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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碧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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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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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公


尽管我已意料到舅公熬不了多久,但当我托人给舅公稍去的两斤肉一袋奶粉又给捎回来,说舅公已于三天前归西了时,我仍感到十分遗憾和愧疚。那天夜里我到操场散步到很晚,回到床上,还是久久不能入睡。我知道,舅公一定是带着不尽的失望而离开这个令他饱尝孤独的世界的。我仿佛看到,在昏暗的小屋里,舅公孤独地躺在病床上,他在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还在努力抗争着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睁着昏浊的眼睛,盼望着,盼望我去把枕边的一叠纸钱给他烧了。因为他说,在冥府,身上没钱就只能当野鬼,那会生活得很没尊严。他还说不是亲人烧的钱是收不到的。舅公是失望了。我只有愧疚。

我对舅公了解并不多,只依稀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一天父亲对我说:“舅公要来了。”又说舅公老了,没有依靠了,来和我们一起过日子。在那以前我没见过舅公,他是什么样子呢?

过了几天,舅公果然来了,瘦高个子,腰板直直的,只是尖尖的下巴上生了一撮胡须,就像老山羊嘴下的那把胡须。他的全部家当只有满满一背篓。他来时没有谁送,也没有谁接,他的家当是他自己一背篓背来的。

那时的舅公很有力气,他砍柴,半天能砍五六捆。捆好的柴,一捆捆头压尾,尾接头,然后用一根粗葛藤套住,哗哗啦啦从山上拖到房后。舅公的眼睛很有神,以致初见他的小孩子都怕他。不过,我很快就不怕了,趁他没事,我就骑在他大腿上,玩他的胡子。

舅公原来住在哪里呢?我一直不清楚。只仿佛听说,他年轻时被拉去当兵,打过日本鬼子,负过伤,后来随队伍投降了解放军,之后,他就回了老家。他回到家里,家里已没有人了,于是在一个亡了丈夫带着三个半大的孩子的寡妇家做了上门汉。后来那个妻子又死了,三个孩子也长大了,长大的孩子不容他,所以只好来投靠他的外甥——我的父亲。

这些是真是假,我没有问过他,不过他背上有一块伤疤,这倒是真的,夏天他脱了衣裳弓背锄地看得明明白白。也许正因为他打过仗,身上又有枪伤,所以我们那里的没见过世面的人,都很敬佩他。

一年过去了,舅公和我父母相处得好象不坏,从没发生过争吵。不过,我发现舅公越来越话少了,整天默默地干活,砍柴、挑水、挖地、锄草、啥都干,只在我偎在他怀里,扯着他的胡子玩的时候,他才开心地笑一回。

一天,舅公进城去给家里买盐。中午母亲做的是糯米饭,里面还有肉丁,又香又好吃。吃罢饭,母亲郑重地对我和妹妹说,下午舅公回来了,不能说我们吃的糯米饭,就说我们吃的苞谷糊。

黄昏时舅公回来了,我和妹妹远远接住他,他给我和妹妹每人买了几颗水果糖。他摸着我的头问我吃饭没有,这时妹妹忘了母亲的叮嘱,欢喜的向舅公报告:“我们吃的糯米饭。”我急忙纠正说:“不,我们吃的苞谷糊。”舅公看看我又看看妹妹。“还是孙女好,不骗舅公。”舅公抱起妹妹亲昵地夸奖了一句,就再没问什么。我没敢把妹妹露馅儿的事告诉母亲。母亲给舅公做的是苞谷糊,舅公静静地吃着,什么也没说,似乎他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半年之后,舅公在离我们家半里远的山坡上挖了屋场,搭起了三间草房。他和我们分家了。他的家当仍然是他过去带来的,也仍然是一背篓背走的。

 

舅公依旧参加生产队劳动,那年大家选他当了生产队长,可只当了两个月,公社叫把他换下来了,说他的历史不大清白。

几年之后,舅公的背开始驼了,胡须开始花白了。生产队把他列为“五保户”,不要求他参加生产队劳动,按规定生产队还要供给一定的口粮。但他不要粮,他要地。他说:“生产队打的粮也不多,交了公粮购粮大家就没多少分的,我老了,但拾掇两三亩地,糊自己的嘴巴,眼下还行。”生产队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划了两亩地。

舅公是种庄稼的好手,两亩地在他手里忽然能生出油似的,他的庄稼在一条沟中长势最好。舅公不仅能糊住自己的嘴巴,每当青黄不接,还一升半斗地帮别人度饥荒。

一九七五年,生产队秋收的粮食交过公粮,大家几乎没有开秤的。秋收完毕许多人就扛着口袋四处借粮。我正是那年秋开始上初中。学校离家三十里,我必须在校食宿。我上了两个月,家里就断粮了。没法只好退学回家,帮父亲挣工分。舅公遇见我便问:“娃呀,咋没去学校?”“没粮拿,”我说。“上学是件大事嘛,哪能说退就退呢!我就亏在没文化上。”他满含责备,“明天回学校,先到我家挑一斗苞谷去。”就这样我又上学了。我在心里感谢舅公,多亏他呀,是舅公的一斗包谷改变了我的命运呀!

我工作后,离家远,很少回家。那年回家要去看望他,才知他搬走了——乡政府办了“幸福院”,要在全乡选几个生活能自理的孤寡老人进院,他被送去了那里。听说舅公是不愿走的,虽然他种两亩地已显吃力了,但他舍不得他自己搭起的三间草房,舍不得他用汗水浇肥了的两亩地。但村、乡干部都坚持要他去。据说舅公临走时流泪了,这是人们第一次见他流泪。

舅公走了,他很快就被淡忘了,一连多年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情况。前年,我到了县城工作,我去乡“幸福院”看他。“幸福院”的房子是五六间土墙瓦房,五六位老人。房前屋后种着豆麦蔬菜,和普通农舍无异。我去时,正是下午,阳光正照在被烟熏得黯淡且布满蛛网的墙上。他坐在门口遥望着前方的山坡,背很驼,耳也聋了。我大声喊他,他用力揉了两回无光的眼睛还没认出我来。当认出了我时,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好多年没看到一个亲人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亲人了呢!”我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

从交谈中得知,他到了“幸福院”并没有“坐享清福”,他被这里四五位老人推为头领,他领着大家在房前屋后种着蔬菜,还捡拾一些被人丢弃的沟边崖畔荒地,种着豆麦玉米红苕洋芋,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是在收入不好时才要政府补贴。

第二次我去看他,是他捎信叫我去的,并求我给他买几百火纸。原来他病了,不能起床,说话都困难。他要我在他床前把火纸给他烧了,他说纸钱是要亲人烧的,不是亲人烧的亡灵收不到。如果他走时我不能去给他烧钱,他去阴间就没路费。他要我现在就烧了,先存着。我劝他说病会好的,确实到了那时,就捎个信,我再来烧不迟。他同意了,我就把火纸放在他的枕边。

过了几天,他捎话说想吃肉,我认为他病好转了,便买了两斤猪肉和一袋奶粉托人捎去。但两天后又送回来了,说舅公已不在了。

我不知道舅公是怎样的失望。也许他并不是真的想吃东西,只是对亲人的渴望,对亲情的渴望。

舅公活着时,我以为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没想到他内心会有孤独,没想到他会渴望亲情;待我想到时,他已永远地离去了。饱尝一生茕茕孑立的凄苦的舅公啊,对您,我只有愧疚!

世界很大,在这世界上,舅公的一生可谓平凡至极。但是,舅公用他平凡的一生诠释了平凡中的不凡。我甚至想,舅公的一生是不应仅仅如此而已的。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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