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如何回应现实

  崔国发

一个散文诗人，对于当下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新风，应有高度敏锐的感受性，应该抱有更多的热忱与激情，成为现实生活大家庭中亲爱的、真正的、让人信赖的一员，而不可游离于栩栩如生的、真善美的、接近本真的、千变万化的生活图景之外，把自己闭锁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象牙之塔里，于某种艺术定势中进行虚伪造作的、与大千世界相脱节的、重复式的劳动。我们真的难以想象那种迷醉于“过去时”而非“正在进行时”更非“将来时”的写作方式，能给散文诗带来多少大的突破与腾跃。

关于散文诗如何回应现实的话题，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到文学理论课老师多次谈到别林斯基的“镜子”说，强调诗歌是一面镜子，既然是镜子，就要反映富有特征的客观生活，必须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之间亲密的血肉联系；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车氏虽然强调审美地、艺术地再现生活，美是生活，终究还是不能不描画或以更完美的形式呈现生活，不信先验的“假设”而必须“尊重现实生活”、“说明生活”；谈到杜勃罗留波夫关于人民性渗透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文学应反映生活的主要动向，回答当代的尖锐问题，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指出艺术是客观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作家的主要价值在于描写的“真实”；谈到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者”----即便是一个热情的、敏感的、有着天生的巨大才华的诗人，也应当知道和了解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一方面要了解社会生活的每一次脉动的十分深刻的意义，同时也一定要用全力来爱他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来恨那妨碍真、善、美的思想获得血肉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的大量卑鄙龌龊的勾当。”（皮萨列夫：《现实主义者·十四》，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后来，我又读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塞弗尔特的诗观。他说，每个人都应该看到自己生活在某个历史背景中，应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那样生活；我们的生活应该与我们认识的现实、我们凭良心发现的现实相一致；“逃避具体事物和当前的现实，无助于诗人。那会使他自己的人生变得不真实和不自然。”（引自王诜编《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第15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几十年过去了，我所学过的文艺理论，作用于当下的散文诗，为何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原因就在于，我们尚有不少散文诗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喜欢把笔触伸向那些易写或过去人们无数次表达过的一些东西，喜欢在前人的故纸堆中解释与阐述，喜欢在个人的情绪或内心苦闷中寻找一些廉价或空虚的寄托，甚至喜欢东拼西凑、东剪西贴、东张西望而没有属于自己对于新的生活与新的时代体验到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表达，他们的散文诗作品给人们的感觉依然是那么的陈旧，那么的似曾相识，那么的陈陈相因，而对当下城市、农村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变化、新人物、新思想却熟视无睹，难怪在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作品中，严重短缺或稀有人们所期待的“现代性”、“当下性”、“时代性”，严重短缺或罕见那种敦厚朴实、真淳自然、素面朝天的“质朴的气韵”，那种与灵魂“里应”兼与现实“外合”的艺术笔墨，那种倾力以赴现实生活气势宏大的“第一现场”而能够如诗人穆木天所曾说过的“捉住现实”的美学承袭、调整与改变，有鉴于此，穆木天曾经有言：“诗人，为了对于自己忠实起见，是必须对于客观的现实忠实的。真正地认识客观现实的人，真正地认识社会动向的人，是才能获得崇高的真实感情的。”（穆木天：《诗歌与现实》，1934年6月1日《现代》第5卷第2期），我想，穆木天的这一诗观对于今日散文诗如何回应现实，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聚焦“客观现实”，聚焦“社会动向”，或许就能使散文诗在“接地气”中添“底气”，在“聚人气”中增“大气”----散文诗需要严肃地关注现实，需要写“平凡的世界”中那些老百姓的喜与乐、哀与痛，需要充满对民众的深挚厚爱，说出人间的不平，如耿林莽先生那样“为世界喊痛”，一点儿也没有所谓的“高蹈”与清高自许，对底层苦难和土地或人民表示热情的关切，需要关注“大地上的事情”，或如当年胡风先生评说艾青诗歌所追求的那样，“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底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胡风：《吹芦笛的诗人》，1937年2月1日《文学》第8卷第2期）。正是这种温暖与力量，使散文诗在现实生活的维度上找到了繁荣、发展的契机与再次崛起的可能。

前些时候，我在2013年第6期《写作》杂志上，读到了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马建辉先生的宏论《现实主义写作与我国当前的文学思潮》。此文把当下现实主义创作思潮概括为底层文学思潮与非虚构思潮两种。就底层文学思潮而言，作家深入到底层和民众生活的第一线，真实地展示了底层群众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弱势群体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就非虚构思潮来说，以关切现实、展现原生态场景为基本特质。马建辉研究员进而在论文中阐论，以现实主义为内核的文学思潮所体现的内涵主要表现在：现实的人道主义关怀；抽象人性论的退潮与作家对人性社会现实生成观的认同；文学本土意识的增强和文学本土问题意识的增强等等。马建辉的这篇文章，虽然是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的角度综论的，但它对散文诗创作中的“底层新写实”或“非虚构”的尝试，我以为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实生活的介入，就是因为散文诗需要回归到生活的原点，回归到人文关怀与人性抒写上来，回归到对本土人与事、词与物、情与理的观照上来，而不能揪住头发脱离土地、脱离“人”及“人生”乃至于“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诗作品干预生活的深度，就是人文关怀的深度，就是人道主义的深度，就是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就是化古而不泥古、化洋而不西化的深度。我们真的祈盼着散文诗作家更深地接触现实、感悟现实、植根于现实，勇于构建从现实契入心灵的那些瞬间，那些场景，那些人物，那些事件，那些对话，那些意象，那些素材，甚至于是那些喧嚣，那些消费主义时代和市场时代的社会与人性的某些病象，采取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正地使散文诗变得丰富起来、复杂起来、斑驳起来，在难度写作、深度掘发与厚度穿透中，崛起思想与技艺的高度；在虚与实的巧妙结合中，处理好如耿林莽老师所说的“生活、叙事与诗意的关系”；在散文诗的底层文学渗透与非虚构文本构建中，实现更大的突围与进化。

2008年秋天，参加“帕米尔诗歌之旅”的中外诗人，曾经前往黄山黟县，围绕“诗歌如何回应现实”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后来，我先后读到了诗人王家新的文章《诗歌，现实与语言之旅》、诗人宋琳的论文《诗与现实的对称》和波兰诗人达留什·托马斯·莱贝达的《真实生命的诗歌》。王家新在文章中，谈到了诗歌回应现实或许与“现代性”有关系，他还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当然不能不关注现实，但诗的写作与其说是来自对现实的回应，不如说来自对个人经验的挖掘和转化，用另一种说法，诗来自于语言的“回忆”。（参见王家新：《雪的款待》第1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宋琳在文中则如此写道：“诗歌要在现实之上建立一种更高的秩序----这是我所理解的超越”，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宋琳说诗人的选择主要是两种，成为新的隐逸派或向屈原和杜甫学习，关心天下事，“不使亲历者的历史记忆与见证散逸于语言之外。”“二者的交互影响或许还产生出第三种，即着眼于启示未来的、更博大的综合，它们取决于诗人个人的抱负与时代的机遇。”（唐晓渡、西川编：《当代国际诗坛（四）》第278-279页，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莱贝达指出：“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诗是诗人自己所拥有的生命经验和他接近存在本质方式的总和。”（同上，第289页）。这三位诗人，在论及“诗歌如何回应现实”这一问题时，都涉及到了现实、时代、生命、经验、存在本质、语言等关键词，说到底，文本中的现实与实际生活中的现实相互渗透，他们不可能不牵连到生命体验，不可能不牵连到同样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现实之中的语言，这恰恰说明，要使诗歌介入现实生活，不是平面的、机械的、单调的、照相式的反映，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审美的、富有创造性的反映，散文诗在回应现实或介入生活中又何尝不如是呢？或许它在回应现实时确实需要靠诗人敏锐的感受力来领悟，在我们这个转型发展的新时代，散文诗可以见证现实，可以用语言的现实来表现社会的现实，洞见纷繁复杂的现实，可以在本源上重建散文诗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实现散文诗从幻想型向感时型转变，从诗思型向诗史型转变，从虚妄型向真实型转变，使诗人在对现实真相的揭示中，达到为主体生命与生活经验的有效看护。在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中破解现实的难题。有时，贴近现实的平民意识，感同身受地切入真实的生活状态，赋予散文诗以博大而深沉的现实关怀，反而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现实的情况是，老一辈散文诗作家耿林莽、许淇、陈志泽、蔡旭等在回应现实方面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耿林莽关注现实民生，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特别是写打工族的《走过，走过街头》、写年幼失学的卖花女孩的《窗口鲜花》等，不仅读来令人感到悲悯与同情，而且体现了诗人的高尚人格、道德良知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许淇的《城市交响》，写城市雕塑、酒吧、地铁、剧场、喷泉、月票等大量城市现实生活场景与物象，以及调酒师、时装模特儿、芭蕾舞蹈家、陌生女郎、农民工、时尚诗人、流浪汉等城市里的各色人等，扑面而来的是现代城市现实生活的清新之风，对此，许淇在他的散文诗集自序中如是说：“我虽然重表现不重写实，但因为源泉从生活的底层喷涌；我们生存，我们活着，因而我们写作，不可能让内心和客观世界完全隔离。”其实他的城市体散文诗，多侧面地展示出城市现实的斑斓与多姿多采，是散文诗回应现实生活的一大典范。陈志泽散文诗集《热土·乡音·人》把散文诗的镜头聚焦到海峡两岸尤其是泉州那片热土，聚焦闽南侨乡，聚焦船长、惠安女、海外赤子、刻纸大师等人物，这些人物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拨动了作家心弦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陈志泽先生谈到这些作品创作时说，涉及到散文诗的时代感和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生活点燃散文诗作家的创作激情，怎能不捧出火的光焰，特别是经历了饱含人生五味的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那是无法抑制的。蔡旭或许是正式出版散文诗集最多的作家，他积几十年之功，已出版了20多部散文诗集，从近年他寄给我的《熟悉的风景》、《顺流而下》、《生活的炊烟》、《温暖的河流》、《沉淀物》、《简单的生活》等专集来看，他的散文诗零距离地切入了他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举凡自然、社会、人生，以及那些他所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景、熟悉的物等等，都纷纷地走进了他的诗里行间，乃是诗人抒情地吟唱社会与人生的艺术记录，也是他长期以来对生活与现实的感悟与思考。

中青年散文诗作家群中，在“新写实”方面比较突出的有韩嘉川、李松璋、方文竹、黄恩鹏等诸位。生活在青岛的诗人韩嘉川，以大海为背景，无论是写渔民与港湾，还是写城市与人，都浸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对城市生活的抒写与海洋文化的体悟透出了强烈的现代感；现居深圳的李松璋，有着对时代、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异常敏感，耿林莽老师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关注现实、敢于向邪恶发出‘不’的声音的作家之一”，河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其散文诗集《羽毛飞过青铜》的内容推介中说，李松璋“对现实景象的准确捕捉，如静水深流，穿透力锐利而持久，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近年来，他的由国内外新闻而触发的散文诗系列，更是直接面对现实和新闻现场，把“生活写真”与“诗体评述”相结合，匠心独运地融入了现实的因素，文本间性的运用，产生了“互文”式的奇妙效果。方文竹是诗论兼擅的散文诗大家，提出过许多独创性的散文诗论语，在散文诗如何回应现实上，他撰写的论文《现实生活的介入与散文诗的突破》所标举的论点可谓发人深省，把对现实生活的新书写上升到散文诗的新突破的高度，文竹兄的创见一针见血，一下子便找准了问题的关键，为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散文诗如何突破的难题指点迷津，找到了一条通往艺术新径的康庄大道。就他个人的创作而言，从他的《东方智慧》系列、《今生今世》，到干预现实的《城市突围》、《城市空白》，到与现实生活短兵相接的《纪实体散文诗》，再到近年推出的《月牙湾诗篇》系列，可谓步步为营，全面逼近现实生活的堂庑，其散文诗创作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使现实主义散文诗创作向纵深发展，很多篇章涉及到的表现对象都是第一次面对，写他人之所未写，他的实验品格极为珍贵，他对散文诗的识见与实践，开辟了散文诗新写实与非虚构的新境界。黄恩鹏是散文诗坛深具功力而倡导“自然中心主义”的一位健将，是对散文诗如何回应现实、对人类应有的生活本态有着独特理解的艺术翘楚，自2001年他开始滇西之行走进怒江大峡谷时起，恩鹏兄每年都花一定的时间走出书斋，深入生活的现场，采集到许多鲜活的、来自现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他散文诗创作的丰富与发展，超拔到一个新的标高。他在《过故人庄》自序《谁是谁的果实》开头即写道，十几年来，他“迷恋上了这种栉风沐雨式的行走：翻越高黎贡山，暴走金沙虎跳，逐浪澜沧江水，探寻茶马古道，踯躅偏僻乡村，甚至探险当年中越边境险象环生的堑壕、无人涉足的草地山林，走近胼手胝足的农人。这种自虐式的游历，脱掉了我身上的世俗硬壳，使我轻捷地融入了自然。”如果没有这种“暴走”与对“现实”魅力的新发现，就没有他那脍炙人口的《滇西写意》；如果没有这种“探寻”与“踯躅”，便不可能有他那极富民族风情与艺术风韵的长篇散文诗名篇《去黔东南一个叫高增的侗寨》！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寒梅吐清香？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现实生活光怪陆离，就看你是否下苦功夫体验生活，回到现实生活之中，你会发现那些“原生态”的生存本相，那些五花八门的人生图景，那些丰沃肥美的生活土壤，原来是如此地让你受用无穷！

曾记否，《散文诗》杂志主编皇泯先生提出的《伪散文诗的八大特征》；曾记否，方文竹诗家若干年前列数的散文诗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的缺失，他说：“再翻读一下目前的散文诗吧，我们看到大量的作品动不动就是风花雪月，小资情爱，古诗词改写，个人小感触，词语游戏，节假祝贺，等等，有多大意思？有多少发展前景？平浅，平庸，套路，自我重复，个性泯灭。甚至很多成名作者也难免摆脱症。若这样下去，何言散文诗的发展？该是值得我们这些搞散文诗的同仁认真深思的时候了！”可是，我们大家“深思”了近十年，翻看当下的散文诗，却还是“涛声依旧”，手持一张旧船票，仍未介入新现实与新生活的那条“客船”！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皇泯和文竹先生的“忠告”----直面现实，干预生活，聚焦人生，不做时代精神的“睁眼瞎”。我们不妨听取著名评论家张韧的一席话：“文学如果远离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与人之存在价值疏淡，作品无疑失掉了血脉”；底层文学“突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文学’为基点，作家面对底层不是居高的俯视，也不是站在‘边缘’的观赏与把玩，而是以平民意识和人道精神对于灰暗、复杂的生存境况发出质疑和批判，揭示底层人悲喜人生与人性之光。”（《从新写实走近底层文学》，《文学星空的求索》第510、511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不仅仅是张韧先生这样说，就连现代派经典作家阿尔贝·加缪也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现实，艺术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文学应当表达大家都明了的东西，表达我们大家都密切相关的现实。”加缪还强调指出：“一旦与自己的社会相隔绝，他就只能创作出形式主义或抽象的作品。”（同上书，第504页），因此，我衷心地希望，当下的散文诗作家们，都要增强对现实的意识，增强现实的忧患，增强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作为散文诗爱好者，我也真诚地祈盼，现实生活对咱们散文诗的发展走向，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