便如今仍具活力的“下路”，其实也人迹罕至。“崔公路”虽然仍将延伸于史册，却经不住岁月的风化，不免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尤其同治《桂东县志·艺文志》将《修八面山路记》一文作者、清雍正朝进士胡星误标为“明代”，且文中毫不述及世召公修路之举，极易引生谁修八面山路在先之错觉与歧义。再者，该版县志所录其邑令、嘉庆朝进士傅鹏飞所作《八面山路记》，亦只字不提世召公。其“建置志”之“八面山路”亦只言其邑庠邓巍、举人李锦春及贡生钟风楼、文进等捐资改建之事，对世召公筑路之举竟无片言只语，既令人深为困惑，久而久之也容易掩盖历史真相！好在“崔公路”之称既有明确记载，又有民间记忆，且“下路”与“中路”古迹犹在。只要身临其境，那蜿蜒而苍老的古道，就能见证悠悠往事。

世召公在桂东修路之外，还有补桥之德。据悉，桂东城外五里许有一桥，因“下临深溪，曰高桥。”其始建于明正德间（1506—1521），后多次圮于水患。明末因年久失修而损毁严重，百姓过往极为不便。世召公见此情景，顿起恻隐之心，于是“割如水之俸，鸠工庀木”，不多久便将桥修好，并增字易名“高车桥”。桂东民间至今传说因重修后桥面宽敞，可通行高大马车而改称此名，其实不然。据世召公因此而《题高车桥新成有序》所记，系借用司马相如“驷马高车”典故而有“一字之增”。同治《桂东县志·建置志》记述此桥时，未论及世召公重修之举，仅以“邑令崔世召改为高车桥”记之。其“艺文志”收录邑贡生胡炳《高桥记》与县令黄嘉善《高车桥记》，记述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建此桥，虽沿用“高车桥”之名，并悉数历次圮修，却不提及世召公修造之功，不免令人遗憾与不解！

世召公“以实心行实政”之外，“喜读书，公余吟咏不辍。杖策游山，所在留题。”《湖广通志》故而予以“文学政事两擅其优”之盛誉。归属“桂东八景”的“中洞天”与“碧洞飞烟”崖壁上，至今留有世召公名言与诗篇题刻。一个本当安享晚年的老人，若非不泯之志，怎堪千里迢迢，为一个偏远之境的百姓与山川如此地费力劳心，如此地吟咏抒怀？

八面山曾经的艰难险阻，而今已为旅游胜境。人们记忆深处的“中路”与“下路”间，当地政府新修了一条近两米宽的石板路，据说在山腰与“中路”对接，并规划为游客步行道。笔者心想，如若仔细论证后，于恰当处重立“崔公路”或“崔公路我”石碑，岂不为历史增光、为山川增色，让“崔公路”既成为先贤“功德路”、后人“励志路”，又不失为宁德、桂东两地民众“连心路”？但愿不久的将来，一座丰碑不仅立在八面山上，而且立在百姓心中，永不磨灭！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