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人的“才、胆、识、力”之我见

散文诗人的“才、胆、识、力”之我见

崔国发

 近日细读第环宁先生的《气势论》（民族出版社2003版），对他所论及的“气势的人格精神”产生了高度的兴趣。作者援引了清初诗论家、文学家叶燮的“才、胆、识、力”说，论及艺术家应具备的修养或能力，以及叶论中如何将“才、胆、识、力”与“理、事、情”相联系，进而提出了“胸襟”说。着眼于与艺术创作息息相关的审美心理品性，第环宁先生强调，真正成功的艺术创作，都是通过才、胆、识、力的淋漓抒发最终体现出作者的人格力量的。倘作进一步研究，你就会发现，叶燮的“才、胆、识、力”说，是在继承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者，谓才也，学也，识也，“才、学、识”乃史学家的修养标准。大抵文史相通，我在猜想，叶燮在论及文学家的修养时，是否受到了刘论的启发以更加发扬光大？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是怎么说的呢？请听：“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在我之四”，即才、胆、识、力；“衡在物之三”，曰“理、事、情”，二者相合即成文章。这便是创作主体的艺术素质、学理修养以及对文艺创作间接发生作用的原理所在。

 在当下散文诗语境里，借叶燮的“才、胆、识、力”观来对散文诗人的学养、才情、胆略与能力等提出新的更高的挑战，我认为十分重要。一直以来，结合当下散文诗现状与发展，我对散文诗人如何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问题，也作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我且不拘泥于叶燮或刘知几关于“才胆识力”或“才学识”的阐论与剖白，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生发下去呢？就像叶燮对刘知几的继承与发展一样，我的说法与叶、刘二位初衷若有不合之处，未必不是件好事，姑且算做我对此论的“新解”或一孔之见吧。

 １、才：即才学、才智、才情。一是“才学”。一个优秀的散文诗人，必须要有高才博学，“才”是指对散文诗这一文体的驾驭、运用与表达能力，亦即“能创作”，“学”是指读书搜集散文诗的学问或自己对于散文诗的学术研究能力，亦即“会研究”。“才”与“学”兼擅，是一个散文诗人腾飞自己诗性梦想的“双翼”。“才”属先天禀赋，“学”乃后天习养。享誉我国当代散文诗界最具开拓精神和独特风格的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先生，既创作出了《飞鸟的高度》《草鞋抒情》《散文诗六重奏》《鼓声遥远》《望梅》等脍炙人口的散文诗作品，又出版了《散文诗品评录》《流淌的声音：中国当代散文诗百家精品赏读》等新颖独特的评论，可谓“才”“学”双全；当代散文诗坛富有探索性、执著于诗体革新与流变的大诗人许淇，既创作出了《词牌散文诗》《城市交响》《辽阔》这样的名篇大著，又致力于外国散文诗名家名作赏析并裒集成一册厚重的《闪光的珍藏》，亦可谓“才”“学”兼备；对中国散文诗做出重大贡献的当代著名散文诗老作家邹岳汉，既写出了《启明星》《青春树下》等旨深意远、诗性迸发的散文诗名作，又奋笔疾书中国当代散文诗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发展概观等全息性、全景式并带有权威性的研究论稿，此之谓“才”“学”并重；集学者和散文诗人之大成的散文诗名家王幅明先生，既出版了《男人的心跳》等呈现生命与灵魂的忧思与美丽的散文诗集，又著有在当代散文诗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专著《美丽的混血儿》，还出版了载有对当代文坛有影响的散文诗代表人物评述的《天堂书屋随笔》，可谓“才”“学”共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诗群体“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领军人物、著名散文诗人周庆荣也是“左手写诗、右手撰论”，不仅出版了《有理想的人》《有远方的人》《我们》《预言》等具有力度与高度、温暖与力量的精品力作，又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汇聚着诗人深沉思考的“积微散论”系列，真可谓“才”“学”俱优；提倡独立写作、“先锋到死”的散文诗作家方文竹先生，不仅在散文诗创作上以“东方智慧”“城市空白”“纪实体”“月牙湾”系列开疆辟土，创异拓新，而且在散文诗理论研究上勇往直前，大义凛然，著有散文诗理论集《建构与超越》和一系列发人深省、启人心智、促人探索的新论，可以说是“才”与“学”互为映照、创作与理论并驾齐驱；当代著名散文诗才俊黄恩鹏既写出了广受好评的散文诗集《过故人庄》，又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散文诗存在的文本、世界优秀散文诗、“意义化”写作文本的探研，同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当下重要散文诗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剖析，他的《发现文本——散文诗艺术审美》出版后，著名散文诗作家和理论家耿林莽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发现文本》极具学术价值。可以说，这本书在当代散文诗理论上，是一本开风气之先的创造性的大书，价值不可估量。”恩鹏兄其“才”其“学”真令人无比钦佩……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在散文诗理论研究上博得声名、成果相当不错的学者，因为创作潜质与艺术天份的付阙，属于“有学而无才”，写出来的散文诗文本，却是“惨不忍睹”，实在是不敢恭维；还有一些在散文诗创作上声誉鹊起的诗人，因为理论素养的缺失，属于“有才而无学”，写出来的评论，呈现出“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面貌，实在是感到遗憾。当然，我们不必求全责备，但如果你成不了著名诗人余光中所说的“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不妨就固守“一夫一妻制”，发挥你的长项，硬要“拔苗助长”也是徒劳的。二是才智与才情。即叶燮所说的“理、事、情”之“理”、之“情”。“才智”系于“理”，“才情”关乎“情”，散文诗的写作既要“入理”又要“含情”，“入理”表现散文诗的思辨理性，“含情”确认散文诗的审美性，我曾多次强调“智”与“美”的内在结合，即言“美中生智”、“智美双全”是也。但这种“理”与“情”的在场，往往要通过诗化处理过的“情节”或“灵魂叙事”来实现，其所谓“理、事、情”相辅相生，相佐相成。对此，著名散文诗人耿林莽说：“叙事、抒情、理念（哲理思考）是散文诗构成上的主要因素，经常在一章中溶汇于一体”，“我始终主张，有意识地将事、情、理内在地溶为一个整体，是最理想的艺术境界。尤其是叙事与抒情的内在结合，是散文诗发展的一条通道。叙事是提供抒情以素材，以情节，以依托，抒情则使叙事充满感情色彩和诗意，哲理思考乃是蕴含其中的思想内涵。”（耿林莽：《抒情的深化》），理、事、情的浑然一体，才智与才情的互补，“得之以实，出之以虚”，是耿老为我们指出的散文诗创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一个优秀的散文诗人，必须处理好理性之“智”与审美之“情”的关系，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充满才智与才情的写作，总是指向存在的诗性与诗性的存在，指向一种有温度的诗性智慧。著名理论家孙绍振先生的散文诗组《思想家》中的《差异中的统一》《潜在的美丽》《语言魔方》《黑色的证伪》《挑战的碎片》《反思的芦苇》，无不体现审智与审美的统一，体现理、事、情的统一，体现着一个“思想家”铸就“语言魔方”，发掘那“潜在的美丽”之所在。灵焚的散文诗《情人》《女神》的写作是“由于自己情感的困惑与生命的渴望而律动”，“力图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感觉与‘违规’语言运用与驾驭，使思想的硬度获得审美的柔软性，让读者在他的意象提示中走进他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体悟、审视与揭示的世界。”（《灵焚面对“灵焚的散文诗”》），可见，灵焚的这种“任凭心灵和思想在思索中扬蹄，在审美中自足”的书写，是十分典型的充满才情、才学、才智的写作。

 ２、胆：即胆略、胆气、勇气。一是创新胆略。一部百年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是一部走向先锋与实验的历史。一个真正有出息的散文诗人，必须守望先锋，捍卫自由，谋求精神空间的独立，使自己的散文诗具有独创性、叛逆性和前瞻性，并与文化的现代性构成一种紧密的呼应，在绵延不绝的艺术实验中寻找创新的激情，不断激活艺术主体的创造精神，打破一切约定俗成的艺术圭臬和旧有传统的封闭性，重新发掘自己对勘探存在的潜在能力以及弘扬自身的精神力量，自由地展示自己真实可靠的审美理想，使之在向生命与世界的开放中重新激发出活力，从而寻找新的艺术可能性的存在。当然，先锋者的创新姿态，也并非完全割裂与传统的关系，相反，他必须兼有“集大成者”与“创造者”的双重角色，在“继发”与“原发”的二维进向中开创个体变异的空间。对此，著名评论家洪治纲先生在《守望先锋》中说：“先锋在本质上意味着独一无二，是对既定文学传统的有效反叛，但这种反叛并非是彻头彻尾的颠覆和目空一切的拒绝，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一种蜕变，是深入传统之中然后再超越于传统之上的创新。”洪治纲先生的这段话，使我蓦然想起了艾略特的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虽然大诗人艾略特说“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但他同时也说“新颖总比重复好”，“诗人的心灵实在是一种贮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搁在那儿，直等到能组成新化合物的各分子到齐了。”说到底，没有什么比精神内在的独立与自由更为重要，也没有什么比确保先锋主体的心灵自治与审美创新更需要艺术的胆略。如果“笔墨畏缩”或胆怯地墨守成规，一味地回到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打捞，是不可创作出有预见、有独创、有发现、有新变的散文诗的。法国散文诗人勒内•夏尔创造了散文诗的“诗片断”的方式，被誉为“片断的大师”，在他的诗片断中，“往往把超现实主义的玄想与古希腊的诗性元素结合为一体，把闪电一瞬间的透彻与岩石的质感结合在一体，强烈，奇绝，锋锐，同时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回味空间。”（王家新语），如夏尔的《交给风》中，像“她的双臂整天在脆弱的枝间忙碌”、“向她说话是一种亵渎”、“在她的唇上造出夜的湿气里的一袭虚构”等，便是充满了一种诗的创造性的产物，一股新鲜的“风”，在诗人创新自觉与艺术胆略中再生出一腔柔情。希腊当代著名诗人维斯托尼提斯的散文诗《亚努斯的面孔》也是这样一个诗片断系列，如“金属的光泽，冷冽而显而易见的真实。心智的色调和它的乐器一起，掩映在管弦乐队的第三级。季节的盲目分配”、“宇宙的昏暗成为他的内在生活”、“每逢新年到来我梦着雅各布的梯子”、“我爱这雨。它使世界变得不可见了。它使不可见的世界变得可见”、“冬日反光的云团。天空：平凡而光荣的意象。我在音响里放上一些音乐，为了在喧嚷中有一些光亮。那无需思想的蚀刻的深度，里面的海带着它神圣的波浪。自信，这金苹果，心灵的海豚。燃烧的思绪把你带向不可见的家乡。那更深的心。我们变得湿润而对此浑然无觉。一个沉稳的海，在血液里，带着海藻”等，亚努斯，古罗马的双面神，有着同时朝向相反方向的两副面孔。诗人把自己置于这个神话背景下，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开写作，点出了一个诗人面对亚努斯的多面孔认知与拷问自己的主题。著名诗人、诗评家王家新教授说，他喜爱这组诗片断，它透出一种敏锐而成熟的心智，它在表达上更为自由，富有想象力和思想性，同时充满了诗意，其中许多隐喻也很独到，新颖，耐人寻味。我想，散文诗写作，便要像勒内•夏尔和维斯托尼提斯这样的具有“抛弃”与“变化”性质，也许弃旧图新，具有“哲学家的思考与探险家的胆量”（徐敬亚语），才能为自我全新的艺术探索找到反叛方向，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实现对既有艺术范型的一次次突围。近年来，除耿林莽、许淇、李耕、邹岳汉等老一辈诗人新的诗艺探索达到一定的高度外，西川、灵焚、张稼文、方文竹、皇泯、黑陶、李松樟、章闻哲、程洪飞等中青年诗人的创新实践显得难能可贵。二是理论勇气。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相对于散文诗创作而言，理论研究与文本批评显得相对滞后。但理论创新又谈何容易？理论创新需要凭借一种巨大的勇气。在推动散文诗改良以及呼唤新散文诗论的诞生上，需要有一种既有丰博的诗学素养、又有生动的创作实践的散文诗作家、评论家，为当代中国散文诗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并在扬弃和改造因袭的散文诗观念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思路并为散文诗开拓新的理论视野，为散文诗进一步在“诗体解放”甚或是“诗体革命”上开启新的启蒙之旅，勇敢地冲破束缚与羁绊散文诗发展的桎梏，从而来它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正本清源的、富有勇气的拨正、重组与改造。这些年来，一批活跃而充满活力的散文诗实力派作家、诗人和学者，以摧枯拉朽的胆识和肇自血气的理论勇气，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新见与艺术主张。周庆荣提出“大诗歌”的理念与“意义化写作”，黄恩鹏提出“自然中心主义”，方文竹提出“自律”、“他律”、“未完成”、“理论的理论”，灵焚提出“散文诗，作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被历史传承的可能性”、“冷暴力”，王志清提出散文诗要高扬“天马精神”与“自由精神”，徐成淼提出“要加速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蔡旭提出“散文为体诗为魂”，喻子涵提出散文诗“微言大义”与精品生成四要素（思想、情感、文化、审美含量），章闻哲提出“散文诗社会”说，我也提出了“美中生智”、“异质变构”、“在场书写”、“回应现实”、“差异性”等诗学主张以及“无有相生、以小见大、陌路相逢、我行我素”的散文诗观。尤其值得点赞的是，箫风先生主编的《文学报•散文诗研究》、《湖州日报•散文诗月刊》对各省散文诗创作巡礼式的扫描与研究，灵焚先生主持的《星星•诗歌理论》“散文诗现场”，皇泯主持的《散文诗》刊年度“散文诗笔会”期间的关于“散文诗创作”的主题研讨，亚楠先生主持的年度散文诗“天马奖”颁奖盛典期间安排的“散文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栾承舟先生主持的《山东文学》下半月刊“散文诗专号”之“散文诗大家谈”等，都为散文诗研究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成果发布平台。

 ３、识：即识见、辨识。辨识，即是诗人对客观规律和散文诗创作规律的认识，是创作者对世事的见解、鉴别和判断的能力，“无识则不能取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应成为散文诗人一种哲学追求。这里我想从“识见”这个角度来阐化，即：识见要广。一是阅读面要广。既然散文诗可以向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法、绘画、音乐等兄弟姊妹艺术和左邻右舍体裁借鉴有益的东西以丰富自身营养，那么，作为一位散文诗人，就不能作茧自缚，把自己局限在散文诗的阅读范围，而必须跳出散文诗看散文诗，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甚至于自然科学经典，其中对于艺术哲学和经典文论，我曾在《谈散文诗的阅读与鉴赏》一文中列了一个作者书单，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荷尔德林、叔本华、尼采、罗素、波普尔、杜威、柏格森、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雅斯贝尔斯、怀特海、弗雷格、罗兰•巴特、伽达默尔、德里达、哈贝马斯、福柯、乔姆斯基等，读这些书，虽然很“吃力”，甚至还可能似懂非懂，但只要你长期坚持读与思，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读懂它们，对于提高散文诗的鉴赏力，以及提高散文诗作品创作的深度，我以为是有益的，不信你试试？二是生活面要广。耿林莽先生说：“美学境界的拓宽首先要作家视野开阔起来。不关心现实人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腐败黑暗的事物熟视无睹，只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抒发装点自家‘内宇宙’中那一点点悲欢，就很难将境界拓宽。内容与形式，内容的创新当先于形式。”拓宽生活视野与美学境界，必须“走出去”，在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中发现一些新鲜事物，必须把目光聚焦社会，聚焦现实，与城市、乡村的“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在“平凡的世界”中折射七色缤纷的光束，使散文诗变成“观风俗”的镜子和“正得失”的手段。一个优秀的散文诗人，应是社会的良心，应有温柔敦厚的仁爱情怀，应该具有亲切、家常、朴素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应深深扎根大地、服务人民，善于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哲学与大地深处爱的源泉，写出时代语境下城市的斑斓与丰饶，在自己的散文诗的原野上留住可以触摸的乡愁。一些散文诗作家在拓展生活面的同时，作品的题材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著名散文诗人灵焚先生在人们的眼中，一直是以“形而上”的意味见长，可近年来他的笔触有了新的可喜的变化，在“现实化”方面有了成功的尝试，如他的散文诗《街道》《没有炊烟的城市》《新闻短讯》等篇章，明显地有了现实生活的“体温”，在与现实的短兵相接中进行盛大的灵魂叙事，诚如他自己所言：“如何能在自己极其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有限的作品来探索散文诗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以散文诗的形式承载与揭示自己周遭的日常生活，以这种表现形式揭示这个日益世俗化快餐时代之快餐文化的病灶与悖论，即以最有限的文字，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予读者最多的思想与情感、审美信息。”通过患者、病态、伤口、流行病、他人的脸、穷人和富人等都市的人与事，把自波特莱尔开始的现代性审美经验与都市经验关联了起来，不禁让我想起作为一个先锋现代者的本雅明，揭示的或许正是现代社会市民流行文化的碎片化、废墟的颓落和灵魂与梦的断裂、突兀、怪异、扭曲的病态。三是心胸面要广。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及才胆识见进而论及艺术家的人格修养时，进一步提出“胸襟”说：“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在这里，叶燮把“胸襟”称为“诗之基”，是“性情智慧、聪明才辨”的载体，无怪乎《气势论》的作者第环宁说：“如果说‘才’、‘胆’、‘识’、‘力’四者是与艺术创作直接相关的审美心理品性的话，那么‘胸襟’是指起间接但又是重要作用的伦理品格。这种伦理品格虽然不能直接关乎艺术，但是没有它做依托，那些心理品性也就成了无根之木。”可见，“胸襟”作为“诗之基”是多么重要！从“有理想的人”，到“有远方的人”，再到“有温度的人”，周庆荣先生便是这样，胸怀“理想”、胸怀“远方”，胸怀着一个时代的“体温”，以散文诗给我们带来了时代的正能量与生命的感召力，诗评家李犁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周庆荣是一个有胸怀又有境界的诗人，与现实他递上肩膀以及悲悯和关怀，与远方他递上心灵以及梦想的热爱。”诗人愿意把宽广的心打开，温暖与包容，豁达与大度，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一个有远方的人”，“学会忘记泪水，只牢记露珠”；因为他“开窗，让东风吹。∕今夜，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了”，“吹去浮尘，世界就纯净了；吹去阴霾，人间就光明了；吹去噪音，我们的声音就能传得更远了。”这是温暖的声音，这是充满智慧的声音，这是能带给人们幸福的声音，这是更接近心灵的真实而朴素的声音，这声音里有一种大胸襟，一种大仁爱，一种大品格，一种大情怀！

 ４、力：即骨力，功力，神力、魄力。叶燮说：“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可见，他说的“力”是敢于摆脱传统束缚而自成一家的艺术独创性，是诗人艺术独创的生命力。散文诗评论家黄永健说，这“力”是突破前人的想象力、大胆冲破禁区的颠覆力、别开生面的创化能力，我赞同他的这一说法。所以叶燮说，“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有力者神旺而气足， 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散文诗写作者也概莫能外，“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诗人自奋其力，慷慨激昂，雅健雄豪，大气磅礴，而不依傍他人以便独立门户，自成一家，开一代风气之先也是很自然的事了。散文诗的内在之美，则主要体现在其旺盛的生机与运动的力量上，体现在一种不卑靡、不气馁的骨力的蓄积、冲决、发动与昂扬坚固的持守上，体现在落笔铿锵、掷地有声而与创作主体精魂互通、血脉相连的一种生命活力上，还体现在作品的风神轩昂飘举而创化出的一种近似于气格的力量与自立精神上，故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有力度的散文诗，或因“力”厚而飘逸，或因“力”劲而雄健，乃是冲破传统的压力、墨守成规的套路与诗史给定的秩序的一种锐气与动力，一种气吞山河的胸怀与气度。由此我想起了作为散文诗作家的刘再复先生，他是新时期令散文诗雄姿勃发而独领风骚的健将之一，是“史无前例地壮大与恢宏了散文诗体裁”（程麻语）而意气风发的“大力神”。无论是深海的追寻、又读沧海、寻找的悲歌，还是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无不彰显了诗人深沉的思索、仁爱的情怀、辽阔而自由的灵魂、震撼人心的强音以及天马行空的大气魄、大格局、大胸襟、大境界。著名诗人彭燕郊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接续了鲁迅先生《野草》的传统而独树一帜，被誉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也是彭燕郊散文诗的集大成之作。对此，李红云先生曾撰论，充分肯定彭燕郊此作“可以说将其炽烈的情感和理性的思考交融为一炉，加上其语言的变形和意象的空灵”，“超越现时的社会经验和价值意识，对散文诗这一文体原本应承载的精神重量进行清理和确认，承继了鲁迅式的对心灵世界的矛盾、紧张感的关注，具有对人生问题的根本性关怀和生存体验深刻反省与思考的品质”，进而指出，“这部长诗就其精神内涵的深邃或其艺术语言的新异来说，充分发扬了散文诗的叛逆性与探索精神，达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新的高度”。我以为，正是这种大气开阔与格力遒壮，这种气势充沛与云蒸霞蔚，这种沉雄骏肆与腾掀激荡，使彭燕郊散文诗充满着他人难以企及的刚健特质与气势力量。周庆荣的散文诗《老龙吟》和《关于黄河》中的气势表现为一种力量的统摄。“雷从天空发力，同时让我们集体皈依的是我们熟悉的影像，它穿越时空，解决着眼前的杂乱和曾经的叹息。∕整体的意念，清晰在高空的属于我们的领地。∕请众人一起喊出它的名字：龙”，“肉身的欲念如同每年的桃花，放弃桃子赶在麦穗之前的成熟。∕腾空，驾云，向前一万里！”（《老龙吟》），将老龙的荣光与沧桑，老龙的勇气与血性、老龙的智慧与力量、老龙的责任与使命、老龙的骨气与精神，栩栩如生地揭示与表达出来，令人为之动容！唐代徐寅《雅道机要》云：“势者，诗之力也。如物有势，即无往不克。”势即是力，所谓“势力”是也，观庆荣大兄的“老龙”，以势壮为美，诗以雄健之美绘势力之象，以老龙之态养浩然之气，可谓意气骏爽，元神淋漓，境界十分宏阔。

 总之，运用叶燮“才、胆、识、力”的诗论，来探讨当下散文诗人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素质，我认为是有意义的。“才”是进行创作的艺术才能，“胆”是诗人敢想敢言的创造精神，“识”是诗人对客观规律和散文诗创作规律的认识，“力”是诗人自成一家的艺术独创性。一个优秀的散文诗人，苟能有才有胆有识有力，而且紧紧地抓住理事情，并且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则其创作出来的散文诗，一定会有深度、有硬度、有广度、有力度，从而像我所景仰的泰戈尔那样――充满“思想和感情的仁爱、内心的虔诚、心灵的纯洁、文笔的纯正、自然的高雅－－这一切融为一种深刻、完美、罕见的精神美。”（海顿斯培姆语）。经典是怎样炼成的？“才、胆、识、力”论告诉散文诗人一个源于期待又付诸实践的答案。

2015年6月14-16日，写于育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