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

我用小勺喂水，她努力地吞咽着，喉咙发出咕咕的声音，似乎在表达什么，可我已经听不出某个单字了。

我姐叫爱珍，大我七八岁的样子。我记不住她的生日，不止是她，好像谁的生日我都记不清楚。我们湾子里的聂姐厉害，她几乎能记住所有人的生辰八字，比如我的，父亲只记得大概，而她某年某月某时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至少得记住我姐的生日，因为，她已经走了。我附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姐啊，别怕，朝着光亮走……”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姐，也是最后一次。

对我姐和我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姐姐”就是叫不出口，从来都是直呼其名，“爱珍”“华堂”，叫惯了，改不了。老家有个习俗，如果你有了儿子，就得跟着儿子称呼人，平辈的就成了伯、叔、婶、姑；当你有了孙子，你也就变成孙子辈了。可我们姐三不这样，即使有了自己的孩子，都还是互相叫小名。除了老大，我们不叫他的名字，也不称呼“大哥”，只叫他“老大”。

爱珍出嫁之后，我第一次去她家走亲戚，刚迈进门槛，就大声喊：“爱珍，爱珍！”她的婆婆正好在堂屋，便接过我的话头喊：“爱珍，爱珍，你‘锅锅’（哥哥）来了。”还带着开朗的笑。我正儿八经地解释说，不是‘锅’，是弟。婆婆又是哈哈大笑，又大喊：“爱珍呀，你弟弟‘锅’来了，哈哈……”然后，大笑着端着一盆菜进了厨房。

我姐嫁的地方叫武垴村，有人说是“武脑”，这没有道理，“垴”指的是山地、丘陵较平的顶部。他们家宅基地高出周边不少，所以应该是垴。他们家门前就是大堤，翻过大堤，就是东荆河。东荆河是汉江的支流，汉江又是长江的支流，经常闹水灾，早些年就流传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歌谣。武垴村有一部分田在堤里边东荆河边，只要发洪水，就被淹得颗粒无收，纯粹是看老天的眼色吃饭。

姐夫是瘦高个，长得很帅气，就是眼睛小点。姐姐出嫁的时候，我在镇上读初中。那一天，家里破天荒地给我送来了一碗鱼。来人说，你姐今天出嫁。我大吃一惊，啷个就没得人跟我讲这个事呢！我连最爱的鱼也没吃，也没请假，旷课往家跑。可跑到家时，只看到了那辆解放汽车卷起的烟尘，只听到欢快的锣鼓声渐渐远去，我站在路边望了很久。

我用棉签沾着水，帮她润一润干枯的嘴唇，她努力地抿了抿，又抿了抿。

我们的母亲去世得早，我是我姐的跟屁虫，小时候她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我家三间瓦房，西间大哥大嫂住，东间用一道竹墙前后隔开，前边住着父亲和二哥，我姐和我住后间。某一天，她突然不让跟她一起住。我再怎么大哭大闹，也无济于事，她抵住房门，坚决不让我进去。没办法，我只好跟父亲睡，二哥在旁边搭一个床铺。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时候她已经长大了。

我姐有两个儿子，跟他们的父亲一样高大帅气，可就是不爱读书。用二儿子鸿的话来说，就是“一看书就脑壳疼”“用钻子都钻不进去”。大儿子鹏辍学时，我不知道。后来，姐夫给我来信说，二儿子鸿也不想上学了。我给鸿连续写了几封信劝解，鸿又回到了学校，可不到半个学期，还是没有坚持下来，我也没再勉强他。

生活没有导航，每一次抉择都得靠自己。正如开盲盒一样，选择了左，你不知道右是什么；选择了前，你不晓得后有什么。没有谁能同时向左和向右，也没有谁能同时前进和后退。既然选择了，那就坚定地走下去，不后悔，不纠结，这才是快乐之源。连自己都不信了，你的生活还能快乐吗？

因为环境和条件的缘故，村里一些伢不太喜欢读书。即使是村里的小学，都要走好几里路，晴天还好，一遇下雨下雪天气，就特别难走，有的踩高跷，有的穿木屐，有的赤脚，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那场景甚是壮观。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伢们都被送到了镇里的小学、市里的中学读书，都有校车接送，有条件的用自家的小汽车。我姐家从堤边搬到了镇上的移民点，住进了两层小楼房，孙子在市里住读，每周星期五接回来，星期天下午再送去。

总的来说，教育水平有很大提升。遗憾的是，我原来读书的村小学和镇中学都不复存在了。镇中学拆掉后建了旅馆，村小学的三层小楼变成了养猪场，猪都住进了小楼里，大门还依稀可见某某小学的字样。

村里难得见到一个年轻人，一桌麻将都凑不齐。只有过年，大家从四面八方回来相聚，才能够热闹几天，但不等过完十五，又各奔东西。一切恢复往常，寂寞安静，人们开始期盼下一个年的团圆。

我在想，再过二十年三十年，老一代人都不在了，村里会是个什么样子？年轻人都在城里买了房，村里还会有人吗？

我用湿纸巾帮她擦了擦干涩的舌头，她努力地合上嘴唇，去感受那点湿气。

每次我回老家探亲，我姐都会第一时间来看我。姐夫骑着电动车，载着我姐来。见面之后，几句简单的寒暄，她就去找人打麻将。姐夫脾气有些硬，从来不在娘家打牌，也不在娘家过夜，就算是天上下刀子，他都要回自己的家，过两天再来接我姐。时间长了，亲戚之间都习惯了，没人挑他的理。

姐夫对我挺好的。记得那时候流行牛仔裤，我是梦寐以求想要拥有一条。我抓鱼卖，攒下几块钱，到镇上摊子上去买，但是一条牛仔裤最便宜也得二十多块，搞价搞到十九块，再也搞不下去了。我只好去找姐夫帮忙，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又到那个摊位上，掏了十九块帮我买下那条牛仔裤。我要把自己攒的几块钱给他，他也没要。我兴高采烈地往家走，在半路上，实在忍不住想试穿一下，太小了，穿不进去。我很沮丧，只好到那个摊子上去换，最后不得不贴上我那几块钱，才换了一条合适的。我怀疑摊主就是故意的，他一定知道那条裤子我穿不了，也料定我会回来换，他能多挣几块钱。其实，那条牛仔裤我也没穿几回，就被我的朋友剀走了，他也穿了没几回，又被别人剀走了。

我姐说话细声细气的，温柔得很，从来不跟人吵架，就你算想跟她吵也吵不起来。我们那个湾子里，有的婆娘可会吵架了。电影《九品芝麻官》里的包星星，能把鱼都骂到跳起来，把弯的铁管骂直了，把死人给骂活了。虽说是夸张无厘头，恐怕现实中还是有迹可寻的。

现在，那种满村追着吵架的景象再难看到，婆媳之间、邻里之间、夫妻之间都很和睦。主要还是因为生活条件确实好多了，人们不再为温饱生计犯愁，犯不着为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较劲。还有，平时大家都在外地打工，难得见面，一见面，亲热都来不及，哪来闲心吵架呢！我大侄儿家的门楣上就挂着村里发的“最美媳妇”牌匾，我夸赞侄媳，她似乎并不在意，一边扫地一边随口回应，哎呀那是他们瞎评的。

早些年，姐夫在镇上通往县城和省城的那条主路边开饭馆，他当主厨，我姐打下手，接过往的长途车，旅客们吃包桌，司机单独吃。后来有了高速公路，接不到旅客了，他们就到市里一所学校边上开饭馆，给中午不能回家的孩子做包餐。因为管得严，要办各种资质证书，他们办不下来，又改做衣服，在汉正街。

原来做衣服的叫裁缝，从布料到成衣，设计、裁剪、缝制、整烫都得会，得学好几年才能出师。但他们不是作裁缝，他们做的是来料加工，按照老板提供的版型进行缝制，只要会用缝纫机就行，按件计价，没有技术含量，做得越多，挣得也就多，赶活时，往往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姐的身体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埋下了病根。

她从来不跟我讲自己生病的事，姐夫也不讲，姐夫的妹妹美娜往往会告诉我。她的病很严重，每隔两天就要去医院做一次透析，刚开始是姐夫送，因为她自己上公交车都费劲。后来听说她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了，这给我一个错觉，以为她没什么问题。但是，老大跟我讲，她恐怕没几年好活。

我不信！

有一天，美娜给我发短信说，缪伯进重症室了。我吓了一跳，赶紧给姐夫转了一点钱应急。过了几天，美娜又给我发短信说，缪伯回来了。我长舒一口气，以为没事了。可随后连续几条短信，条条令我心惊肉跳：不能用药。一用就抽。一天抽四五回。医院要求回来的。下了几次病危了……

我不相信，不相信人的生命会如此脆弱。不到半个月的功夫，我亲眼看到她的抗争，也亲眼看到她的生命一点一点地被抽离，我信了，无能为力。

我用湿纸巾帮她擦拭嘴唇，希望湿气能够润进她的喉咙和身体，可她连抿嘴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只能附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姐啊，别怕，朝着光亮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