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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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将近二十年前吧，县城北边的峨眉岭上，修建了一座寺院，叫做仁寿寺。
我开始根本没注意到这个小寺庙。一天下午闲来无事，遂约三人一起，步行而去。当时的峨眉岭仁寿寺所处的位置，还在沟壑纵横的悬崖上，高低起伏的黄土崖，野草丛生的沟间小道，荆棘绊脚，尘土飞扬。寺前仅有窄窄一条小路，费了半天牛劲攀爬上去，却发现远远看去的红墙金瓦，却原来只是一间如大仓库一般的建筑。
可怜的寺院，连一座像样的山门都没有。没有通幽曲径，没有花木禅房，没有香烟缭绕，没有梵音阵阵。当院立着一座巨大的汉白玉雕成的观音像，观音像的背后，就是大雄宝殿，也就是那座大库房一样的建筑。
唉，这都哪儿跟哪儿？我拜的寺庙虽然不多，但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座寺庙用观音菩萨来看大门迎客的。四大金刚呢？韦陀呢？弥勒佛呢？所有该省的不该省的这里都省了。
门房里--我说的真是门房—斜躺着一位似乎是僧人的光头男人，看见我们进来了，连起身都懒得起一下。看来他大概就是方丈沙弥一肩挑的当家人了。既然人家不欢迎我们，我们也就懒的进去了，就随即走出大门，在门外的几座小小的僧塔前转了转，看了看。僧塔我也见过，少林寺就不用说了，白马寺也不用说了，就是曾经在垣曲山内见过的一座破败的佛塔，给我的感觉，都要比这里的好上几十倍。当时是因为赶路，我没有来得及到跟前细看，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可是这里的僧塔，说白了，就是一座小花园的装饰。我摇了摇头，失望连连。这真是，至兴而来，败兴而去。
实话实说，这座寺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去过第二次。我的大姐，近年来迷上了佛教，总是去这座寺庙烧香祷告，做一些法事。我从来不参与。我从十八九岁开始阅读《六祖坛经》，随后又阅读了《金刚经》，后来每到一处寺庙，基本上都要请上一部经书回家。我虽然是佛学的门外汉，但是用门外汉的眼光，看这座寺庙，也不成个体统。
它没有大慈恩寺的金碧辉煌，更没有少林寺的名扬天下，不像白马寺还藏着国宝，没有双林寺那样精美的雕像，甚至连像样的苍松翠柏都没有一棵。
本来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可是，事情在最不经意的地方却发生了反转。
二
让我们把历史的指针轻轻向后倒回到一百年之前。
1915年5月10日，是个晴天，略微有些风。
北京城内逐渐热了起来。
早上五点钟，居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就已经起床了，准确地说，此时的他还只是教育部的佥事周树人，距离鲁迅这个名字的出现，还有好几个年头。
刚到绍兴会馆的时候，鲁迅居住在藤花馆西房，这座房屋的前面有一座开花甚美的藤萝架，但是人来人往太过嘈杂，于是几个月后，他就搬进了这间南房。没料到，他的邻居经常半夜喧哗，吵得人睡不好觉。
昨夜邻居又是半夜高谈阔论，大声喧嚣。所以，鲁迅一夜并未睡好。起床之后的鲁迅又做了什么，我们也无从得知。大概是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坐在桌前，随手翻看他昨天从琉璃厂买回来的汉石刻或者《金石记》。
鲁迅非常喜欢金石之学，他在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搜集购买碑石拓片，然后手抄校对。
天色渐渐明朗起来，小鸟开始叽叽喳喳地歌唱，从这个枝头跳跃到另一个枝头。大街上也开始热闹起来，各种声音隐隐约约的传来。人世间的烟火气息，叫他想起了自己的二弟周作人（他如今还远在绍兴）。昨天收到二弟一封信，还未来得及回，鲁迅于是又拿了出来，仔细看了看，提笔开始写回信。
一个早晨就这么过去了。
中午的时候，教育部的同事杨莘耜来到鲁迅的住所。杨是湖州人，也曾留学日本。二人曾经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蔡元培任职教育部长之后，二人又同时来到北京教育部任职，所以，彼此关系自是亲密。杨曾经多次到外地考察教育，顺道给鲁迅带回来碑志拓片。这一次，他从西安回来，自然免不了从古长安给鲁迅带回来一些碑志。
鲁迅在此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杨莘耜交来向西安所买帖,内有季上、季巿者,便各分与,自得十种,直约二元。
这些碑帖之中，有一种叫作《大云寺弥勒重阁碑》。
1915（乙卯）年11月6日，鲁迅又在琉璃厂买到了一本《山右石刻丛编》一部廿四册,六元。翻看之后，发现其中也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碑文。只是编纂者胡聘之所用的拓本不是很精良，所以，在11月18日，鲁迅用自己五月份得到的碑文拓片，逐字校对。并写了一篇校对记。
此时的鲁迅，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给这块碑文做了一番订正工作，他只知道，这方碑文在遥远的山西猗氏县的一座叫仁寿寺的寺院，至于原碑还在否，他没有追问，没有再进一步调查研究。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所校对的这方碑文的原碑，究竟会宝贵到什么程度。
他更不会知道，一百年之后的我，在阅读他的相关史料时，看到这则记载时的惊讶，猗氏？大云寺？仁寿寺？这块石碑，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在哪里？大云寺究竟在哪里？和仁寿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当然，县城北边峨眉岭的这所新修的寒酸寺庙，绝不会是当年的仁寿寺。
当年的仁寿寺早已经在岁月的红尘中，破败，坍塌，直至片瓦无存。但是，我还是禁不住在路过的时候，重新打量了一下这座寺院。
三
让我们把时光再拨回一点点，再向上追溯一下。
1891年，在鲁迅十岁的时候，山西的省府太原来了一位新的巡抚胡聘之。
胡聘之(1840-1912)，字蕲生，萃臣，号景伊。湖北天门竟陵人。他来到山西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运动改革。他在山西停留的八年中，积极开工厂，办学校，修铁路，开矿务，的确为山西的发展立下了功劳。
在兴办洋务之余，他还积极进行了一项对当时对后世都极有意义的文化工作，收集整个山西省的碑刻，并把这些碑刻辑录成书《山右石刻丛编》，在每篇碑文之后，他都要附上自己的考证。
《山右石刻丛编》收集了山西北魏至元的碑文七百二十通，是山西省收录最多、著录最详、考证最精的石刻学著作,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鲁迅在1915年11月6日买到的，就是这本书。
当然，胡聘之以全省长官，收集碑刻当然不用他亲自东奔西跑。他只需一道命令，全省各地的碑刻拓本就会络绎不绝地呈现上来。而这些拓本，质量自然有好有坏。比如《大云寺弥勒重阁碑》，胡聘之所收到的拓本，就不如杨莘耜从西安给鲁迅捎过来的精良。
精良与否，只是拓本的问题，否定不了他的眼光，也否定不了他的学识，更否定不了他保存文化的功绩。
其实胡聘之也好，鲁迅也罢，他们在考古上面，还保存着封建士大夫的一些书斋之气。他们有乾嘉学派的修养和字斟句酌的真功夫，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的科学素养。他们假如肯走出书斋，到大自然转一转看一看，一定会发现别样的风景，一定会有别样的学术收获。
这也难怪，即使是鲁迅的时代，中国真正意义上近现代的考古学此时正处在萌发阶段。中国人自己开展的第一次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野外考古，也要等到1926年，由李济先生率领团队在山西夏县完成。
说巧不巧，夏县距离猗氏，不过四五十里。
遗憾的是，我没有《山右石刻丛编》这本书，也没有鲁迅校对好的碑刻全文。好几个月来，我竭力寻找关于弥勒重阁碑的相关资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功夫真不负有心人。不经意之间，我在《全唐文补编》中，找到了这篇碑文的全文，又在网上发现了《山右石刻丛编》的影印本。
一切，终于不再是毫无头绪，我终于可以在灯下安静地阅读这篇碑文。夜色深深，家人早已经熟睡了。只有我还在沉思。
四
点燃一支烟，或者喝上一杯茶，静静地听我讲完这个故事吧。
公元690年，67岁的大唐皇太后武则天，静静地坐在神都洛阳的宫殿内，等待着促成万事具备的东风。就在去年十一月，这个权力欲望极其强烈的女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曌，日月当空。
这是她对自己的期许，不但要做大唐的一轮明月，还要成为泽被万物的太阳！总会有人，从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举动中嗅出点什么。
现在正是酷暑的七月，艳阳高照，酷热难耐。神都洛阳也在等待穿林而过的东风。大殿内，一阵微风徐徐吹来，拂起帘幕无重数。远处重廊之下悬挂的风铃，也碰撞出高低起伏清脆悦耳的音律。
好一阵风！
看来今天应该有好消息。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下午的时候，另外一缕清风就到了。和州的几个僧人，给皇太后上了一道奏表，随着奏表一起送过来的，还有四卷金光灿灿的佛经。
看着卷轴上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大云经，皇太后轻轻笑了一下。她随手翻开了装裱极好的经卷，阅读了几段，就不由地喜形于色。
《大云经》是什么？
是一部佛经，一部早在隋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佛经。这部佛经讲述了净天光女因为听了佛经，转世后成为女国王的故事。这些僧人们凭借敏锐的嗅觉，发现了这个佛经故事的玄机。他们于是连夜加工，把这部佛经的注释改头换面，顺理成章，就把里面的净天光女说成了是武则天。
净天光女能当女国王，武则天为什么不能？
你看，佛经中都言之凿凿，皇太后是弥勒菩萨转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泽被万民。更叫武则天欢喜的是他们所上的奏表，奏表上这些佛陀的子孙们，还在大声呼吁，皇太后应该代替李唐，成为天下的女主。
这缕东风，可真是吹皱了一池春水。一个小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传播到神都内外，大江南北。曾经大唐的臣民百姓，立刻开始了他们史无前例的歌功颂德的表演。
一部部大云经被达官显贵们请回了家中，烧香礼拜，朝夕研读。一道道表章从全国各地呐喊着争抢着飞奔而来。
群众的热情是如此的高涨，女皇即位，早已经成为天下人的共识。关中九百名百姓，不远千里来到神都，请求武则天即位当女皇。皇太后笑了笑，否决了。
立刻有人心领神会，九百人？也太寒酸了吧？
没有几天的时间，全国的皇亲贵戚，显宦达官，布衣百姓，僧尼道士，甚至远在四方边疆的四夷酋长们，共计六七万人，都向神都传递过来他们对皇太后的一颗红心：请太后顺天应时，赶紧即位当女皇吧！
面对民众如此的热情，武则天怎能再冷了他们的心？
她终于在九月，即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权在握的女皇。
成了女皇之后所发布的第一个宗教政策就是“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投桃报李，永以为好。
上有所好，下必极之。当时的天下诸州，只恨不能多建几座大云寺，好宣扬神圣女皇的高功厚德。
猗氏县城北边的大云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
其实，猗氏的这座大云寺，并非新修的。在此之前，它的寺名就叫仁寿寺。天授二年（691）2月24日，准制置为大云寺。为了响应天下大势，寺内的僧人们，联合乡绅和地方官员，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弥勒重阁。重阁内外，自然是画栋雕梁，极尽华美。这重阁外，专门树立了一块石碑，以作纪念。
胡聘之所编纂的，鲁迅所收藏的拓本，就是这块石碑的铭文。
我把碑文看了两遍。整篇碑文，除了谄媚，还是谄媚，文采无足观者。最后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天授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准制置为大云寺。至三年正月十八日，准制回换额为仁寿寺。
什么意思？
细细思索，就可以想通了。
弥勒重阁的修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石碑的雕刻也不是一刀可成。这个小县城的大云寺，徒有其名不到一年，就重新被换回了原来的名字。此时，弥勒重阁已经建好，碑文的雕刻尚在进行。绝无推倒损毁重来的可能。何况，女皇的意思，只是不想叫天下大云寺多如牛毛，并没有阻拦宣扬《大云经》和弥勒菩萨的功德啊。所以，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只在碑文的最后，加了这么两句话，说明一下。
大唐时代，猗氏的大云寺（仁寿寺）有多么宏大不得而知，弥勒重阁有多么精美更是无从考证。一千四百年的风云，多少江山胜迹成尘成土，消散在浩渺的宇宙之中。仁寿寺屡次重修，屡次被毁，终于在民国初年，彻底废弃，当年的弥勒重阁早已不见了踪迹，只有这块石碑，无言地诉说着当年的所有故事。
五
假如，当年任职山西巡抚的胡聘之在日理万机之余，能够下来亲自看一看，他就会发现，这块弥勒重阁碑，绝不仅仅有一篇几百字的碑文而已，它还雕刻着八幅精美的佛教故事图案。整座碑就是一件图文并茂的艺术品。
可惜，他没有亲自考察一番。也就错过了进一步研究这块石碑的绝佳机会。
清末民初，战乱频仍，仁寿寺被毁了，石碑被转移到文庙，但是不久文庙也被毁了，失去了依托的石碑就像一个孤苦的老人，流落在猗氏县城北边峨嵋岭上荒芜的草丛之中，任由寒来暑往，雨雪侵蚀。
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人命尚贱如蝼蚁，还会有谁记得它的曾经？也没人关心它的现在，更没有人想着一块石碑的未来。
岁月就是这样的薄情寡义，时光荏苒，几十年又过去了。
后来的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在猗氏县城外，曾经有一座叫仁寿寺的寺庙，也更不可能知道，在这座寺院中，曾经有这样一块石碑，刀刻斧凿地记录着一千四百年前的一段往事。
1957年，一群奇怪的人来到猗氏县。他们风尘仆仆，在乡间田野四处转悠。看到古老的建筑，他们都会停下脚步，详细考察登记。
他们是什么人？又在寻找什么？
憨厚的老百姓纷纷议论着。
据说他们是文物普查的。
文物？什么是文物？
就是古物嘛！你个憨憨，连这也不知道。
周围响起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山西是试点。
这群人，都是全国各地调来的文物专家。
他们就是想考察一下，整理一下，这个刚刚建成的国家，在文化古迹方面，究竟还有多少未被发现。
山西之行，没有叫他们失望。
猗氏这个小县城，也没有叫他们失望。
有一天，他们在一片麦田之中，无意之间就看见了一块石碑，石碑上满布尘垢和泥土，掠去尘垢，洗掉泥土，他们惊奇地发现，这座石碑，竟然刻着大周大云寺几个字。这些文物专家们立刻意识到，眼前这块石碑的价值，绝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年遍布全国的大云寺，在唐玄宗即位之后，很多被更换成其他名字，到唐武宗时代，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几乎叫全国的大云寺片瓦无存。
现在，眼前这块掩埋在泥土中的石碑，几乎就成为了武则天时代那场宗教政治活动的唯一留存的物证。
这是胡聘之和鲁迅都没有料到的。
佛家讲究因果。假如，仁寿寺不曾毁坏，假如文庙不曾毁坏，假如这块石碑还竖立在仁寿寺或者文庙的院内，它可能早已被多少次战乱的炮弹炸毁，被无知的村民损毁，也可能早就被贪婪的日本鬼子偷回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它就躺在那片麦田里，静静地等待，等待雨去，等待风来，等待冥冥之中的因缘，等待着重新发现它的人们的热烈的眼神，等待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如今，这块石碑已经作为中国首批不准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陈列在太原纯阳宫内。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件国之大宝，近距离感受它的历史沧桑，近距离感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人们根绝它所雕刻的佛经故事，给它重起了一个名字：涅槃变相碑。
名字叫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要记住，这是祖先留给后世的文化财富。
这是临猗的国宝，是山西的国宝，更是中国的国宝。
当年的大云寺究竟在峨眉岭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无论当年的寺院的重楼高阁究竟如何壮观精美，都已经成了岁月长河中的一声深沉叹息。
面对这件精美的国宝，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时代，为了后世子孙，为了中华民族绵绵不绝的文化传统，自己，应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