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长恨歌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

不是说你努力了，就一定会怎么样。有时候你越努力，反而距离成功越远。尤其是在写诗画画这两件事情上，你要相信，天才就是天才。所谓的勤能补拙，那只不过是别人用来安慰笨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

你看吴昌硕，一个看起来蠢蠢笨笨的老头，小眼睛厚嘴唇，头发稀少，好像一个老太太。可是，他四五十岁了，一出手画画，那就是神来之笔，大师水平。你在看美术学院的那些学生们，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跳出素描色块的束缚。再说写诗，谁都能写，但自然不是谁都能写好。唐朝三百年，那么多人都在写诗，其间名家也不过寥寥数人。乾隆皇帝，一生写诗多以万计，可是呢？有谁记得哪一首？

在写诗这件事情上，白居易绝对是个天才。唐代人最早说的诗仙，就是白居易，而不是我们口中的李白。

天才你不服气是不行的。何况白居易这个天才还比常人更刻苦。

所以他的成就，自然是多数人望尘莫及了。

当然，在元和元年之前，白居易充其量也就算是一个诗人。一个还算会写诗的诗人，一个西漂在长安的不太入流的年轻诗人。

到了元和元年，这一切都变了。在这一年，命运之神似乎特别照拂这个瘦瘦的年轻人。他因为一首诗歌，而名满天下。也因为一首诗歌，最终成为元和及此后诗坛的大宗师。

这首诗歌，就是至今传颂的名篇《长恨歌》。

一

元和元年四月，新继位的唐宪宗举行了一次制举考试。制举不同与常规的科举考试，这是天子亲自举行的一种不定期考试，目的就是为了从已经顺利通过进士考试且成为国家干部的人中选拔特别优秀的人才。题目常是天子临时确定，并亲自监考。主要考察处理实际的能力。

白居易和元稹这一对好朋友，早早地就躲在华阳观内，朝夕揣摩，准备参加这次考试。根据史料记载，因为面对的都是国家精英，考场服务是很贴心的。将要天黑的时候，皇帝命令宫人点燃蜡烛，以便考生们认真作答。考试完毕，假如时间太晚，皇帝就叫人安排这些考生的住处，并派人亲自护送他们到达宿处。元稹在诗歌中说：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记载的就是这次考试的情形。

四月二十八日，考试结果出来了。白居易被任职盩厔县尉。盩厔是长安城的一个畿县，属京兆府，在长安西边。盩厔县尉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根据白居易自己的描述，他这个县尉的职责，大体上掌管县里的农业和各项税收。大体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主管农业和税收的副县长。

这份工作其实很是辛苦，完全不同于以前作校书郎时的闲散自得。作为一个文人，白居易自己也在诗歌中流露出对这种生活的厌倦。他说：“公事与日长，欢情随岁阑。惆怅青袍袖，芸香无半残”。作校书郎时的生活虽然闲散，但是总归可以静心读书作诗，现在的自己每天奔走于这些琐事之间，不要说做诗歌，就连当年作校书郎时沾染上的藏书用的芸香香气都渐已消淡。言语之间的无奈，几乎跃然纸上矣。

但是，古人云，祸福相倚。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天才到那里都是天才。就像聂绀弩，生平自有三分鬼才，但是被发配到北大荒之后，竟然被激发出体内的洪荒之力，唤醒了潜睡的七分天才。他是一篇接着一篇地写诗，每一篇都是天才之作，放在现代中国古典诗坛上，足以让其余作品黯然失色。

冥冥之中，白居易这次到盩厔县，也似乎就专是为了一件事情而来。我这个人越老越信命，就爱瞎琢磨。我有时候就在想，假如白居易仍然做校书郎，或者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诗坛上，究竟还会不会有《长恨歌》这篇传世佳作？你要是相信冥冥之中的天意，你就会相信，百分之九十，是不会有了。即使有，也不过是一片很平凡的作品，不过几十年，几百年，就湮灭于时间的长河。

任何写作，都要有一个天人合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由正确的人来完成。假如鲁迅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他不会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震荡人心的传世之作。假如托尔斯泰生活在当代的俄罗斯，你相信他会写出《战争与和平》吗？

没有参加兰亭雅集的王羲之，肯定写不出千古名篇《兰亭集序》，

没有到过滕王阁的王勃，肯定写不出《滕王阁序》，

不经此景，不有此情。不有此情，难有此篇。

诗情文脉这种东西，是最难以捕捉而又最容易稍纵即逝的。所以诗歌古文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趁着七分浓情，趁着三分醉意，趁着胸膛内的气血正在翻涌，趁着笔底的风流正如波浪相逐，挥动如椽巨笔，一写而就的。

盩厔县，就是白居易的兰亭，就是白居易的滕王阁。

二

在秘书省的时候，白居易可以有一大帮朋友吟咏诗歌，但在这个环境中，即使他有这种想法，实现的机会恐怕也不会太大。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他的诗歌记录来看，有记载的同事只有姓李的一位府曹长官。二人的趣味还比较相投，所以有时候在一起看山赏月。但是也仅此而已。那么，处在这样一个缺少知音和共同爱好的群体之中的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心情的不愉快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

从白居易诗歌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对盩庢县官舍和周边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勾勒：他的官舍之中，有一个不大的前庭，前庭旁边有一口水井，水井旁边耸立着一棵郁郁葱葱的青桐，官舍内还有一座小亭，亭的西边就是苍翠欲滴的竹子。若坐在亭内向南远望，可以看见远处太白山上的积雪，官舍内还有槐树松树等树木。松树是他从仙游山亲手移植到官舍庭前。诗人办公之余，就喜欢在小亭内闲坐散心，远望太白山，怡然独自得。

假如一直处在这个衙门之中，他每天除了单调的工作之余，大约多数只能这样自得其乐。自己给自己吟诗，自己给自己安慰。然而，幸运的是，就在这种乏味与孤独之中，白居易很快就从外边找到了两个极为投机的好朋友，他们一个是王质夫，一个是陈鸿。白居易和他两人一起游山，唱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质夫，行十八，琅玡人，当时隐居在盩庢县城南大约十里的仙游山。春天的时候，山中的蔷薇花开放，一山烂漫，或者冬天的时候，满山的白雪堆积，王质夫就邀请白居易到山中游玩。有时候，白氏也邀请王到他的官舍中做客。

陈鸿，字大亮，文学家，永贞元年进士及第。当时也可能隐居在仙游山。

白居易非常喜爱仙游山和仙游寺，在任职县尉期间，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登山赏景，一起吟诗联句。在诗歌《祗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中他这样描述仙游山的风光：“石拥百泉合，云破千峰开。平生烟霞侣，此地重裴回。今日勤王意，一半为山来”。又说：“黑水澄时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这两句诗歌因为它不刻意雕凿的雅致和自然，历来被人们所称道。甚至被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引用。面对仙游山这样美丽的景观，他不无满足地说：“自嫌恋着未全尽，犹爱云泉多在山”。

白居易一次和王质夫，李文略相约游山，二人因故未到，于是他一个人在山上的寺院里独宿。寺院的情景和山间的景色，和他恬淡寡欲的品性很容易发生共鸣。他在仙游寺中独宿时写道：“幸与静境遇，喜无归侣催。从今独游后，不拟共人来”。

那是一种多么优雅而散淡的生活，即使多年以后，诗人回想起来，仍痴迷不已。后来，白居易供职翰林院，还在梦中梦游这座曾经无数次攀爬赏玩的青山，醒来后一片惆怅。

三

盩庢县城的外围风景优美，翠绿绵延的终南山，终年白雪皑皑的太白峰顶，碧波清澈的黑水，幽深青冷的仙游寺。无一不深深吸引着喜欢山水的白居易。更重要的是，这里距离杨贵妃被缢死的马嵬坡幷不远。这个半个世纪前的重大事变早已以各中各样的版本流传在民间。白居易当然不会错过去那里访古的机会，苍凉的景象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在头脑中构思孕育着一个伟大的创作，所有华美的辞藻，都在静待时间的酝酿。只需要最后的灵魂的碰触和激荡，引导和洗礼。

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王质夫、陈鸿三人结伴同游仙游山仙游寺。这是他第几次来到这里游玩，已经不可考证。我们现代普通的游客们，游山玩水，基本上是走马观花。所以，他们喜欢在各种旅游景点刻画到此一游的标记。他们头脑的匮乏，和他们灵魂的贫瘠基本是成正比的。

白居易三个人都是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刻画这些粗俗的标记。他们漫步在这清凉佛院之中，驻足于凄凉的马嵬坡前，内心深处自会别有一番感慨。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在五十年之后，就逐渐被演绎为传奇，演绎为神话。普通老百姓的感情天平，总会不由自主地朝着弱的那一方倾斜。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从来就有怀古伤今的传统，就象孟浩然的诗中所说：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尤其在这种广阔的空间之中，大多数的人都不自觉的会有一种对时间对空间的感慨和悲叹，这是出自本能的对自己能力渺小时光荏苒的一种伤感。

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白居易读了那么多杜甫的诗歌，而且经常在诗中引用。从他自身的经历来看，从少年时代就饱受颠沛流利之苦，看惯了百姓的苦难和国家的衰败。所以，他的感慨中间必然包含了另一层的伤感：一代帝王犹且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国家的命运将要走向何方呢？

此时，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还没有成亲。三十五岁的男人，还不结婚，不要说古代，即使放在现代，那也是令人非议的事情。这小子要么身上有病，要么心上有人。

白居易恰恰是心上有人的那个。他在二十岁左右流落符离的时候，曾经和一位姑娘相爱，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劳燕分飞。此时的他还保存着姑娘当年里留给他的信物，一双绣鞋。根据他自己记载，贬谪江州之时，有一次晾晒衣物，他见到了这双绣鞋，仍然禁不住感慨万千。唉，哪个男子不多情呢？我们的诗人，在当年，也是妥妥的一枚多情种啊。

这样一个感情细腻而丰富的诗人，面对四望凄凉的马嵬坡，遥想五十年前的帝王爱情的悲剧传奇，不可能不在刹那间触动他心灵之中最柔弱的那一部分。所以，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感慨，自然含有对自己曾经的爱情悲剧的一种共鸣。

鲁迅回忆说他自己之所以写《狂人日记》，是因为受了钱玄同的鼓动。假如没有钱玄同，鲁迅可能一辈子都埋首于古代的碑文和史传之中，做了一个老老实实的老学究。

名家名作的问世，似乎总少不了那么几个钱玄同。白居易的钱玄同就是好友王质夫。

此时，王质夫对白居易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瑞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也就是说，这样千古未有的传奇故事，如果没有遇到不世出的天才加以书写，恐怕就会逐渐消失无闻了。乐天，你诗歌写得那么好，又是这样的敏感多情，为什么不试一试把它写下来呢？

正是在朋友的鼓动之下，白居易才提起大笔，如瀑布一般倾泻心中积攒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珠玉之词，写下著名的长篇诗歌《长恨歌》。为中国的文学，为世界的文学增添了一笔极其鲜亮的色彩。他的好友陈鸿后来为之作传，名曰《长恨歌传》。

白居易的《长恨歌》一经写出，便立即风传天下。他本人也名声大作，成了天下皆知道的诗人。

他的这个成功幷不意外：首先，他有创作诗歌的经验和优美的文笔。其次，李杨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甚广，幷不是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而震撼了多数人敏感的心灵，主要在于其间生离死别的爱情因素，充分满足了普通百姓的好奇之心与同情之心。

五十年前早已经烟消云散的杨氏一门的所有繁华与炙手可热的权势，对五十年后的人们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多少饱经战乱的老百姓也同样遭受了妻离子散的悲剧。所以，他们在和白居易一样，用自己的身世之悲苦来重新打量这个所谓的帝王传奇之时，应该在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共鸣。感情的距离越近，伤感的因素也自然越多，流传的范围也就越广。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以此题材作诗，应该说是找到了准确的切入点。

这种情况就好象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一样，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作者精心的构思，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自然就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了。

由此诗歌引发的连环效应，就是天下人对白居易诗歌的狂热的喜爱。作为元和诗人最典型的代表，白居易在当时可以说是名满天下。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许多人都是他的忠实的崇拜者，都是他的狂热粉丝。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这样记载：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结合白居易同时代的记录来看，这些言语绝非自夸。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二十年间，从皇宫大内到各个政府部门，从道观到寺院，以及驿站旅店的墙壁上都书写了白居易的诗歌，王公以及那些贵族妇女，甚至放牛的儿童，贩夫走卒都会吟诵白居易的诗歌，甚至有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或者拿着去换酒换茶，更有甚者伪造白居易的诗歌。鸡林国的商人们说他们国家的宰相甚至痴迷到用百金来交换一篇白居易的诗歌。

段成式在《酉阳雑俎》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名叫葛清的男子喜欢白居易的诗歌到了痴迷的地步，竟然叫人在自己身上从脖子往下遍刺白居易的诗歌。追星追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超级粉丝了。段成式是和白居易同时代的宰相段文昌的儿子，他的记载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白居易死后，当时的皇帝唐宣宗有诗赞叹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份来自最高层的赞扬，更是肯定了白居易在当时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在一千二百多年以前媒体极度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现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里，经过包装和广告之后大约足以引起一场文化的震撼甚至震荡，其严重程度决不会亚于当年发生的华尔街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