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先生们--说不完的鲁迅

书中的先生们

二：说不完的鲁迅

一

我年纪渐老，竟然在一时之间迷上了鲁迅，于是买了几十册与他相关的书来看。虽不敢说废寝忘食，差近似之。

这个小个子的绍兴老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是近现代作家群中研究的热潮。在他活着的时候，有过许多争论。喜欢他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好，不喜欢他的人，说他如何如何不好。赞扬也罢，攻击也罢。没有人否认他的作品。在他死后，情景并没有多少变化。喜欢他的和不喜欢他的，依然分为两个阵营，互相攻击互相缴批判。大陆也好，台湾也罢，中国也好，外国也罢，总之是有捧场的就有拆台的，有赞美的就有诅咒的，有吹捧的就有反思的。即使和他生前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也在大环境下，无奈的地走出苦雨斋，拿起笔杆子，写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来讨一点养家糊口的钞票。

八九十年代，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鲁迅的作品是语文课本中的重点。一篇一篇又一篇。老师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听得昏昏然陶陶然。我记得当时鲁迅的一篇文章，多多少少也要用一周左右的时间来讲。真是辛苦了那时的先生们，也辛苦了那时的学生们。

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鲁迅都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文化上的符号，一种政治上的符号。作为一个在民国已经被政治化的人，我们在阅读文学史和传记的时候，很难要求作者完全抛开构建鲁迅精神的众多因素之中的政治因素于不顾，一味坐在书斋内记录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大先生。这对作者是不公平的，对读者是不公平的，对鲁迅同样是不公平的。

有些观点认为，过去大陆对鲁迅的解读有些太过。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只是建立在政治上。在文学层面，鲁迅去世八十年了，我们对他的作品解读得仍然很不够。

想一想，在中国八九十年代之前的文坛上，鲁迅就是一个巨星。当时的一大批青年人对他的崇拜那是发自内心的。有些人甚至一生都在为宣传鲁迅奔走呼喊。这些人，有达官显贵，有文人学者。在中国大陆，有两个人把鲁迅的衣钵继承到了一个高度。一个是萧军，一个是聂绀弩。鲁迅是萧军的孔夫子，萧军就是鲁迅的子贡。这个粗犷的东北男人对先生的追念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聂绀弩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奇才。这个湖北人的确有九头鸟的天赋。他笔下的嬉笑怒骂辛辣讽刺正式继承了鲁迅的灵魂。你见过把掏大粪写得典雅别致的古体诗吗？聂绀弩就写了，而且用典自然，不着痕迹，叫人读过，丝毫没有尴尬，反而会会心一笑：这老头！

弟子是这样的老头，鲁迅也就是这样的老头。在当时的文坛，假如鲁迅一月不剑拔弩张地骂人，被骂的那些人反而会不自在：咦！这老头怎么不骂人？看热闹的也会不自在：咦，小板凳都搬好了，瓜子也准备好了，这老头怎么没骂人？鲁迅骂人是一流的，一开口就能掐准你的七寸，一开口就呛死你。鲁迅写一些别样的文章也是一流的。周氏兄弟二人年轻的时候在文坛上，可是双璧。后来周作人写文章一味掉书袋，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进去了，出不来了。鲁迅不同。他能写刀剑一样的檄文，也能写脉脉含情的文章。他能写出《阿Q正传》，也能写出《伤逝》。他面对成了精的文痞官僚们是一副面孔，一种笔调。可是面对青年时，他满腔慈爱，细语轻言。这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回忆。这些回忆的人，有左派的有右派的，有搞文学的，有搞政治的，甚至还有搞军事的军官。

在过去，中学老师解读鲁迅，可以参考的资料也就那么几种，甚至只有一本教参。所以解读起来捉襟见肘，很是狼狈。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资料做参考，就是神仙，他也只能是管窥蠡测，见一斑而已，要做到更为精致的科学的解读，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

鲁迅的童年开始是幸福的。但是在他十二三的时候，家里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变故。这些变故到来的那样突然，叫所有的人来不及提防。也正是经过了这个变故，鲁迅才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这种体会，决定了他一生的孤独和尖刻。虽然他在笔下详细描述故乡绍兴的山水风俗，但是甚至到了晚年，他也不愿意面对故乡和故乡的那些人。他记忆之中的闰土也好，杨二嫂也罢，都已经成为了记忆，成为了符号，成为了后代老师学生们课堂上孜孜不倦研究的对象。

假如鲁迅还是那个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少爷，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他还会成为后来的鲁迅吗？我猜测，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不会。他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躲在书斋内弹琴画画，随手写写书稿的作家，但绝对不会成为万众瞩目的伟人。假如他遭受了那么多白眼，承受了那么多打击之后，竟然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他照旧也不会称为最后的鲁迅。他只会成为自己笔下的阿Q，永远用记忆麻醉着自己，用精神胜利法战胜一切。

幸运的是，他不但承受住了苦难与磨炼，而且倔强地站了起来。从此中国一百年的文化才不至于落寞。这个绍兴男子，以一米五几的瘦小身材，挥动着一支如椽巨笔，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鲁迅是倔强的，并且一直如此。他没有办法违背母亲的命令，不得已和朱氏结了婚，可是从始至终，他都绝对不和她同房。为了减弱自己的欲望，他宁可在冬天穿着薄裤。为了打发时间，他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编辑汉代画像砖，搜集中国古代小说的资料，搜集绍兴先贤们的资料。他不厌其烦地搜集，考证，注解，研究。所以后来水到渠成地有了他的学术名作《中国小说史略》。

这是一本开辟性的小说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并出版著作的，鲁迅是第一人。当初顾颉刚因为听了别人的不实之词，就说鲁迅的书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书籍。于是谣言不胫而走。许多仇视鲁迅的人纷纷跟风，就连鲁迅的一个早期崇拜者苏雪林，在鲁迅死后，近乎变态一般地发泄着自己对鲁迅的不满和仇恨，也拿这些流言来说事。好在这个公案最终在胡适那里做了终结。他写信告诉苏雪林，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纯粹是无稽之谈，盐谷温的学术水平和鲁迅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胡博士虽然也不喜欢鲁迅，但他还算是一个谦谦君子，不肯跟随着一帮宵小之辈，落井下石，污人清白。

鲁迅从此对顾颉刚厌恶到了骨子里。因为顾氏是个酒糟鼻子，所以，鲁迅就连给别人说起顾颉刚，也只是用鼻来代替，写信也是要么写一个鼻字，要么就在旁边画上一个酒糟鼻子。钱玄同本来和鲁迅关系交好，但是，鲁迅于顾氏还有周作人绝交后，钱氏站在了顾氏和周作人地一边，鲁迅也和他渐渐疏远，最后甚至形同陌路。偶尔在文章信件中提及钱氏，还不忘了挖苦一下他的旁身材和唠唠叨叨的性格。顺便说一句，钱玄同是钱三强的父亲。

鲁迅是倔强的，并且一直如此。对谁不满，对什么事情不满，或者谁批判了他，他会立刻拿起笔批判应战。他的好友许寿裳在回忆鲁迅地文章中写道：我从来不会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称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着实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天地。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名家，胡风、李雪峰、聂绀弩、萧军、巴金、孙犁等，无不受到他的文字和风格的影响。胡风若不是学了他老师的倔强，也不会在晚年被最高领袖钦定为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带头大哥，遭受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即使在监牢里，即使神经已经错乱，他也没有亲口承认自己的文艺理论错了。

师徒面貌，何其相似！

三

有人说鲁迅是个战士，有人说鲁迅是个刀笔吏，有人说鲁迅是个圣人，有人说鲁迅是文坛最大的恶霸。但是绝不会有人说鲁迅是个马屁精。

他对自己所厌恶的人，是深恶痛绝，毫无转圜的余地。但是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却温情脉脉到叫人羡慕嫉妒。冷面孔的鲁迅有一副古道热肠。对文坛已经成名地大咖们，鲁迅是不屑于吹捧的。但是对于后起之秀的提携帮助，鲁迅却是不遗余力地。当年轻人向他求助的时候，他总会伸出双手，给予十分的热情。他孜孜不倦地为他们批改文字，甚至夜以继日，累到吐血。他给他们最诚恳的批评和建议，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正是在这样的关怀引导下，胡风、萧红、萧军、柔石等一大批年轻人才能够在文坛显露出峥嵘头角。

也正因为如此，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把他视为自己的父亲和精神上的导师，他们爱他，敬他，把他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在他死后，他们有的甚至痛哭到不能自已。萧军跪在鲁迅遗体前，毫不掩饰地嚎啕大哭。胡风在料理完鲁迅先生地丧事之后，回到家中，一头扑倒在床上，放声痛哭。他们为失去自己的良师益友而痛彻心扉，所以用笔墨写下一篇篇文字，来回忆他，纪念他。

这样的纪念，萧红倾尽了余生的最后岁月，萧军倾尽了后半生，胡风更是倾尽全力宣扬先生的思想和文艺观点。但是，他缺少先生对时局的透彻的观察力，所以，才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后来被打倒，被踏上无数脚。

和他的老师鲁迅相同的是，胡风活着的时候，也是不遗余力地扶持年轻作家，宣扬年轻作家的作品。在他的帮助宣扬之下，一大批年轻作家很快成长起来：路翎、绿原、舒芜、艾青、鲁藜、阿垅等都是胡风文艺理念的代表作家。没有胡风的发掘，没有阿垅的成功，没有胡风的发掘，艾青的成功大约需要晚些时候才行，没有胡风的支持和鼓励，路翎不会写出《财主的儿女们》这样有分量的篇章。

师徒风范，何其相似！

古今中外的文坛都是一样的。简奥斯汀的小说刚开始被批判的一文不值，现在呢？勃朗特姐妹为了发表他们的小说，历经波折，《呼啸山庄》被当时的人们强烈批判甚至嘲讽，现在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出版，也是历尽磨难，在评选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据说还有文坛大佬们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关系极力阻挠。好在当时的评委们还有伯乐的眼光，这部伟大的著作才没有被埋没被毁弃。只是不知道，当初那一大群怀疑批判甚至把这些作品否定到狗屎不如的人，可有什么神作遗留下来？

鲁迅和胡风他们二人都深切地知道，文坛需要新的生命，需要年轻的血液，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年轻的树苗的成长，来打破文坛的萎靡不振和那些自诩为文坛大佬们的僵化的垄断。所以，他们拿起了笔，同那些和他们文艺观、世界观不一致的人作战，辩论是最好的研究方法，也是澄清黑白最佳的途径。他们师徒二人都有五四以来的自由思想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同样，他们师徒二人也都遭遇了最无耻的欺骗与背叛。

高长虹刚开始来投奔鲁迅的时候，还是一个彬彬有礼的青年。鲁迅给他精神上的支持，金钱上的资助，为了批改他的作品，连续多天劳累，累到吐血。就是这样一个青年，一朝得意，就露出了他的中山狼的面貌，不遗余力地攻击鲁迅。其间缘由，历来研究鲁迅的专家们考证的很详细了。在此不作详细叙述。但归根结底，还是高氏内心的膨胀在作怪。对于这样的人，鲁迅当然是不会客气的。在给许广平地信中，鲁迅说：“至于长虹，则现在竭力攻击我，似乎非我死他便活不成，想起来真好笑。近来也很回敬了他几杯辣酒。”

胡风在上个世界五十年代，也遇到了背叛。周扬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仗着有最高领袖做后台，逼迫胡风承认他文艺路线地错误。倔强的胡风，没有服软。可是他的一个学生和战友舒芜，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胡风的文章，并且在最后，把胡风历年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全部上交，当时的《人民日报》开始公开断章取义地进行批判。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文化批判的一个恶劣开端。也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个惊天文字狱。从此，胡风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牢狱之灾。胡风在给其他朋友的通信中称舒芜的时候，根本不写名字，只写作为无耻，有时候也简化为无止。

师徒二人的遭遇，又是何其相似！

高长虹后来去了延安，这个来自山西小山村的男子，后来有些神经兮兮的。据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报告会上，周扬客气地叫他站起来讲几句话，他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也因此落下了一个绰号：高起义。他在哪里都不合群，时间久了，人们逐渐把他当作一个疯子来对待。流光容易把人抛，时代不会记住一个疯子，也很容易把人抛弃。这个当年的才子，这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就这样被渐渐埋没在尘埃之中。读书至此，我不禁有万千地感慨。造化之弄人，竟然一至于此！

舒芜后来的遭遇也很狼狈，他批判了胡风，自己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好处。在当年的朋友圈里，几乎没有人再和他来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做过反思。固然有时代的因素，但是不能不说也是他个人的悲哀。

四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在骂鲁迅。有些人是连一行字也读不通的，更不要说通读鲁迅的文章，所以他们的骂那只不过是人云亦云。应声虫而已，没有什么分量。这种人以网络喷子居多。而另外一种人，却不一样。他们有文化，也有舞文弄墨的能力，他们之所以骂鲁迅，只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他们在攻击的时候，往往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言辞铮铮，只是内心就未必像他们的面貌那般坦坦荡荡。因为他们知道，多数人是不读书的，也不会去查询资料，揭穿自己的谎言。反正鲁迅也已经死了，就大胆放心地由着他们的那张嘴，说黑说白，说圆说方。

其实，就算是鲁迅还活着，他也不会在乎，更不会害怕。他这一辈子，在清末的统治下做过几天教员，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做过教育部的职务，当过北大、厦大、中山大学等大学的老师，最后到了上海，彻底成为自由作家。他什么风浪没见过？什么险恶没经过？他照旧拿着笔杆子，不知道和多少人进行过论战。论战，这可是他的强项。可是他现在再也不会拿着笔，给论敌以致命一击，更不会用用冷冷的眼光，向这些懦夫投以轻蔑的一瞥。就连他牵挂的许广平和海婴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或许，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笔墨攻击。他或许可以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前，拿着烟卷，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烟云舒卷，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雨雪霏霏。他这一辈子，真是生活得太劳累太清苦了。假如没有许广平给他的爱情和周海婴带给他的天伦之乐，他这一生，几乎没有一丝的亮色可寻。

他在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是一个很活泼的女子，有头脑也有勇气。因为学校的学潮运动，她被官方文件称她：即令出校，以免害群。此后她每次来到鲁迅的住所拜访的时候，鲁迅就会微笑着调侃她说：害马来了。害马是他给许广平起的第一个绰号。

鲁迅很喜欢给别人起绰号。小的时候，他偷父亲的画册，结果被三弟周建人告状，他就给周建人起了一个绰号十足犯贱。在日本的时候，因为周作人生性沉默，他就给他取了一个日语绰号都路，意思是仙鹤。钱玄同和他一起去听章太炎先生讲解说文解字，钱氏不好好听课，总喜欢爬来爬去，他就给钱氏起了一个绰号爬来爬去。他偶尔因为施蛰存给别人推荐古典文学而和他打起了笔仗，给施蛰存起了一个绰号洋场恶少。因为这个绰号，施氏被别有用心的人打为右派。但是施氏后来专心研究诗词，颇有心得，尤其是他的《唐诗百话》的确可以算是见解精到，不落俗套。也算是这场笔仗的意外收获吧。左联的时候，他因为文艺观点的不同，行事作风的不同，不大喜欢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于是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四条汉子。也就是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姚文元攻击迫害周扬等人的根据。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也是当时左联的元老，他可能也料不到自己的儿子竟会这样恶毒。就像鲁迅无论如何也料不到自己能被御封为圣人，自己的文章竟然能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他从来都不喜欢周扬，但是却不会想到用这样无耻下作的手段去打击他们。

当时的许广平，还是一个比鲁迅小十七岁的女学生。但是她一心仰慕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大先生。在刚开始的时候，在爱情这件事情上，鲁迅是被动的消极的。因为家庭等各方面的原因，四十二三的鲁迅不敢走出这一步。经历过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风波以后，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进了一步。许广平给鲁迅信件里的称呼也从鲁迅师，变为迅师，再变为英文书写的“MY DEAR TEACHER”,署名也由小学生许广平谨上变为学生许广平，再变为你的学生许广平，又变为小鬼许广平，后来基本上只写作英文的YOUR H.M，后面两个字母是鲁迅给她的绰号害马两个字拼音的首字母缩写。鲁迅给她的信件，称呼也由广平兄变为H.D或者D.H或者D.H.M，D是英语单词DEAR的首字母。其实，《两地书》中的许多信件之亲昵称呼，都经过了修改，原始的信件中，鲁迅给许广平地称呼早就成了恋人间亲昵的称呼，例如乖姑！小刺猬！甚至只写作小刺猬！例如在1929年5月23日鲁迅给许广平地信件中有一句说：午后出街，将寄给乖而小的刺猬的信投入邮箱中。而在《两地书》中，就修改为午后出街，将寄给你的信投入邮箱中。大约是鲁迅并不想叫别人看见他们二人之间的亲昵。二人信件的内容，也由开始所讨论的学校事情，谈论报刊杂志，变为谈论日常的琐屑小事甚至私人的事物。终于，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之后，两个人开始秘密同居。10月，两个人同时去了上海，开始公开同居。他们本来是不打算生孩子的，但是因为避孕失败，1929年，生下了儿子周海婴。

周海婴曾经在《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了父亲当年的点点滴滴。脉脉深情无声地在字里行间流动。我们要是翻看鲁迅的日记，就会发现他的笔下多了一些生活的气息，多了一些温情脉脉。因为有了孩子，所以，他笔下有很多处记录了儿子的点滴。例如带着儿子看病，带着儿子照相，谁给儿子送了礼物了，什么时候带着儿子去理发了等等琐屑小事，叫人读出了一个老父亲的内心的每一个感动。许广平回忆说，年幼的周海婴要是来抢鲁迅看开的书或翻弄他的图画书，鲁迅从不加以阻止，只是叫许广平在旁边帮忙照料，等到海婴看完，才收起来。他的那首诗歌“无情未必真豪杰，恋子如何不丈夫！”真是写尽了千古父亲的似水柔情。

五

鲁迅喜欢买书，可以说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他的日记中记载着很多买书的信息以及买书的书单。有人统计，鲁迅一共藏书一万四千多册。在购书最多的一年，鲁迅竟然花费了两千四百多元。要知道，当时的物价，食盐每斤只需要二到五分钱，大米每斤六分钱左右，猪肉每斤也不过两角钱，一个普通四口家庭的花费也不过二百元。我们看他的日记，就会发现即使在带着不到一岁的周海婴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也忘不了买书。他每每不遗余力地买书，却总是感慨书太少，查询资料不方便。为了得到更的地罕见图书，他每到一地，都要去图书馆去亲手抄写图书资料，仅仅抄录的古籍资料就有五千多页！正因为有这样丰厚的藏书，他才能够整理出煌煌巨著《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唐宋传奇集》等。现在不要说他的藏书，就连他去世之后许广平他们编辑整理的《鲁迅全集》也都成为了重要文物。

鲁迅喜欢画画。他是自幼描摹旧小说插图画而自学成才的。没有美术的学历，更没有美术从业资格。但是他的许多小说，都是自己设计封面甚至插图的。他所珍藏的图书之中，有很多种美术类的图书。他关于美术的学识，丝毫不亚于一个专业的老师。我稍微计算了一下他的日记后面附录的书帐中关于美术的图书种类册数，仅1927年，他就购买了十七种三十四册，后来购买的就更多了。这些图书之中，有中国的版画作品，例如《二十四孝图》《老莲绘会真记》《历代名人画谱》《百美画谱》等，也有《世界美术全集》《苏俄美术大观》《弥尔顿失乐园画集》《但丁神曲画集》等，更有《漫画大观》以及《汉画像石》拓本、日本的浮世绘等。他很喜欢版画，所以努力地宣传优秀的版画作品，甚至在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出席一个版画的展览。观千剑而后识器。他有这样多的美术藏书，又有多次设计经验，他对绘画的鉴赏力自然高出许多自诩为名家的画家一筹。但若是现在，他肯定会被当作骗子，被监管部门驱逐，被诸多网友嘲笑讥讽。

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鲁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更不是冷冰冰的符号。萧红在文章中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看了这段话，你是不是很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这不就是你身边任何一个普通的老人都会有的笑吗？在亲人朋友的眼里，鲁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到可亲切的老人。萧红又记载鲁迅他们看完电影等电车的一个场景：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海婴不安地来回地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着他和自己并排坐下。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这样的回忆文字，不仅仅出现在萧红笔下。在荆有麟笔下，也这样记载曾经熟悉的鲁迅先生讲课的情景：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涛涛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以及先生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这样熟悉的场景，不就每天发生在中国或者外国某一个地方吗？

他的好朋友许寿裳记载，1933年，民权保障同盟会成立，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会长，鲁迅于杨杏佛、林语堂为执事。六月，杨杏佛被刺杀。有流言说鲁迅也不会幸免。鲁迅对许寿裳说：应该去送殓的。于是二人同去。鲁迅还作了一首诗歌表示了对时局的抗议：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样慷慨激昂的时诗句，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来的。由此可见鲁迅对朋友的真情。当时林语堂因为害怕没有去，鲁迅说：语堂太小心了。

许广平在回忆文字里记载：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之人。就是肯印书的人，他也极力夸奖鼓励，他说：“他是老实的，还肯印书”又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

我喜欢读历史，更喜欢读历史人物的细节。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细节之中，我们才能更加近距离感受到这个人曾经真实的喜怒哀乐。我近期一口气读了很多关于鲁迅的书，才知道，以前的仅靠课本的几篇课文所了解的鲁迅是多么单薄！这样真情流露的鲁迅，这样实实在在的鲁迅，这样真真切切的鲁迅，就这样静静流淌在多情的文字里，曾经，现在，还有将来，不论何时读起来，都是那样鲜活，那样真切，那样触手可及。时光会淘尽权势，会淘尽富贵，淘尽虚假和谎言，却永远不会被湮没这位曾经的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