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长庆元年的科场舞弊案

一

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年高考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湖北考生携带手机进了考场，不但进了考场，还偷拍了考试题，不但偷拍了考试题，还上传到网上进行搜索。在现在这样严格的高考制度下，这件事一时之间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的处理结果。

这个学生是不是单独作战？监考老师仅仅是疏忽或者简单的失职？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在这场丑剧中，所牵扯到的学生和监考老师，没有一个是冤枉的。不需要任何人，为他们做任何辩解。

若不严惩，后患无穷。

考试，大概是所有学生的噩梦，但也是底层人向上最公平的阶梯。自有考试，便有作弊。就像光明和黑暗永远共存。

考试，是谁发明的呢？据说是隋炀帝第一次通过当规模的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这个说法有多少真实我们不做考证。只知道，从此开始，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现在推广到整个世界，都在这个模式下进行着所谓的人才选拔。

考试，相比较以前的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的确要进步许多。它不再看出身和门第，也不再看血统和裙带，只看学识和能力。它把选拔人才这项工作，纳入了科学规范的轨道。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内容可以测试，有一系列具体的流程可以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选拔人才的公正和公平。

但是，有公平，就有不公平。

测试者和被测试者永远是天平的两个托盘，相互依赖而又永远是此消彼长。一千六百多年来，有多少考生绞尽脑汁，想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好的成绩。他们或者夹带小抄，或者贿赂主考官，作弊的手段，和现代大同小异。

若是单纯的学生作弊，其危害还不算大，但是，假如主考官和监考人员也牵涉其中，那就是相当严重的大问题了。其后果足以改变一朝的政治格局甚至帝国的兴亡。所以，历朝历代对科场舞弊案的打击，都是很严厉的。

只有一个朝代，有些例外。那就是唐代。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初创，其严格程度，不要说不能够和明清相比较，即使和宋代相比，也差一大截。

要知道，唐代的考生们在京城可以公开进行私人请托活动，这在后世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考生们编辑好自己以前比较满意的文学作品，写成轴卷，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季献给京城主考官或者政治上文学上知名贤达，让他们向主考官推荐。术语叫作投行状。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给吹捧一下，换取在士林和达官贵族中间更好的名声。而这种名声，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有了这个名声，就大大增加了你考试取胜的筹码。甚至可能在考试之前，就已经注定你一定榜上有名。假如没有知名人士的举荐，有些人可能就要一生默默无闻，潦倒而终。所以在唐代，这种投行状的风气十分盛行。至于投递的方式，可以很随便。你可以亲自拜访，也可以派一个仆役前去。反正目的是把你最满意的诗文交到你所认定的名家手里就行。对于这些被选中的名家而言，他们不会介意你拜访的方式，有时候亲自前往不小心犯了忌讳反而适得其反。对于请托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在考试之前制造出高人气，大名声就足够了。所以，采取哪一种方式拜访幷不重要。这种情况，很有些像现在的选秀活动，水平高低先不说，最起码混个脸熟。这样，考官在决定的时候，就不会不考虑公众舆论的影响或者某些权势的约束。

其次，举子们要按照规定在考试前向礼部交纳的自己的诗文，来进行初步了解，以备录取时作参考之用。这叫纳省卷。二者总称为秋卷。其目的也是为了给考官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唐代的科举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唐代的科举考试并不像后代那样严格。宋代以后的考试采取严格的密封制度，拟定的主考人要提前被隔离以防止受贿作弊，不要说请托之类的事情，就是见面也是十分困难。而唐代却不一样：

第一，考生的试卷根本就不密封，而且一般情况阅卷的决定权掌握在主考官的手中。也就是说，主考官完全有机会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录取的名单。那么多的试卷，很难保证能看到你的试卷，即使看到，也未必能保证仔细阅读。所以，公开的行状和省状就成为必然。也就是说，你必须保证让主考官在考试之前了解你的一些作品，最起码也要知道有你这个人。

第二，朝廷早早的在十一月份左右就定好了主考官，却不采取任何隔离措施。这一点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很奇怪，好像是专门留出时间让他们受贿。而且主考官们丝毫不忌讳在公众场合提及某些请托行为。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九章《知贡举》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摘引其中之一：大和二年的进士考试在东都洛阳举行，崔郾知贡举，临行之前，百官饯行。太学博士吴武陵于是趁机向他推荐杜牧，幷且当众朗诵杜牧的《阿房宫赋》，幷且说：请你把他定做第一名。崔郾说：实在抱歉，已经有人选了。吴武陵又说：实在不行，就定作第五名也可。崔郾仍然很犹豫。吴武陵于是说：不尔，即请此赋。言下之意很有些威胁：老兄，实在不行我就要用这篇《阿房宫赋》制造舆论了。你看怎么样？崔郾于是回答说：敬依所教。幷且在席上向众人说：适才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声明：第五名都有主了，诸位千万不要太为难我。再举荐上来的人也只能是五名以后了。

第三，更奇怪的是，朝廷明明知道这些请托行为，也知道这些行为所能造成的后果，却不加以干涉。于是，举子们四处活动，拉拢关系，提高知名度。以至于在考试的前几个月，各色人忙于奔走，各种关系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考试的胜利。《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引江陵项氏讽刺这种现象说：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

讽刺也好，赞扬也罢。当所有的人都削尖了脑袋追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很难保证其公平与公正。不要说古代，即使现在，也存在许多权力干预的情况。当所有的一切都不按照顺序出牌的时候，反而是这种轰轰烈烈的请托活动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考的公开性。

但是，这种公开未必就公正。更何况，唐代的考试还有一个规则，主持考试的人，在正式发布中举着名单之前，必须把列好的名单，抄录给宰相阅览。这个过程之中，宰相和主考官们，自然可以随意调换名单。这种弊病，持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大和七年李德裕任相，出台了两项措施：科考中，不再考诗赋，这样一来，那些举子们也就不再需要奔走权门，纳献文章。第二就是停止宰相阅览中举名单。但是，半年之后，李德裕就下台了，这两项措施也就自然流产了。会昌年间，李德裕第二次任相的时候，再次提出改革科举考试。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是落日残阳，没有多少时日了。李德裕后来被贬谪崖州，孤独死去，他理想中的科举改革，始终没有实现。在晚唐时期，科举的舞弊大权，照旧被达官显贵们所操控。《旧唐书.令狐楚传》中也记载了他的孙子把持整个贡举门路的行为。李相公的一生努力，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

读史至此，怎能不叫人感慨万千！

二

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长庆元年的科场舞弊案，是唐代中晚期的一件丑闻，千头百绪，牵涉到朝内的很多大员，也改变了唐代政治格局。但是，史书之中，对这件惊天大案的许多细节言之不详，我们就用这篇文章来细细搜寻一下，隐藏在史书文字之中的细节以及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

唐穆宗是个昏君。据历史学家推测，唐宪宗的死亡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他即位以后的所作所为，让历史学家大加批判，《旧唐书》的作者称他为孱主，又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斥责他不知道创业的艰难，不知道守成的辛苦，不知道黎民的疾苦。《新唐书》赞中说他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于败乱。这些评价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就在他即位的次年春天，即长庆元年，发生了著名的的科场舞弊案件。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当时朝廷中极为复杂的一次斗争。斗争的结果，不仅影响了唐王朝以后几十年的政治格局，也直接决定了元稹以后的仕途，间接影响了白居易的命运。

长庆元年三月，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考试，副考官是右补阙杨汝士。在这期间，即将出镇蜀川的宰相段文昌（武元衡之婿）由于接受了前刑部侍郎杨凭之子杨浑之的贿赂---家藏的著名书画，而向钱徽当面走后门，并且又写信保举。翰林学士李绅也向钱徽走后门，保举举子周汉宾。但是，名单下来以后，杨浑之和周汉宾两个人都没有被录取。段文昌于是很生气，在临走之前，就向穆宗告了钱徽的小状。说钱徽这次主持考试，名单其实是早已经内定好了的，所选中的举子都是一些高干子弟，不学无术之流。穆宗很吃惊，就向李德裕、李绅和元稹询问，他们也说的确如此。于是四月十日就任命白居易和王起作为主考官重新考试，结果十四人中间十一人被淘汰，只有孔温业、赵存约、窦旬直三人勉强通过，与及第。大概皇帝为了照顾裴度的面子，特赐裴譔及第。于是郑朗等十人并落下。

复试的结果传出，时论哗然。于是皇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手段，对涉案人员进行处分。最终，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被贬为开江令。这大约也是命运的玩笑，白居易刚从江西和四川回来，他的好朋友就被调离到那两个地方，钱徽甚至到了白居易作司马的江州作刺史。也难得他有那么好的心情，竟然去了白居易在庐山的草堂参观，而且写信告诉白居易如何如何。接到朋友的来信，白居易只有惆怅感慨一番俗务磨人，除此而外，还能做什么呢？后来，他出任杭州刺史，在半路的吉祥寺见到钱徽题写的名字，还感慨了好一阵。这些都是后话。

权力和利益的层层博弈之中，总会有一些替罪羊。钱徽和李宗闵或许是，或许不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在当时未必重要，对以前多年以后的我们而言，更是如此。

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在质疑在思考：复试的结果究竟又多大的参考价值？自然，一个复试，未必能够揭开全部的真相，但是多少总能说明一点事实。

作为复试主考官的白居易，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从白居易的奏章中来分析，他认为，这次考试，皇帝本人和各个“媒体”已经存在了舞弊的看法在先，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再者，这次复试相比较平时的考试而言应该不太公平，正常考试允许察看参考韵律等资料，而且可以通宵。而此次复试书策不许参考，木烛只许燃烧两条，就不再延长时间。仓促之下，多数考生也难以发挥正常水平。所以，予夺之间，有很大可以商量的空间。白居易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有一定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即使第一次考试存在舞弊行为，复试也不应该这样苛刻。最起码，复试时的考试时间上的设置有一点苛刻，这对复试的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我们读历史，千万不要被一言半语所蒙蔽。看似公允的说法，在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都有深刻的幕后故事，都有他的私心。

白居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次考试风波所牵连的人中，除了段文昌与李德裕和他没有什么深厚交情，其余几人都是他的好友，而杨汝士更是他的大舅哥。所以，他才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竭力想要和稀泥把大事化小。这是他内心的最真实的想法。从穆宗最后对涉及人员的处理来看，并不是很重。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两件事情上，决策者和皇帝本人应该是参考了白居易等人的意见。

撇开所有人的这样或者那样的言论，我们从复试的内容来看看这些考生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试题的内容是一诗一赋。诗歌的题目是《鸟散余花落诗》，赋的题目是《孤竹管赋》。穆宗在最后下的诏令中说：复试的原则就是想要考察考生们的真实水平，所以不出一些偏僻的题目。这两个题目其实一点都不偏僻，孤竹管赋，就是出自《周礼正义》，但是有些考生根本就不知道文章题目的出处，在那里驴头不对马嘴地随便作文。这些话说明了考生们的水平的确不太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考生，连最基本的经学常识都没有搞清，这又和时间如何不公平有多大关系呢？所以，不管有多少人替这些举子们进行开脱，其中的作弊行为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三

当年，这件科考舞弊案，还留下了一个迄今无解的谜团：这次事件最可能的舞弊者是谁？

下面我们列表统计被淘汰的人中间牵扯到的当时朝廷人物：

有这样多的官宦子弟朝廷官员以及被牵扯进此次事件，无怪乎朝野震惊！有这样多的朝廷大员牵涉其中，也就足以让一件本来就说不清楚的案件更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对立的双方各有说词，都为自己辩解。

一场罗生门大戏就此开场。

谁是谁非？只有天知道。

当时科考的负责人只有主考钱徽和副主考杨汝士二人。事件发生后，钱徽被贬谪。有人劝他交出李绅和段文昌的请托信件，他不但没有交，反而烧掉了。并且不无慷慨地说：“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耶？”。从钱徽的言语行为来看，应当是无辜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不知道其间的舞弊行为。那么，这些舞弊行为只能是担任副主考的杨汝士一人所为。

我的这个猜测，显然有些大胆。因为，杨汝士作为副考官，一个小小的补阙，他是否有这样大的能量来办理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不得不分析假如中间存在舞弊行为的情况下，谁最有可能来间接甚至直接干预。

长庆元年，在朝廷之上的人群中间，杨汝士和李宗闵关系交好是事实，他可能照顾自己的弟弟杨殷士和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也不意外。但是他和裴度、郑覃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还要照顾这两个人的子弟呢？根据《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的记载裴度对李宗闵有提拔之恩，在元和十二年讨伐淮西的时候，请皇帝任命李宗闵为彰义观察使判官，淮西平定，任命为驾部郎中，知制诰。讨伐淮西结束到现在也不过四五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李宗闵通过杨汝士照顾裴度当然说得过去。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假如这中间存在舞弊，那应该更多的是任职中书舍人的李宗闵和杨汝士共同在暗中操作。所以，皇帝最后处分了李宗闵，或许是因为他曾经为女婿请托，又或许……谁知道呢。

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作为主考官，自己的副手出现了问题，钱徽真的可能一点风声也不知道？最公平的解释就是，作为官员群体中的一员，本来就是老好人的钱徽的原则大约就是，只要自己没有亲手操作，便是无愧于心。他不知道，或者说故意装作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渎职。

在这个事件之中，裴度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因为是前朝元老，中兴名臣，所以，唐穆宗不但没有处分他，反而恩赐他的儿子进士及第。他在这次舞弊案中，究竟有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儿子进行请托？或者就仅仅是其他人为了巴结他，私下操作？一切都成了谜。

四

如前所述，即使长庆元年的科考存在舞弊行为，也绝对不是唐代几百年科举考试中的孤例，以前就已经存在以后仍然会存在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考试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长庆元年牛李两派干将几乎集聚中央，朝廷上的格局非常复杂。这次科考舞弊案，就是牛李两党的一次正面冲突。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事情发生之后，虽然段文昌和李绅向唐穆宗反映所谓的科考舞弊，但其实他们自己就是舞弊的实际参与者，他们向皇帝打的这个小报告，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私利没有得到满足而已，假如他们的请托得到满足，那么可想而知，自然是满心欢喜，不会告发。

可以推测，假如所有人的意愿在这次考试中都得到了满足，那么，还会发生这次所谓的党派争斗吗？答案是很明显的。

李绅和段文昌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利来搅乱这锅水，所以，并不见得公正。段文昌是收取了贿赂，所以在这件事情中间尤其显得卑劣。至于李绅是否也收取贿赂，未见说明，不好妄加猜测。至少从他的行为来看，未见妥当。

李德裕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出于一片公正。但是，有三点必须注意：一者，此事件之中的段文昌当年曾经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一手提拔起来的。二者，李绅又是他一条政治战线上的绝对干将。三者，李宗闵等人是李德裕政治上绝对的对手，虽然此时还不曾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所以从整体分析，李德裕偏袒的嫌疑就不可能消除。但是，你怎么能下结论说，李德裕的这种偏袒，就是党争？

再者，按照一般历史学家的观点，李绅属于李德裕一党，而钱徽属于牛僧孺、李宗闵一党，假如此时真的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对立党派，李绅会傻到请托一个异党分子？而钱徽有没有必要烧掉书信来消灭证据以避免李绅受到牵连？所以，结合当时从两个所谓的牛派的主考官选中的进士来看，既有后来牛党的亲属，又有后来李党的亲属。利害交错，无处不在，从那里有可以看到些微党争的影子？

我们可以断定，在此之前的朝廷之上，虽然朝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尚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党派争斗。只不过最终以这次考试为契机，前面所有的新仇旧恨以及皇帝用人的不合理性综合在一起，而形成了以后所谓的党争。

也就是说，从长庆元年开始，各种政治帮派才开始逐渐的形成，并开始博弈。并不是在科场舞弊案之前，就已经存在。从此开始，唐代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消耗了所有的精力，走向灭亡。所以，这次科场舞弊案，极大影响了穆宗朝政治格局以及唐王朝最终命运的走向。

五

科举考试是唐代选拔人才的一个大的进步。但同时考试中的腐败也是从来就没有断绝过，而且后来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谁敢说自己不明白其间的奥秘？又有多少人想趁此为自己捞取一下将来的政治资本？所以，作为一个从政多年的老官吏，钱徽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在案件发生以后所有的行为就足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在这样一个所谓公正的活动中，自然牵扯过多朝廷中的达官贵族，所以，明哲保身是首先而必要的。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主考官，宁可被皇帝开涮，也不能得罪一大群同僚。得罪了皇帝，换一个皇帝，所有的罪名也就一笔勾销。得罪了一帮大臣，那就是你自寻死路。即使这一帮人全死光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折磨你。这样的例子史书上可是太多了。所以，钱徽选取这样暧昧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反过来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不要说一个区区钱徽，就是皇帝本人，也未必能够扭转已经漏洞百出的考试局面。虽然他表面看起来很是恼火，但从他最终只是处罚钱徽和杨汝士，没有追究其余人的行为就可以看出，皇帝本人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此事。

元稹就和钱徽完全不同。因为牵扯到的人与他根本就没有利益与原则上的冲突。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是他偏不如此。

元稹和李绅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在很早就相识，并且经常唱和。但他和李宗闵、杨汝士二人的关系也不错，而且杨汝士、杨殷士是白居易的小舅子，元稹任职虢州长史的时候，钱徽是虢州刺史，是他的直接上司。即使双方私交不怎么好，也不至于有太深的矛盾。段文昌是元和名相武元衡的女婿，对元稹有知遇之恩。正是由于他在穆宗面前的提议，元稹才会被如此迅速地提升。裴譔是裴度之子。从历史考察，裴度和元稹的私交曾经一度不错。首先，他们同样受知于裴垍，在元和初年的政坛上属于新兴的正直力量。其次元和初年，裴度任职监察御史，曾因为抨击权贵而被贬谪河南府功曹，元稹当时任职左拾遗，支持裴度，而触怒权贵被贬谪为河南县尉，二人曾经结伴而行同赴东都。元和十三年，元稹曾经给当时大权在握的裴度写信，要求任用。言辞之中责望之意多，乞求之词少，也可见关系幷非陌生。此时两人之间还没有什么矛盾。也就是说，矛盾的双方都有他极好的关系存在，他在上奏的时候难道会真的不考虑这些？

所以，从事实具体分析来看，元稹之所以如此，有三种并存的可能。我们知道他经历十年贬谪，很不如意。现在终于回到朝廷，同时在此期间颇受穆宗宠信。所以，他在这次事件之中的表现，多少就有一些是在想要进一步获得穆宗的绝对信任而获得仕途上的资本这种心态之下进行的；其次，或许当时他真的不满于考试中的弊端而奋起直言。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进入仕途且名满天下的才子，满身的才气和傲气，从心里看不起那些作弊者并不过分；三者，或许因为当时李绅以及李德裕、段文昌都陈奏此事，碍于情面，他不得已也如此陈奏。

他后来因为这个案件而代皇帝书写的制词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管元稹刚开始出于什么心态，他这一篇文章，彻底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他说：“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踪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位，而曰务从简易；提纲纪者不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他在文章中说暴露当时科考的弊病，多少总带有一些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而自负的味道，他在文章中提出封建朝廷最害怕的朋党，不正是为了表明自己不结朋党？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稍加思索，就会明白。

据说，此文一出，朝野哗然。朋比之徒，如挞于市，都对元稹侧目而视。和钱徽相比较，元稹在政治上是绝对的不成熟。钱徽虽然被贬谪，但是却会用小伎俩来维护人心，获得一些所谓忠厚长者的赞美。而元稹在一件本来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中得罪了这么多同僚，所以，他在后来的处境和结局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凭借自己的敏感大约已经感觉到了朝廷上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采取了委婉的态度，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考试时间有点不太公平如何如何，力图打个圆场，避免过深涉入。同时，也因为上面列举所牵扯到的人之中，不是他的好友，就是他的亲戚。作为主考官的钱徽是他的很要好的朋友，当初在翰林院，两个人一起值班，一起谈天论地，一起赋诗作文，他退居渭上，身染疾病，钱徽写信问候，他被贬江州，心情不好，钱徽也曾写信关心问候。从钱徽的为人来看，的确是一个当时道德标准之下的实诚君子。而作为副考官的杨汝士正是白居易的妻兄。李绅、元稹、李宗闵与白居易的关系就更不用说。郑朗之父郑珣瑜是白居易当年参加吏部考试的主考，与白有所谓的师生关系，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重视的关系之一。所以，事情处理的不好，要么会给朋友带来负面影响，也可能会给亲情带来障碍。此时白居易的内心一定是相当的矛盾。所以，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措辞十分谨慎，力图从不太合理的考试时间上作一番回护。然而，最终的大权把握在皇帝手中，白居易的言语仅仅能够起到一些微不足道的润滑作用，并不能够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切。不可置疑的是，他的这个表态，叫漩涡中的所有人都比较满意。

面对朝廷中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政治局面，白居易已经逐渐没有了元和十五年回到京城时的满心欢喜。那时的他，经历五年贬谪生活，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长安，终于见到自己的许多老友，终于在京城有了自己不大的院落，心情是何等的兴奋啊。然而，从这次科场舞弊案开始，一切好象陌生得叫人担忧、害怕。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白居易的内心之感慨、痛苦、害怕，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充斥着他的内心。他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他究竟会有怎样的抉择？

此时的白居易，左转也不是，右转也不是。所以，只有选择逃避，一年之后，主动请求外任。远远地躲开处于政治中心的朝廷，以及朝廷上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还有那些已经陷入党派斗争漩涡的亲友。当然，依他现在的政治修养，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对有关朝政时局的评价，更不会四处宣扬朝廷内部如何拉帮结派。但他肯定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永远不陷入到这股暗流。事实上，从此以后，白居易再也不想回到大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偶尔迫不得已作短暂的停留，就立刻想尽办法逃之夭夭。

从任职杭州刺史开始，他就告诉别人，是自己的能力不够，不足以陪伴君王。其实，这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理由。换作任何人，都不可能去大力宣扬，是皇帝不好。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内心的根结根本就不在皇帝对他如何如何。到达杭州后，他说：“人道昔胜今，我道今胜昔”其实已经道破了个中原委。别人以为他过去在皇帝的身边，可以有足够的空间飞黄腾达，可是蒙受皇帝恩宠的诗人为什么反而说现在作杭州刺史要比以前作中书舍人还要好呢？在诗歌《马上作》中他这样说：一列朝士籍，遂为世网拘。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每觉宇宙窄，未尝心体舒。

唉，上有网罗，下有陷阱。每走一步，每动一下，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再有抱负的人，也只能明哲保身。这样的朝廷，还会有什么生机？这样的国家，还会有多少希望？这样的考试制度，连杜甫、罗隐、陆龟蒙这样的有才之士，都屡试不第，抱憾终身，哪里还能谈到什么公平？

白居易死后仅仅六十年，大唐帝国就土崩瓦解。当然，和长庆元年的这次科场舞弊，似乎没有太多关系。然而，又似乎总有着一丝半缕的联系。

百丈之台，始于垒土。百里之堤，溃于蚁穴。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