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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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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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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先生们 ---鲁迅和周作人


                                        山西省临猗县临晋中学     常金龙

 

这个题目我拟定了好久,但是迟迟没有动笔。我不知道,自己该从哪里动笔,才能够比较全面地写出周氏兄弟的同和异,究竟要怎么写,才能写出他们的风采,究竟要怎样写,才不算辱没了两位先生的声名。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文章我都喜欢看,或者说,都曾经喜欢看。

以前上学的时候,课文中选鲁迅的文章很多,几乎每册都有,老师讲得费劲,学生学得头疼。究其原因,其实是政治解读的过多,文化解读的还远远不足,所以,学生们都不喜欢鲁迅。我也不喜欢。感觉这个老头很刻板,很尖酸。当时我正好买了一本周作人的散文选集,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印刷的。读起来颇多新鲜感,他没有乃兄那样尖刻,行文之中,多有从容。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那个散文书系汇集了很多大家的散文,林语堂的,梁实秋的,我当时都喜欢。他们清新洒脱广博雅致的风格,是我当时特别欣赏的。

当时前后,我正好也买了几本明朝的清言小品和三袁的散文,咀嚼之下,只感觉清风徐来,满口余香。当时的我,只有二十多岁,特别羡慕那些风雅的做派,也买了一个廉价的熏香炉,每天在读书的时候,必然要点燃檀香,在袅袅的香气之中,做着名士的千秋大梦。

唉,现在想起来,都感觉有些可笑。毕竟,那时候太年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经历了很多,我不敢把这些称呼为苦难,太显夸张,至少是不可多遇的一点点经历。人总是要学会沉思的,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大概错了。

周作人在当时是以淡泊著称的,当年的苦雨斋,承载了他多少清梦,可是,在国破家亡之际,他却一脚踏出了隐居修行的苦雨斋。至于梁实秋,最多也就只能算一个小资情调很浓厚的教书匠而已,没有王孙的命,却始终做着王孙的梦,坐在雅舍之中,大谈特谈世界上一切和粗俗无关的事物。我后来买了好几本他们的书,但是,翻开看时,当年吸引我到疯魔的文字,似乎再也没有那种风韵,反而几次三番再也读不下去。大约,几十年的磨砺,是我这个人由内而外变得粗糙了,粗糙以后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和雅致到骨子里面的文字发生共鸣的。

偶尔的一天,我重新拾起了鲁迅。

当时看着略微生倦的文字,字里行间似乎都在跳动着火焰。在这些跳动着火焰的文字里,我看到了喜怒哀乐,我看到了嬉笑怒骂,我看到了孤独和绝世的冷傲,我看到了热情和赤子情怀。

将近知天命的我,重新拿起了鲁迅。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

周氏兄弟二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座山峰,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当时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多年以来,给他们写的传记有很多,珠玉在前,只能更加显露出我的捉襟见肘。好在,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并没有想用洋洋百万言去叙述,比较,论证,只是想写一篇小文章,只想写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我不会因为自己喜欢了鲁迅就不加批判地赞美,也不会因为自己现在不愿意多读周作人,就去刻意贬低他。

 

 

鲁迅和周作人只差四岁。

即使只差四岁,一个仍然是哥哥,一个自然是弟弟。

周作人在文章中回忆起他们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时说,他的祖父虽然是清代的翰林,但是对子弟的家教读书这一块却很开放,他鼓励他们多读小说,以为小说读通了,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大约正是这个原因,鲁迅兄弟二人对与中国古典小说都很热爱。这也是鲁迅后来做小说史的起源。鲁迅母亲本人尤其爱读古典小说,所以鲁迅不厌其烦地一本一本给她买来,积攒的资料多了,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学问。

也是这个祖父,性情不好,喜欢骂人。周作人回忆说,他的祖父谁都骂,从呆皇帝昏太后一直到下人,他发起火来,张口就骂。正因为他的耿介孤傲,才惹出了泼天大案,家庭也因此败落下来。鲁迅兄弟二人被送到外祖父家,一个寄养在大舅家,一个寄养在二舅家。周作人回忆说,自己年纪小,感觉不到什么,但是曾经有人当面称鲁迅是乞丐。

他们的祖父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时候,家族中有一次要开一个家族会议,会议的内容对鲁迅这一支不利,十五六岁的鲁迅作为家中的长孙,参加了会议,当时拒绝签字,族中的老人就对他声色俱厉地加以训斥,但是鲁迅始终没有签字。

这样人情冷暖的例子,想来不止这一两件。对鲁迅当时的冲击可想而知。他逐渐接受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性的丑陋,人心的险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再也回不到当初周家大少爷的天真烂漫了。

他们家庭遭遇变故的时候,鲁迅十三岁,周作人只有九岁。当十三岁的鲁迅出入当铺和药铺的时候,周作人自然是庇护在哥哥并不高大的身影之后。有些人猜测说,正是这段童年时代屈辱的经历,才造成了鲁迅尖刻冷漠的性格。这个猜测是不错的。鲁迅终其一生,对故乡的怀念只是在文字之中,他不愿意回到故乡,面对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这是他心灵上一道永久的伤疤。

周作人在文章中回忆鲁迅小时候绘画和买书的事情,回忆弟兄三人在一起玩耍的事情,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事情,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老年的他,在几十年之后,回忆当初兄弟几人的和睦融洽,笔触之细腻,感情之真切,读来如在眼前。他们兄弟二人,从小的性格就不相同。鲁迅是尖刻的,严厉的,而周作人相对平和,也比较容易相处。

他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所读的书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做准备的。假如,他们的家道没有中落,假如满清王超没有覆灭,他们兄弟二人,可能也像祖父一样,中科举,考进士,然后为官做宰,悠游一生。

鲁迅十八岁的时候,因为家中没钱,所以只好进了南京水陆师学堂。学堂中有他们本家的一位叔祖在轮机科做舍监,感觉自家子弟来当兵不好,不愿意叫他用族谱上的名字,于是就给鲁迅改了,叫做周树人。几年之后,周作人后来也到这里上学。他们同样对这里的环境不满意,同样都想办法要走出自己的路。鲁迅后来去了日本,周作人也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他们形影不离,一起读书,一起办报,一起翻译外国文学。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和谐相处的第一个时期,没有任何干扰。后来因为要养家,还要供弟弟上学,在许寿裳的介绍下,鲁迅只好先回来找了工作。

后来,兄弟二人又先后来到北京。从1917年到1923年这六七年,使他们兄弟二人亲密相处的又一个时期。刚开始,他们二人一起住在绍兴会馆,后来在八道湾买了自己的房子,全家住在一起。周作人有一篇文章《猫打架》,专门回忆起兄弟二人在绍兴会馆合起来打猫的小事。七十多岁的知堂先生,在写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一定是呵呵地笑着。为自己兄弟当年偶起的那点子童心,为这如风吹过的往事。

周作人刚到北大教学,教授的是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每天一个小时,一周六节课。他白天把草稿写好,鲁迅晚上修正,然后第二天周作人再誊写好,作为正式的备课使用。一年的时间,他们兄弟二人合力编纂了希腊文学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世纪文学一卷,合成《欧洲文学史》,成为北大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少年时代的嬉戏已经成了过往,求学时代的相互依靠那是出于亲情的本能,此时的兄弟二人,才算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事业上真正意义的合作和支持。他们二人,都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得力成员。自古以来的文学家中,兄弟都是当时文坛大家的,本来就少。曹魏的曹丕和曹植,南梁的萧纲和萧绎,唐代的白居易和白行简,宋代的苏轼和苏辙,明代的三袁兄弟,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是,此时周氏兄弟的和谐和睦,恐怕苏轼兄弟也有所不及。鲁迅兄弟二人学养相近,爱好相近,思想相近,主张相近,所以彼此的合作自然无忧罅隙。周作人翻译小说,介绍外国文学以及文学史,鲁迅也时常给他的文章加以润色。他们共同提倡文学的改革,提倡思想的改革。在当年的文坛上,真的是两颗闪闪发光的明星。

 

 

所有的变故,都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

周氏兄弟的失和,也不例外。

这件事情,对周作人的妻子来说,可能是早就有预谋的,对于鲁迅兄弟二人而言,都是绝对的意料之外。对于和他们交好的其他朋友来说,更是一个大的意外。周作人不敢相信妻子说的话,鲁迅更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竟为了妇人之言和自己闹翻。从此之后,他对周作人的评价就只有一个字:昏。1923年7月14日,他只在当天的日记之中记下了一句话,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7月19日,周作人亲自给鲁迅送过来一封信,要求断绝关系,请他以后再也不要到自己的后院来,鲁迅后来请人邀请周作人来想问个明白,但是,周作人没来。8月2日,鲁迅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八道湾,暂时租住在砖塔胡同61号。后来又在西三条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一别,兄弟二人再也没有机会和好过。

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从多少版本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读过了多少次,但是,每一次都禁不住感慨。假如,他们兄弟二人仍然和睦如初,该会为后世留下多少津津乐道的佳话啊。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愿而改变。鲁迅的母亲对别人说,鲁迅有个法名叫长庚,周作人有个法名叫做启明。昔日相好的兄弟,真的如参商二星,永不相见了。

鲁迅出了八道湾之后,大病一场。后来他回到八道湾取自己的书之时,周作人夫妻曾对他大打出手。唉,其间的是非,我们不想在这里辩解。清官难断家务事。虽然已经绝交,但兄弟二人并没有势同水火。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思想和主张而发生矛盾。1923年到1926年这段时期内,他们仍然都在北大,对政治文坛的各种风吹草动仍然有着一致的反应。在五卅运动中,他们兄弟二人的观点又惊人的一致。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的时候,他们都在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上签了名字。当胡适等人提出要对章士钊等人忠厚宽容,周作人立刻写文章进行批判,明确提出:养虎遗患,愿胡君留意。当女师大运动初步取得胜利,周作人竟然又提出了宽容的老调,鲁迅立刻发表文章提出要痛打落水狗,对周作人提出批评。当章士钊等人再次反扑的时候,周作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虽然已经和鲁迅绝交,但是对他给自己的批评还真是立刻改正,发表文章对自己进行批判。

在这次事件中,因为陈西滢发表了几篇文章,公开支持章士钊,反对鲁迅和周作人等。当刘和珍和杨德群被杀害之后,陈西滢竟然又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说刘杨二人是被人利用和强迫的。周氏兄弟二人和陈西滢之间,又是几番笔剑往来,火药味很浓。以至于中间胡适不得不出来调停此事。但是,终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此时的周作人是激进的,甚至超过他的长兄鲁迅。他抨击无耻的军阀政府对学生的迫害,抨击主张敦厚的胡适等人,甚至抨击他的老师章太炎,因为他和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混在一起,组织所谓的反赤救国大会,周作人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自己脱离章太炎门下,再也不是他的学生。在李大钊被杀害之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救助他的公子,在南方清党运动中,大批优秀的青年被杀害,而他所尊敬的蔡元培、吴稚晖竟然也在鼓吹清党,胡适对此竟然视若无睹,周作人终于忍不住他的愤怒了。他在文章之中大加批判,批判中国知识阶层的堕落,批判普通百姓的愚昧和无知。

这样的批判文字,丝毫不亚于他的兄长,这样的斗士风采,丝毫不输于他的兄长。然而,这却是周作人最后的呐喊,最后的奋笔战斗。随着时局越来越诡异,他越来越看不明白这个充满了魑魅魍魉的世界,越来越看不明白身边的人群,越来越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真的对,什么才是真的错,他同样不知道,自己以前的选择,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梦幻的破灭,这是现实的嘲讽,这是周作人孤独的灵魂拷问,反复拷问之中,他终于成了躲在苦雨斋中,饮茶写字的苦雨斋老人。

他们兄弟二人终于在灵魂上,在思想上,在主张上,在立场上,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商永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周作人最大的幸运,就是他的文字,周作人最大的不幸,也是他的文字。古人云,顺其自然。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文字,有什么样的文字,自然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观其文而知其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苦雨斋主人最后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看来,鲁迅对他的一字评价,还真是一针见血。

不管他如何为自己辩白,不管当时以及后世如何为他洗白,事实就是事实。他投靠日本人做汉奸的时候,他的侄子奋力阻拦,甚至不惜以生命来劝谏,都没能挡住周作人走出苦雨斋的脚步。此时,他的长兄早已经长眠在底下,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他所有的精彩的表演了。假如鲁迅当时还活着,他对自己弟弟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批判呢?

同样还是那句话,历史就是历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

但是,就有人在周氏兄弟都死了若干年之后,在那里不断地假设,甚至做出一些诛心一样的论断。他们号称仔细研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轨迹,竟然得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谬论:假如鲁迅还活着,鲁迅也一样会做汉奸!

哈哈哈,我初次看到这个结论,真怀疑这些人的脑子被驴踢了,不,确切地说,他们是掉进了驴窝里,被群驴踢傻了。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抱着何种居心。假如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他们做到了。因为现在的网络上不乏人云亦云的跟风者。甚至有人当面和我说,鲁迅根本不敢骂日本人。我当时就蒙了,立刻就反问,你读过鲁迅的几篇文章?又是根据什么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鲁迅是没有机会评价周作人了,周作人却有。

即使在鲁迅死后,周作人对他也是不满的。在他当时的文字中,你能看到这种现象,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你能看到这些痕迹。他不满意鲁迅和许广平结婚,在文章中不无恶意地称之为老年人的胡闹。他不满意鲁迅加入左联,在文章中,同样批判他膨胀的领袖欲。他不满意鲁迅被奉为神,奉为国魂,他甚至对设立在广场上的鲁迅塑像都要嘲讽似的唠叨几句。因为那是他最熟悉的兄长,那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太了解自己的兄长了。了解他的优点,更了解他的缺点。但,其实,他错了。

从鲁迅离开北京之后,周作人再也没有进入过他的生活,他又从什么地方去了解自己的兄长呢?从报纸上的文章还是人云亦云的流言?他根本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一个人是会变的,从肉体到身份,从思想到灵魂。就像他一样,从五四时代的勇士,终于成为了苦雨斋里的老人,又从苦雨斋中的老人,成为附逆日本的汉奸,从一个汉奸,成为一个监牢里服刑的犯人,又从一个犯人,成为一个用一支笔,回忆过去,回忆兄长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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