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过半,年关将至。我回到老家,想寻找一下久违的年味。
过去这个时候,杀年猪的凄厉叫声已经此起彼伏了。但今日,我沿着水泥路走了半条沟,也没有听到杀猪时的嚎叫。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老房场。当年,院子里有大伯、三个堂兄,还有我家。如今,房屋早已拆除,但遗迹清晰可见。这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童年的记忆在七十年代末。
我家是三间厦房,场堰下就是猪圈,杀年猪的场面也在我的记忆里翻开。
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年味一日比一日浓。我们这里逢双日子赶集,最迟腊月二十六必须把猪杀了。否则,年里赶集就没日子了。
早上五点钟,母亲第一个起来烧水。等水烧开了,天已蒙蒙亮。父亲喊了大伯,几个堂兄也陆续来到猪圈边。
大伯把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木腰盆放置院中,卸下一扇门板横搭在腰盆上,一个洋瓷盆放到门扇下的地面上,放血刀就在洋瓷盆里。大伯在烟袋锅里按满了烟丝,把烟嘴咂得滋滋响。
父亲和堂兄下到猪圈,猪在圈里嚎叫着绕圈子跑。几个人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抓着了,又让它挣脱了。大伯咂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袋在猪圈边的石头上嗑两下,心满意足地下到猪圈里。他站到猪圈中间,猪马上失去了刚才挣扎的劲头,也许是认命了。大伯伸出一只手给猪抓痒,猪就靠到了他的腿边,大伯一用力,膝盖顷刻就把猪压到了地上,父亲和堂兄七手八脚就把猪拉出了圈,拖到了早就架在腰盆上的门扇上。
猪被死死地按在门扇上。母亲就吆喝:“没过十二岁的娃回到屋里,不许看给猪放血。”我们就躲到屋内,用手捂住了耳朵。等母亲收了猪血盆,然后喊孩子们出来,把布鞋底子在地上溅的猪血上蹭,说布鞋底蹭上猪血耐穿,防水。
大伯在猪脚上开了个口子,用一根两米长的铁棍从口子一直捅到猪前腿处,打通了气道。然后,他鼓起腮帮子对着口子吹气。当大伯额头青筋暴起的时候,猪已经涨得滚圆滚圆,趴在了门扇上。
父亲脚下生风,一桶一桶往腰盆里倒已烧得滚烫的水。三四个人挽起了袖子帮忙拔猪鬃,一阵紧锣密鼓地刮、錾,黑猪立马变成了白胖子。大伯拿出一把铁钩在猪屁股上一钩,几个人抬着白猪就挂到了斜搭在墙上的木梯上,大伯五指并拢在猪脊梁上一比画,就知道膘厚是上了一巴掌还是不到三指厚,若是不到三指厚,母亲就一个劲地解释缺粮食,没啥喂。
收拾好后,母亲煮了一大锅猪骨头油萝卜,炒了猪血,大家伙喝起了苞谷酒,吃苞谷糁子米饭。大伯把猪鬃猪毛收拾回家,然后和父亲一起用架子车拉了猪肉去赶集。
我们和母亲就在家里盘算卖了猪肉后,要办的事:给老大做身新衣,把老大的衣服改一改给小的穿;那床被子烂得不成样子,要打床网套做三面新的被子,把旧被子改成褥子;留下六个孩子的学费;把在村医那里赊下的药费一定要还了;过年要买一挂炮,要带雷的,还要换一副中堂,祭坟的东西不可少;再逮一个猪娃喂着……末了,母亲说:“你大说了,一定要攒三十块钱,明年春要垒三间房的根子,咱家娃大了,房子住不下了。”
于是,我们就盼着猪肉能卖得快,卖上价。很晚了,父亲披着一身雪回来了。我们侧着耳朵听父亲给母亲说:“一街两巷都是肉,卖不动,卖不上价,今天把杂碎卖了,肉只卖了二十多斤,剩下的在街上姑姑家放着,二十八再去卖,就是降价最后一集也要卖了。要不,明年的日子拉不开栓。”
腊月二十八,到集罢,还剩七八斤槽头肉。父亲终于松了口气说:“不管咋说,没卖上价,毕竟差不多卖完了。”晚上,母亲点起煤油灯放在灶台上,把切下的肥肉炼了油装在瓦罐里,我们高兴地用手捏起油渣吃。母亲也高兴地说:“今年油有了,肉也有了。”
我正沉浸在回忆里,突然,身后来了人,是李家大哥。李家大哥当年是队上出了名的大力士,如今已佝了腰,拄了杖。
打过招呼,我和李家大哥聊起了家常。李家大哥说:“现在队上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已经没人喂猪了,只有虎子办了个养猪场。”
我去看了虎子的养猪场。猪圈建在水泥地面上,中间略高,周边低,水粪及时排除清理,很干净。猪舍是单间,用彩钢泡沫板搭成,很暖和。
我笑着说:“现在猪幸福多了,住得干净舒适。”
虎子笑着说:“把猪侍候好了,指靠它发家致富哩。”
虎子告诉我,现在农村很少有人喂猪了,养猪的多是政府扶持的养猪专业户。农民吃肉随时可以去超市买,猪肉赶集必须定点屠宰、检疫。
过去,成年劳力全年都在生产队劳动,喂猪成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主渠道。家家户户养一头猪,到年关或杀或生猪卖给国家副食站,一家人的开销用度和希望就寄托在这头猪身上。而今,多数农户已不再喂猪,养猪专业户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到猪身上。
社会在变,人的生活观念和希望也在不断变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