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我记忆中第一个清晰的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从此，时光打开了魔方的大门。

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从哪里就听说了这个神奇的数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却深深记住了，那一年是一九八一年。我拉着着母亲的手，兴奋地对她说：妈，现在是一九八一年！

母亲正要给我做一身新衣服，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不逢年不过节，却要给我做新衣服。我看见母亲脸上的笑，也看到了自己脸上的笑。

那一年，麦子收了好多。不用再吃玉米面的窝窝头----虽然母亲想方设法加上一点盐和花椒叶或者一点糖精试图改变一下窝头的口味，但是，我在嘴里咀嚼了半天，始终咽不下去。我倚在门框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这是我至今记忆的一个情景----白面的馒头母亲蒸了一大锅，我左手拿着一个，右手也拿一个。松软的馒头发出的淡淡的麦香，似乎至今萦绕在口鼻之间。

老来兴第一个在小南巷的巷口开了一家小卖部，合伙人是小南巷的陈。几十年来，村里只有一家供销社，里面从油盐酱醋到针头线脑几乎是应有尽有。在供销社里当店员的是六队年轻的曹太平。这是公家的店铺。私人开店，这在以前简直是闻所未闻。要知道，倒退不过几年，我父亲偷偷种了半亩地黄，都被定义为投机倒把，大队派人到地里全部毁掉。父亲后来时常提起他那长势旺盛的半亩地黄，眼神里有着无尽的惋惜。但是这两个老头，竟然就堂而皇之开起了小卖部。还什么事也没有。

老来兴个子高高的，两道长寿眉特别明显，嘴巴里地牙齿快掉光了。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称称的时候小拇指上长长的指甲高高地翘起。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很老了，那时还是一样的老。

陈个子不太高，但是非常结实，见了人非常喜欢笑。一笑，小眼睛一眯，就露出嘴里的两颗金牙。他有小生意人的机灵和圆滑，总是把桃子苹果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来诱惑馋嘴的小孩子。到小卖部买东西，可以用钱，也可以用麦子来换。改革开放了，大家的粮食囤里都有粮食，手头的闲钱还是有点少。所以那些年，用粮食可以换桃子，换苹果，换西瓜。这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新的交换方式。

我嘴馋，母亲时不时会叫我拿着一手帕麦子，到小卖部里换一点苹果桃子来解馋。冬天漫长的夜里，母亲有时候会端上一小盆小麦换上一二斤瓜子花生，全家人围坐在炕上，一边说笑，一边品尝着可口的美味。那个时候的也似乎非常漫长，那个时候的花生似乎特别香，那个时候一二斤花生似乎非常多，吃到我都瞌睡了，也没有吃完。多少年过去了，全家人围坐一起品尝美味的情景，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只是，流年似水，一切都再也回不去了。

不知道是谁举报陈的小卖部用粮食换商品，上面来人批评他，叫他写检查。他于是搬了一把小板凳，就坐在我们村学校的大桐树底下，整整坐了一上午，大约也没有写出几行字。放学的小孩看着他笑，他也看着小孩们笑，一边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长满花白头发的脑袋。他识字不多，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小卖部离我们家很近，也就一二十米。附近的几个老头经常到他那间小屋喝茶饮酒聊天，一到冬天，暖烘烘的小屋，夹杂着煤糕的湿气，旱烟的呛气，昏暗的光线下，几张被岁月刻画的斑斑屡屡的脸或沉默或微笑，几粒花生仁，一把蚕豆，时断时续的说话声，轻而缥缈的笑声，偶尔加进去一串拉风箱似的咳嗽，仿佛要带出五脏六腑一般。

一九八一，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一切都开始活泼起来。慢慢的，一些新鲜的事情才开始见惯不怪起来。

家家户户的的小广播开始热闹起来，每天下午我们都要准时收听小喇叭，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一个稚嫩的童声开始播报“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即使刚刚还在疯玩，此时我们都会立刻安静下来，坐在台阶上、板凳上安静地听。播放的什么，几十年岁月，早就忘记了。但是，当年的那些情形，却似乎昨天刚刚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母亲炸了油饼，我坐在小竹椅上，一边听一边晃，一不小心就仰面摔倒在地。一家人乐得哈哈大笑。

村里的大喇叭也开始热闹起来，以前只是大队领导宣传一下政策，现在成了各种商家的广告中心。谁家卖蔬菜，谁家收麦子，或者是哪个巷口卖西瓜，哪个巷口卖桃子，管广播的老中秋用掉了牙的嘴总会连续播报好几遍。中秋老汉总是把芝麻念成子马，他一开口，大家走会笑着说老中秋的子马来了。他喜欢听戏，经常在喇叭里放一些蒲剧，叮叮当当咿咿呀呀，从《麟骨床》到《徐策跑城》，大家都听了一个耳熟。连学生们打闹嬉笑的时候也时不时会从嘴里蹦出一句张太老贼！大队和学校紧邻，我记得当年我们坐在操场上背书，广播里放着《张连卖布》，有个同学也跟着广播摇头晃脑地唱。一摇一晃，就过去了将近四十年！

那些年，村人比较保守。但是新的思潮毕竟慢慢渗透过来。我们家，三姐第一次烫了头发。三姐是我们家第一个爱打扮的。可是那个时候，烫发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她用毛巾包裹得严严实实，不敢叫父亲看见。母亲说你可小心点，小心你爸爸回来骂你。她于是连着好几天走路都是小心翼翼，处处躲着父亲。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父亲不久就发现了。他问姐姐你的头发怎么了？姐姐咬着嘴唇满脸通红，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过父亲最终也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那些年，村里的男人多，女人多，老人多，小孩也多，满满的一村人。早上五六点开始上学的时候，天色还未明，一阵很远近高低起伏的鸡叫之后，巷道里清晰可听见的都是孩子们急匆匆走路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牛马的嘶鸣声，平板车轮走过马路的吱扭声，男人们吆喝牲畜的声音，鞭子甩在空中清脆的响声震醒了整个天空。鸡群从矮树上跳下来，叽叽咕咕呼朋唤友在院子里门前屋后觅食，麻雀们成群结队呼啦啦飞过来，又飞过去。看家的狗也迈着欢快的脚步，兴奋地互相追逐嬉闹。

一到放星期，地里巷子里都是孩子。他们敢从矮墙上跳下来，敢爬到很高的树上，敢用土坷垃做游戏打仗，家长从来不担心会把哪儿摔着哪儿碰着。他们从小就认识麦苗和韭菜，就认识梨花和杏花，就认识榆树和果树，不用老师刻意去教。他们分得清牛和马，知道骡子和驴，不用家长特别强调。那些年，各家各户的牲畜都拴在门口，各家各户的鸡鸭都满巷子里乱跑。那些年，狗就是用来看家的，猪就是用来卖钱的，公鸡就是用来打鸣的，母鸡就是用来下蛋的，奶羊就是用来挤奶的，牛马骡子就是用来耕地的。不像现在，所有的动物都挤在动物园狭小的空间里，供人参观。孩子们最多远远地看一下，也只是看一下而已。

那些年，汽车很少，村里偶尔来一辆卡车，小孩子都要跟在后面闻上好半天，他们都说汽车放屁的味道很香。自行车当时还很贵，谁家买一辆自行车，那都是一件大事。一天几擦洗，真是纤尘不染，光可鉴人。堡上的一个老头，买了自行车舍不得骑，就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一时之间成了村里的笑话。

那些年，大队南墙根总有一根粗大的树干，一到冬天，老人们就会成群地坐在那里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张三买了牛，李四当了贼，王二麻子不小心摔了腿。太阳暖暖地照着，所有的话语都在阳光中生根发芽开出了花。高兴的时候，大家听一听笑一笑，伤心的时候，大家感慨一番，叹息一番。

那些年，西瓜特别甜。母亲喜欢吃西瓜，父亲喜欢买西瓜。一到夏天，家里堂屋的地上，总有十几个西瓜。这边没吃完，那边父亲又会买回来许多。红壤的，黄壤的，还有粉红瓤的，有一种西瓜瓜瓤颜色特别浅，我们就叫屁红瓤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厚皮的，有薄皮的还有一种特别长的西瓜就叫马腿西瓜。母亲总会用厚瓜皮做瓜皮菜，配上青辣椒蒜片，炒出来略微带点酸，但是非常可口。

那些年，许多人家还没盖新房子，许多家的院门就是用木板或者木棍拼接的， 门下面留着很宽的缝隙，方便鸡鸭狗进出，小孩子放学后，也可以从这个缝隙中钻回家里。那个时候，你不用给孩子过多解释什么是柴门闻犬吠，什么是风雪夜归人，更不用给他讲什么是袅袅炊烟，什么是拂堤杨柳。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虽然不见诗词，但是已经把诗词刻在骨髓里，融在记忆里。

那些年，父亲才四十出头，很精神，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院子里打一趟拳。他的身体一直很好，饭量也一直不错，本以为能活到八九十，谁料到六十出头就亡故了。那些年，我们家院子里满满一院子的梧桐树，一到夏天，蝉声此起彼伏，聒噪的人不能安宁。父亲在院子里种了一院子的牡丹，都被我连根拔起，用切猪食的小刀，全部切碎。我在院子里种过葫芦，种过蚕豆，种过太阳花，种过凤仙花。最终都成了过往岁月的一线记忆。我养过蚕，养过小狗，养过小兔，还捡到过一只奄奄一息的猫，它可能吃了药死的老鼠，我把仙人掌捣碎，小心翼翼地喂它。但过了三天，它还是死了。

那些年，我们都不富有，但是，却是满心欢喜地迎接着每天的生活。我们会在早上迎接日出，会在晚上欣赏晚霞。会在该哭的时候放声大哭，也会在快乐的时候开怀地大笑。冬天我们会生火炉，炉子的窑洞里烤着红薯土豆或者馍干，早上去学校的时候，书包里总会装上一两块，下课的时候赶紧充一下饥。夏天我们就睡在院子里，铺好凉席，大家都睡在上面，一边看着满天的星星，一边讲着故事说着闲话，徐徐凉风中，孩子们都会很快进入梦乡。

那些年的太阳比现在火热，那些年的雪比现在的大。那些年的水比现在清冽，那些年的糖比现在甜。那些年的年味比现在浓，家家户户写的春联也比现在好看，鞭炮声也比现在响亮好听，清脆的声音就像是在唱着欢乐的儿歌。那些年，我们见识很少，也很容易满足。一块糖，一个苹果，一把瓜子，几个蚕豆，甚至一句好话就能幸福上好些天。那些年，几乎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一本小人书，我能来回看好多遍。

那些年，那些年……

那些年，很远，也很近。那些年，很短，也很长。

我们常常在时光的缝隙中怀念流走的那些年，却常常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忘记现在所有的悲欢离合也会成为若干年之后的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